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 岁这年,袁钧瑛把半辈子攒下的实验样本、设备和科研平台,整体搬回了上海。
就在不久前,她刚领到 2026 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单项奖金 1000 万元。
按常理,这样的经历该是一片认可,可一段论坛采访放出来后,讨论的重点却从她带回的成果,转到了一句身份表态,又翻出一笔 30 多年前的旧账。
争议来自 10 月 31 日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期间的一次采访,谈到身份问题时,她表示不以国籍划分身份,自己仍是上海人,血是中国的血。
持有美国护照的背景下谈及血脉归属,在不少网友听来并不顺耳,舆论关注的重点不在这句表态本身,而是希望听到对一段 30 多年前往事的回应。
要把往事说清楚,需要回到 1977 年,恢复高考当年,袁钧瑛在上海一家棉纺机械厂做工,三班轮换,白天在车间上班,晚上自学备考,最终考出上海理科第一名,进入复旦大学生物系。
从工厂工人到高考榜首,这段经历放在任何年代都不寻常,1982 年毕业后,她通过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赴美国进入哈佛大学。
这项背景关系到后来舆论如何看待当年的选择,该项目由国家组织选拔,先后送出 400 多人,国家负责选拔组织并承担部分差旅开销;她读博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主要来自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
双方没有签订书面服务合同,更多是一种未写明的期待,稀缺名额给到个人,学成之后通常被期望回国效力。
1989 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她选择留在海外,此后在哈佛医学院逐步晋升到冠名讲席教授,2007 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17 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之后加入美国籍。
据《南华早报》介绍,她也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亚裔女性正教授,这些头衔分量扎实,同时也让国内舆论反复想起,她当年走了另一条路径。
网友的不解在情感层面有其来由,无论把当年的期待称作默契还是约定,未被兑现的感受确实存在。
需要分开讨论的是,对 1989 年未回国这一选择的评价,与对 2020 年回国工作价值的判断,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把两者合并,讨论就很难理清。
先看回流阶段的实际情况,2020 年,62 岁的袁钧瑛辞去哈佛大学全部教职,全职回到上海,担任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一种网络说法认为,她是在海外发展空间收窄后回国取得平台和待遇,这与事实并不相符。
该中心并非 2020 年为她新设,早在 2012 年就由她牵头筹建,从 2012 年到 2020 年,她以筹建者身份往返中美两地 8 年,把一个从零起步的平台逐步搭建起来。
2020 年全职接手时,中心已有 16 个独立实验室,冷冻电镜、高通量筛选等共享平台建成投用,临床转化管线也在持续推进。
2024 年还有一项安排值得注意,她把波士顿实验室积累数十年的冷冻科研样本,连同相关设备整体打包,跨太平洋转运到上海张江。如果只是回国出席活动、领取薪酬,不需要把长期积累的实验材料搬迁到另一处研究平台。
再看学术贡献的实际分量,她长期研究细胞死亡机制。早年生物学界普遍认为,细胞坏死是受伤或中毒后的被动过程,不可调控。
袁钧瑛开辟的程序性坏死研究方向,确认这类坏死存在可被调控的机制,相关机制与阿尔茨海默病、中风、肠炎等多种疾病存在关联。她团队找到的 RIPK1 靶点,目前全球有 20 多家药企围绕该靶点开发新药,部分药物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2026 年获得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对应的是她数十年的基础性研究积累,并非回国之后短期内形成的成果。
还有一种讨论集中在经费分配,认为资深归国科研人员会挤占青年科研人员的经费空间。这一顾虑需要分开看。青年科研人员经费偏紧、资助率不高,是现实压力,但青年基金与资深人才引进在资助渠道上属于两条线,并不共用同一个资金池。
公开报道也说明,外籍身份科学家在国内全职工作并承担科研项目,在国内科研界并不少见,相关政策对此有明确规定和管理办法。
近年国家推进科研评价改革,提出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持续加大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支持,科研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压力,不宜集中归到某一位科学家身上。
回到那句关于血脉的表态,表述方式本身留有讨论空间。持有美国护照的背景下谈论血缘归属,在不少听众听来并不自然。公众更想听到的,其实是对当年那份期待的回应。
血缘由先天决定,不需要额外论证,信任则依靠后天行动逐步建立。用血缘层面的表述回应信任层面的疑问,两者指向并不一致,话题被放大也就不难理解。
反过来讲,若仅凭一句表态或一段 30 多年前的往事,就否定她此后所有的工作与行动,同样不是客观看待问题的方式。袁钧瑛不是完人,也不宜被简单归为看重个人得失的选择者。
放在时代背景里看,她几次关键决定都由个人判断主导,1977 年参加高考,1982 年赴美深造,1989 年留在美国,2020 年回国工作。几次决定各自对应着当时的环境条件,也掺杂个人判断。
用早年回国即被肯定、晚年回国即被质疑、留在海外即被否定这类单一标准去衡量,虽然容易形成情绪共鸣,却无法反映她几十年的实际工作,也难以衡量她带回的成果价值。
在中美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华裔科学家的身份问题比以往更加敏感。一部分华裔科学家在海外面临审查和压力,回国之后又可能面对不同角度的质疑。袁钧瑛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代跨国科学家所处的中间位置。
对一名实验科学家而言,62 岁远未到研究工作收尾的阶段,68 岁同样如此。把长期研究积累、实验样本、平台条件和转化链条一并转移到国内,客观上能帮助相关领域补上短板、推进本土科研和药物研发,这类贡献可以用实际成果衡量,不会因舆论声音而改变。
人们对早年那份期待没有落地感到在意,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对一位 68 岁带回长期成果回国做事的科学家,也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把这两种感受压缩成非此即彼的简单结论,对个人并不公平,对往事本身也不算充分的梳理。
放到更大视角下看,海外科学家回流是国家科研实力和开放环境的一种体现,如何看待他们当年的选择、当下的贡献以及身份层面的争议,反映的是社会评价的分寸。
区分历史条件下的个人选择与现阶段带回的实际价值,把不同层面的问题分开讨论,才能避免情绪替代事实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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