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迹》之所以成为跨世纪学术经典，核心在于其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构建了 “图像实证 + 方法论范式” 的双重学术支撑，成为建筑史、佛教史、考古学等多领域的基础性文献。

其首要学术价值是一手图像史料的系统性抢救与留存。1920-1928 年间，常盘大定与关野贞五度踏查十余省，收录近三千帧晚清民初遗迹照片，涵盖古建筑榫卯、石窟造像肌理、碑刻文字、市井遗存等多元品类，形成该时期最完整的文化遗产影像档案。更关键的是，书中记录的云冈石窟未风化造像细节、已毁古寺的构件形制、模糊碑刻的原始字迹等，如今多因风化、战乱或改建消失，这些影像成为不可再生的实证资料，为遗迹年代考证、形制复原提供唯一参照。

其次是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开创性构建。作为佛教史专家与建筑史学者的跨界合作，二人将宗教文化解读与建筑形制分析深度融合，更开创 “文献考证 + 实地踏查” 的研究模式 —— 以史籍、方志、寺志等文字资料为纲，以物质遗存为证，实现文献与实物的相互印证。这种跨学科思维，为后续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可复用的方法论框架。

此外，其补史正讹与学术空白填补价值尤为突出。书中对铭刻文献的系统记录，增补了《全宋文》等典籍的疏漏；对偏远地区小众遗迹的调查，拓展了研究地理边界。即便原著存在部分误判（如佛光寺东大殿年代），也为后世校勘提供了学术对话的靶点，而中文全译本新增的 “踏查校记”，更让这种学术传承形成闭环。

从实证留存到范式构建，这部著作早已超越普通图录范畴，成为文化遗产研究的 “学术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