景德元年（1004 年）深秋的澶州城头，北风卷着战旗猎猎作响。寇准身披铠甲，站在宋真宗身旁，望着城下辽军的连营大寨，高声道：“陛下亲征，军心大振，此乃破敌良机！” 这位四十二岁的宰相，鬓角已见风霜，但眼神中的锐利丝毫未减。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在巴东县令任上的那个雨夜 —— 当时他顶着压力开仓放粮，百姓跪在雨中高呼 “寇青天”，谁能料到自己会在花甲之年，成为大宋江山的中流砥柱？案头那封弹劾他 “刚愎自用” 的奏章，墨迹未干，却与城楼下将士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寒门士子在权力漩涡中的坚守与抗争。在大宋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寇准以 “面折廷争” 的特质，辅佐真宗抵御辽军，用生命践行着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的信念，其 “澶渊定策” 的功绩背后，藏着一个直臣在宦海沉浮中的赤子之心。
少年得志：从神童到朝堂新锐的崛起之路
建隆二年（961 年），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的一个官宦家庭，寇准降生时恰逢其父寇湘任魏王府记室参军。寇家虽非顶级豪门，却也是书香门第，寇湘以文才闻名，曾为后晋进士，入宋后仍在王府任职。作为家中长子，寇准自幼便被寄予厚望，母亲赵氏更是亲自教他读书写字。
寇准天资聪颖，三岁时便能背诵《论语》中的篇章，七岁时所作的《华山》一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更是在当地传开，被誉为 “神童”。有次邻县的县令听闻其名，特意前来考较，出了上联 “雏凤学飞，万里风云从此始”，寇准不假思索对出 “潜龙奋起，九天雷雨及时来”，令县令惊叹不已，连称 “此子日后必成大器”。
十四岁那年，寇准随父迁居大名府，拜在名儒王彻门下。王彻是当时有名的学者，门下弟子众多，寇准是其中最年幼的一个，却也是最刻苦的一个。他常常通宵达旦地读书，寒冬腊月里，手冻得发僵，便放在嘴边呵气取暖，继续研读。王彻见他如此，感叹道：“此子日后必成大器，然其刚直之性，恐多坎坷。” 在王彻的教导下，寇准不仅学问日益精进，更培养了 “以天下为己任” 的抱负。
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十九岁的寇准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有个惯例，主考官多取老成持重之人，对于年轻考生往往有所轻视。有人劝寇准虚报年龄，将十九岁说成二十多岁，寇准却严肃地说：“吾正年少，为何要欺瞒朝廷？凭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方能心安理得。” 考试中，他才思敏捷，下笔千言，所作策论《御戎策》针砭时弊，提出了不少抵御契丹的良策，主考官阅后大为赞赏，将他取为进士。
中进士后，寇准被授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县（今湖北巴东）。巴东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寇准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深入民间了解情况。他不带随从，穿着便服，走遍了巴东的山山水水，倾听百姓的疾苦。他发现当地赋税繁重，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许多百姓因交不起赋税而流离失所。
回到县衙后，寇准当即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巴东的赋税。转运使得知后，斥责他 “擅改朝令，目无上级”，寇准却据理力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百姓流离失所，国家赋税何出？朝廷设官，本为安抚百姓，而非盘剥百姓。” 他还在奏章中详细列举了巴东百姓的苦难，以及繁重赋税带来的危害。朝廷收到奏章后，宋太宗被寇准的真诚所打动，下令减免了巴东的部分赋税。
