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东京的日子也就跟国内二线城市差不多。”

这句半开玩笑的话，2026年在旅日华人圈里传得越来越广。拿经济总量硬比，这话当然不严谨。

可它比的本来就不是总量，而是钱包里的实际感受。有人算过一笔账：东京一套七十平米上下的老公寓，房租加水电每月十几万日元。

折成人民币，在成都、长沙、合肥足够租一套像样的电梯两居。汇率又让这笔账更难看。

人民币兑日元从几年前的1比15出头涨到如今的1比20以上，同样的日元工资一换成人民币，就少了一截。物价也在涨。

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工资涨幅没跑赢物价，实际工资连续第四年下滑。奇怪的是，政府并没有捂紧钱袋子。

高市早苗2025年10月上台后，11月便批出约21.3万亿日元的经济对策，之后又拿出食品消费税两年期减税方案。钱花出去了，市场却不买账：长期国债收益率一路上行，而日本政府债务早已超过经济总量的两倍。

问题出在钱流向哪里。这一轮砸钱，大头押在芯片、人工智能这些“未来产业”上，钱流进了厂房和生产线。

日元贬值推高的进口成本，却实实在在算进了每个家庭的购物小票。国家在为明天下注，居民在为今天买单。

“越过越紧”的感觉，就是从这个落差里来的。反观国内，短板依然存在。

但完整的工业门类、越织越密的高铁网，加上新能源车、光伏、无人机、人工智能等领域不断升级，正把二线城市的生活品质和发展预期一路往上抬。所以，“日本相当于二线城市”是句夸张话，但并非空话。

它衡量的不是国力高低，而是走势：一边在加速，一边在原地打转。这个落差到底卡在哪儿？

在韩国生活多年的高丽大学特任教授保坂祐二，今年夏天从增长、工资、汇率、物价和政策几个方面做过一次分析。到了11月，他指出的那对矛盾，也就是政府砸钱、央行加息，非但没有解开，反而更突出了。

9月18日，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为1995年以来新高，这是三个月内的第二次加息。10月30日，日本央行以8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维持1.25%不变，并把2026财年核心CPI预期从2.5%下调至2.4%。

超过八成的经济学家预计，下一次加息将在12月。财政方面，高市政府计划明年4月起实施食品消费税两年期减税，但截至10月下旬，相关法案仍未在国会通过。

日本国内普遍认为经济增长率过低。

长期以来，日本每年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1%至1.2%左右，这一水平已持续近30年，因此在日本被视为常态。相比之下，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如果不超过3%，反倒显得有些反常，韩国半导体产业表现良好。

高丽大学特任教授保坂祐二最初来到韩国时，韩国的经济增长率接近10%，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情形，而日本的高增长也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市内阁公布了经济财政运营基本方针，计划向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推动超过370万亿日元的官民投资。此后，预算申请的支出上限也被取消，高市内阁由此投入了大量资金。

谈及高市内阁投入巨资的目标，保坂祐二指出，从他大学毕业时至今，日本的起薪几乎没有变化，可以说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工资体系，起薪根本涨不上去。

日本工会在工资谈判中非常强势，新冠疫情之后工资开始上涨约4%至5%，但实际工资仍略呈负增长或基本持平。从韩国人的角度看，日本是国民生活富裕的国家，日本人也有很强的富裕感，但按照这种工资状况，参加工作的人其实属于低收入群体。

保坂祐二认为，在日本，即使只拿最低工资、做的不是好工作，甚至是3D之类的工作，只要工作就能维持生计。然而，物价越来越贵，工资上涨的速度跟不上，最终生活变得有些困难。

虽然困难，但这样的生活仍然可以维持，这是日本人的普遍感受。高市内阁投入巨额资金，日本国债利率随之大幅攀升，7月9日一度升至2.885%，创近30年来的高位。

与此同时，日本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也出现了相当大的波动。对此，日本人并不认为这是整体性危机，尤其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领域，行情有好有坏，用日语来说就是“波动性”（volatility），即各方面的经济指标反复起伏。

汇率方面，日元兑美元大幅贬值，7月初跌至1美元兑162日元，随后又跌至163日元，据称是40年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央行已将利率上调至1%，但日元贬值仍在发生，而且似乎难以控制。