在巴东任上，寇准还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巴东多山地，易受旱灾，他亲自带领百姓修建了十余处水利工程，灌溉农田数千亩。他还创办学校，聘请有学问的人担任教师，让当地子弟有机会读书识字。有次暴雨成灾，江水上涨，威胁到县城的安全，寇准亲自率领百姓筑堤防洪，他脚踩泥浆，日夜不休，手上磨出了血泡也毫不在意。百姓们深受感动，纷纷加入筑堤的行列，最终保住了县城。
寇准在巴东任职三年，当地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离任时，百姓们拦路相送，有的提着鸡蛋，有的拿着布匹，有的甚至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寇准含泪对百姓说：“吾为父母官，此乃分内之事，无需如此。” 他只收下了百姓们送的一束巴东特产的香草，作为纪念。
淳化二年（991 年），寇准因政绩卓著被召回京城，任枢密直学士。枢密直学士虽品级不高，却能参与军国大事，是皇帝的近臣。寇准刚直不阿，敢于直言进谏，很快便在朝堂上崭露头角。有次太宗召集群臣议事，讨论如何处理地方藩镇问题，寇准与宰相吕蒙正意见不合，当庭争执起来，声音响彻大殿。太宗虽有些不悦，却也佩服他的胆识和正直，事后叹道：“朕得寇准，如唐太宗得魏徵也。”
面折廷争：在权力漩涡中坚守的直臣风骨
淳化四年（993 年），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 —— 参知政事王沔的亲信王淮贪赃枉法，数额巨大，按律当斩。王沔却利用职权为其开脱，只将王淮杖责后流放。寇准得知后，极为愤怒，他收集了王淮贪赃枉法的证据，以及王沔包庇纵容的事实，在朝堂上弹劾王沔。
王沔在太宗面前哭诉辩解，说自己是被冤枉的，还说寇准是出于嫉妒才陷害他。太宗一时犹豫不决，寇准则手持卷宗，逐条陈述王沔的罪状，声色俱厉，毫不退让。他说：“王淮贪赃枉法，证据确凿，王沔身为参知政事，不仅不加以惩处，反而包庇纵容，此乃渎职之罪，若不严惩，何以平民愤，何以正国法？” 太宗见寇准证据确凿，态度坚决，最终下令将王沔罢官，王淮则被处斩。
此事之后，寇准虽然赢得了正直的名声，却也得罪了不少朝臣。有人劝他：“官场险恶，树敌太多对你不利，以后还是少管闲事为好。” 寇准却严肃地说：“若为自保而不言，何以为臣？身为朝廷大臣，当以国家社稷为重，岂能因怕得罪人而置国法于不顾？”
至道元年（995 年），寇准升任参知政事。当时太宗晚年多病，皇子之间为争夺皇位继承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朝政一片混乱。寇准对此深感忧虑，他认为立储是国家大事，若不早日确定，必将引发更大的动荡。于是他在一次面见太宗时，直言不讳地说：“陛下，立储乃国之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陛下当早作决断。”
太宗听后，沉默了许久，然后问他：“诸子中谁可立为太子？” 寇准答：“陛下为天下择君，不当问臣，当问百姓。但臣认为，太子当以贤德为重，能为天下百姓谋福利。” 太宗听了寇准的话，心中有了主意，最终立三子赵恒为太子，即后来的宋真宗。
真宗即位后，寇准因得罪了权臣丁谓，被贬为陕州知州。丁谓是个善于阿谀奉承的人，他见寇准深受真宗信任，心生嫉妒，便处处排挤寇准。寇准虽然被贬，但仍心系国事，他在陕州任上，多次上书真宗，谈论边防要务，提出了不少加强边防的建议。
咸平六年（1003 年），辽军大举南侵，边报频传，京城震动。真宗想起寇准的才能，认为他有勇有谋，熟悉边防事务，于是将他召回京城，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寇准接到任命后，毫不犹豫地启程回京，他对家人说：“国家有难，吾当挺身而出，岂能推辞？”
景德元年（1004 年），辽军再次南侵，其势凶猛，很快便逼近澶州（今河南濮阳），威胁到京城开封的安全。朝堂之上，大臣们惊慌失措，意见不一。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以避开辽军的锋芒；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则主张迁都成都（今四川成都），认为那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唯有寇准力主抵抗，他说：“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亲征澶州，必能击退辽军。若迁都，则人心涣散，国将不国！” 他还怒斥王钦若、陈尧叟：“此等言论，动摇军心，当斩！” 真宗本就胆小怕事，见辽军势大，心中十分害怕，听了寇准的话，虽有些犹豫，但也觉得迁都不是长久之计，最终决定亲征。