保坂祐二认为，影响因素虽然很多，但最根本的是美日两国的利率差距。美国政策利率在3.5%至3.75%之间，而日本只有1%，因此很多人卖出日元、买入美元。

尤其是日元套息交易，即卖出日元以获取稍高的利息，这本质上是对货币的押注。日本的低利率是主要因素，市场预计这种情况不会很快结束，未来仍将持续。

由于利率定得过低，日元本身的价值依然偏弱，这一点已成为共识。于是美国出手了。7月底，美日两国外汇当局展开了全力配合。

日元贬值有利于日本出口企业扩大出口，但这并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对美国企业不利。日元走强、美元小幅贬值后，就能够购买更多，这实际上对美国经济有利。

特朗普政府追求的正是美元走弱、日元走强，特朗普总统对高市内阁也持友好态度。可以说，美国有着非常精明的算计，双方利益是一致的。

然而，由于美日利差依然存在，这种做法的效果不会持久，不过是临时的权宜之计。物价方面，6月份日本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上涨7%以上，进口物价指数据称暴涨近30%，这似乎是高油价或日元贬值造成的现象。

日本当地民众普遍反映，食品价格涨得太多，每天都在上涨。人们首先削减外出就餐等开支，转而去市场采购，但对家庭主妇来说，价格天天上涨，负担十分沉重。

家里所有食品开支都在上涨，是家庭主妇最常说的话，她们也会把这些话讲给丈夫听，因此整个日本家庭都觉得，即使工资上涨了一点，物价上涨的速度更快，负担依然巨大。日本央行已将利率上调至1%，外界预计10月前后还将再次加息。

然而，高市首相领导的内阁扩大财政，正在大量花钱，央行与政府之间由此出现了一定冲突。从日本民众的角度看，很多人认为物价上涨对日本来说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同时也意识到应当通过加息来抑制物价。

但利率一旦上升，住房贷款利率也会随之上升，最终给生活带来巨大负担。企业同样如此，依靠各类贷款开展业务的企业，其贷款利率也将上涨。

因此，从日本的整体情况来看，除了加息别无选择，但这也意味着实际负担的增加。高市内阁则会继续投放资金，反对加息，事实上也一直在释放这一信号，这样做也是为了将内阁支持率维持在一定水平。

一边投放资金，一边提高利率，这完全是矛盾的，却又是不可避免的局面。这种不稳定的经济政策究竟能持续多久，越来越令人怀疑。

在韩国人眼中，常有人将高市首相与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相提并论。安倍内阁和高市内阁的经济政策似乎都以宽松货币为目标，但两者之间存在区别。

保坂祐二认为，当前的情况与安倍经济学时期略有不同，转折点是新冠疫情。安倍经济学主要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推行的，其实质是为了克服通货紧缩。

日本长期没有通胀，因此安倍经济学将目标设定为2%的通胀率，通过投放资金来制造通胀，但最终仍未达到2%。而高市内阁处于后疫情时代，通货膨胀自然发生，通胀率已超过2%，物价也在上涨。

安倍时代物价不涨，因此要推高物价；如今则是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同时，追求更强劲的增长战略。

两者在推动的内容上有相似之处，但安倍经济学时期日本本身处于停滞状态，需求不足，当时强调的是加强需求；而现在实际关注的是供给，即加强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的供给，打造强大的日本。日本在IT和人工智能方面相当落后，这一点广为人知。

在人工智能主导当今世界的情况下，通过大力加强这一领域，使日本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实现增长，这是安倍经济学与高市经济学的不同之处，也体现出高市内阁在这一层面上实现增长的强烈愿望。

与此同时，韩国KOSPI指数如暴风雨般上涨，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企业受到关注。

在日本，韩国新闻以日语传播，《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中央日报》以及韩联社等都有日文版，日本人阅读韩国新闻很快就能理解，就连韩国相当敏感的新闻也会原样以日文刊出，因此日本人对韩国的情况相当了解。

对于韩国经济，日本人认为它由SK海力士和三星电子两家企业主导，而非常遗憾的是，日本实际上没有能够在这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企业。尽管日本经济本身并未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但日本人对此的看法有些严厉。

高市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以韩国为参照，正在进行大量投资，已在名为Rapidus的半导体企业以及台湾地区的台积电等方面有了大量布局。高市政府的目标是以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产业为参照，先对标韩国，十年后再对标台湾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