亲征途中，真宗又动摇起来，他看到沿途逃难的百姓，听到辽军的凶猛传闻，便想中途回师。寇准得知后，急忙赶到真宗的行宫，劝道：“陛下若回师，则军心瓦解，辽军必乘胜追击，到时候不仅开封难保，天下也将大乱。陛下唯有继续前进，才能鼓舞士气，击退辽军。”
为了坚定真宗的决心，寇准还找来殿前都指挥使高琼，让他劝说真宗。高琼是个勇猛善战的将领，他对真宗忠心耿耿，见真宗犹豫不决，便在真宗面前叩首说：“寇相公所言极是，臣等愿誓死保卫陛下，随陛下亲征澶州，必能大破辽军！” 真宗见高琼态度坚决，又想到寇准的话有道理，这才下定决心，继续前进。
澶渊定策：以勇气与智慧铸就的宋辽和平
景德元年（1004 年）十一月，真宗抵达澶州南城。澶州分为南城和北城，中间有黄河相隔，北城是前线，直接面对辽军的进攻。真宗见辽军势大，又想停留在南城，不愿过河到北城去。
寇准力请：“陛下若不过河，则人心危惧，难以退敌。如今辽军虽势大，但已是强弩之末，我军士气正盛，陛下亲临北城，必能鼓舞士气，一举击退辽军。” 他还亲自陪同真宗过河，登上北城城楼。
宋军将士见皇帝亲自来到北城前线，士气大振，欢呼声传到数十里外。辽军见宋真宗亲征，又看到宋军士气高昂，心中不免有些畏惧。当时辽军大将萧挞览自恃勇猛，在城下督战，想炫耀武力，威慑宋军。宋军将领张瑰见萧挞览在城下耀武扬威，大怒，下令用床子弩射击。床子弩是当时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射程远，杀伤力强，一箭射出，正中萧挞览的头部，萧挞览当场毙命。
萧挞览是辽军的名将，勇猛善战，深受辽军将士的爱戴，他的死让辽军士气大挫。萧太后见战局不利，又担心辽军孤军深入，后路被切断，于是派人向宋军求和。真宗本就不愿再战，见辽军求和，当即同意，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
寇准对曹利用说：“岁币不得过三十万，若过此数，吾斩汝！” 曹利用不敢违抗，前往辽营谈判。辽方提出要宋朝割让关南之地，并每年输送岁币百万两。曹利用据理力争，说割地绝无可能，岁币也只能在三十万以内。经过多次谈判，辽方最终同意了曹利用的条件。
最终宋辽达成协议：宋辽约为兄弟之国，辽主称真宗为兄，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宋每年向辽输送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撤兵，互不侵犯，在边境开设榷场，进行贸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 签订后，宋朝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经济文化得以发展。但也有人指责寇准，说他 “以三十万岁币换取和平，乃城下之盟，非国之福”。寇准反驳说：“若不如此，则战争不息，百姓流离失所，国家耗费的军费何止三十万？每年三十万岁币，对于大宋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却能换来边境的安宁，让百姓安居乐业，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他还说：“吾此举，为天下苍生计，非为个人功名。”
澶渊之盟后，寇准的威望达到顶峰，百姓们都称赞他是 “社稷之臣”。但也因此遭到更多人的嫉妒，王钦若便是其中之一。王钦若向真宗进谗言：“澶渊之盟，乃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寇准以陛下为孤注一掷，此乃赌博也，若输了，陛下将如何自处？” 真宗本就对亲征之事心有余悸，听了王钦若的话，对寇准渐渐疏远。
景德三年（1006 年），寇准被罢相，贬为刑部尚书，知陕州。离京时，许多百姓前来送行，有人痛哭流涕。寇准对真宗派来送行的使者说：“请转告陛下，若信谗言，疏远忠良，则国将危矣。” 真宗听了使者的回报，虽有悔意，却也没有挽留寇准。
宦海沉浮：刚直性格导致的坎坷命运
天禧三年（1019 年），寇准再次被召回京城，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真宗病重，经常昏迷不醒，朝政大权渐渐落到了刘皇后手中。刘皇后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她想效仿武则天，临朝称制，于是拉拢了一些大臣，形成了一个以她为核心的政治集团。
寇准担心外戚专权，危害国家安危，于是劝真宗：“陛下当立太子，以固国本，且应择方正大臣辅佐太子，防止外戚干政。” 真宗同意了寇准的建议，命寇准起草诏书，立太子赵祯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宋仁宗，并让李迪、丁谓辅佐太子。
但丁谓早已投靠了刘皇后，想独揽大权，与寇准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丁谓曾想拉拢寇准，有一次在宴会上，寇准的胡须上沾了菜汤，丁谓见状，连忙上前为他擦拭。寇准却怒斥道：“参政乃国家大臣，岂可为人拂须？” 丁谓又羞又恨，从此与寇准势不两立，处处与寇准作对。
天禧四年（1020 年），丁谓诬告寇准谋反，说寇准想拥立太子，架空真宗，夺取皇位。真宗当时病重，神志不清，糊里糊涂地相信了丁谓的诬告，下令将寇准贬为道州司马。道州（今湖南道县）地处偏远，条件艰苦，寇准的亲朋好友都为他感到不平，寇准却坦然道：“吾一生光明磊落，何惧诬告？只要问心无愧，在哪里都一样。”
离京时，百姓们拦路相送，有人痛哭流涕地说：“寇相公，您是被冤枉的，我们一定会为您申冤！” 寇准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对百姓们说：“多谢乡亲们的厚爱，吾虽被贬，但心仍在朝堂，仍在天下百姓。”
乾兴元年（1022 年），仁宗即位，刘太后临朝听政，丁谓权势更盛，他又将寇准再贬为雷州司户参军。雷州（今广东雷州）地处岭南，气候炎热潮湿，瘴气弥漫，是当时有名的蛮荒之地，很少有人能在那里长寿。寇准被贬到雷州后，并没有消沉，他泰然处之，在当地办学堂，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
他在雷州创办了一所学堂，聘请当地有学问的人担任教师，让雷州的子弟有机会读书识字。他还带领百姓修建水利工程，改善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雷州百姓都称赞他是 “再生父母”。
天圣元年（1023 年），寇准在雷州病逝，享年六十三岁。临终前，他对左右说：“吾一生无愧于天地，无愧于陛下，无愧于天下百姓，足矣。” 他还留下遗愿，将自己的遗体运回故乡安葬。
百姓得知寇准去世的消息，罢市巷哭，如丧考妣。他们自发地为寇准修建了祠堂，供奉他的画像，每逢清明时节，都有人前来祭拜。
青史留名：直臣典范与后世评价
寇准死后，仁宗渐渐长大，了解到寇准的冤屈。明道二年（1033 年），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第一件事便是为寇准平反昭雪，追复其太子太傅、莱国公之职，赠中书令，谥号 “忠愍”。诏书称：“寇准忠言谠论，正色立朝，扶持国本，社稷之臣也。其冤屈既雪，当厚葬之。”
仁宗还命人将寇准的灵柩从雷州运回故乡华州下邽安葬。灵柩途经之地，百姓自发设祭哭拜，道路为之堵塞。有位曾在澶州之战中服役的老兵，拄着拐杖哭送三十余里，说：“若无寇相公，我等早已沦为辽人奴隶矣。” 灵柩抵达华州时，当地百姓倾城而出，哭声震野，连前来监察的官员也为之动容。
寇准的一生，是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的生动写照。他以刚直不阿的性格，在波诡云谲的官场中坚守本心；以 “以天下为己任” 的担当，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他的功绩，不仅在于澶渊之盟的签订，为宋朝赢得了百年和平，更在于他为后世树立了直臣的典范，证明了在权力面前，仍有人能坚守正义与良知。
正如他在被贬雷州时所作的《临海驿夏日》中所言：“岭外炎蒸当盛暑，雨余新馆觉微凉。最怜夏木清阴合，时有幽禽送好音。” 即使身处逆境，他仍能保持乐观与豁达，因为他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终将被历史所铭记。
寇准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官位的高低，而在于是否为国家和百姓做了实事；一个人的品格，不在于言辞的华丽，而在于是否能在诱惑与压力面前坚守本心。他的精神，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中国历史的天空，也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