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知识界的“满蒙研究”有了更深层次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们“已经对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等地产生了有如国土的感觉。”
1908年，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大力支持下，“满铁”成立了“历史地理调查部”，吸纳了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
这批历史学家们投身政治，为日本的殖民侵略政策服务，先后提出了“日鲜同祖”、“满鲜不可分”等“满鲜史观”，旨在从史学的角度证明“日满一体”，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提供“合法”的历史依据。
30年代的沈阳街景
1）什么是“日鲜同祖”？所谓“日鲜同祖”的说法，最早起源于江户时代。学者新井白石（1657—1725）提出，日本人的祖先可能来自朝鲜半岛西南部的马韩地区。
到了幕府末期，这种“日鲜同祖”论与当时流行的“征韩论”结合了起来，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进入明治时代以后，学者坪井正五郎（1863—1913）和他的学生鸟居龙藏（1870—1953），不仅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朝鲜半岛是日本民族的重要来源”的观点，还试图证明日本和朝鲜属于“同宗同源”。
语言学家金泽庄三郎（1875—1958）则通过《日韩两国语同系论》和《日韩同祖论》等著作，不仅从语言学的角度得出了“朝鲜语是日语的一个分支”的推论，还认为“朝鲜语与琉球方言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坦诚说，围绕日本民族的构成、日语与朝鲜语同源等问题的讨论，固然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学术成分。但是，倘若将这些学术观点直接用来证明“日鲜同祖”，无疑带有清晰的政治意图。
对此，学者喜田贞吉（1871—1939）在《日鲜两民族同源论》中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化解三一运动（1919）之后朝鲜人民强烈的抗日情绪”，从而证明“日韩合并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结合”。
“三一运动”主题绘作
2）什么是“满鲜一体”？以此为“契机”，在白鸟库吉、池内宏、津田左右吉、稻叶岩吉等学者的精心打造下，强调“满鲜不可分”等核心观点的“满鲜史观”渐趋成形。
日俄战争结束后后，日本占领了从长春到旅顺的南满铁路沿线地区，并在那里驻扎了关东军，企图以中国东北为基地，进一步吞并朝鲜。
1908年，时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授意招募一批历史学家，成立了专门研究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人文史地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旨在为“经略满蒙”提供学术支持。
《满鲜历史地理报告》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满鲜史观”正式粉墨登场。
所谓“满鲜史观”，就是一方面强行将中国东北（即“满洲”）与朝鲜半岛的历史捏合成一个“整体”，夸大两者在历史上的所谓“同源性”；另一方面，则是刻意强调东北地区与中原内地之间在人种与文化上的差异。
通常认为，白鸟库吉是“满鲜史观”的首倡者。
1914年，他在《文禄庆长之役》一书的序言中首次使用了“满鲜史”一词。有观点认为，白鸟库吉之所以会使用“满鲜史”一词，就是为了突出“满洲”与朝鲜的关系。
与前辈学者们一样，白鸟库吉的研究也蕴藏着很强的政治思考。比如他在发行于1915年的《满蒙研究汇报》第一号的“发刊辞”中，曾直言不讳地表示：
满蒙研究，绝不是纯粹的学术领域。满蒙对我而言，一为北门之锁匙，一为东洋和平之保障。满蒙今为日本通向欧亚联络之最捷径，处于未来东西文明接触圈内，我国国民岂可轻忽视之？况我于满洲投入战费二十亿，人员牺牲则在五、六万以上。
随后，池内宏、和田清、津田左右吉等人合编的《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也声称：
满洲的历史是独立于中原地区发展的，满洲与朝鲜半岛在文化、经济上的联系，与中原地区相比要紧密得多。
白鸟库吉著《塞外史地论文译丛》
在白鸟库吉等人的基础上，稻叶岩吉进一步发展了“满鲜史观”。
师从内藤湖南，后在1909年加入“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稻叶岩吉，在1914年和1915年发行了《清朝全史》与《满洲发达史》等两本著述；1922年，发表《满鲜不可分的历史考察》一文，从民族、历史与经济三方面论证了“满鲜民族”的同源性。
1927年，他在论文中使用“檀君神话”统合高句丽、百济与新罗三国历史，强调“满鲜一体”在文化上的同源性。其中，高句丽被视为这一“体系”的支点。
值得一提的是，稻叶岩吉不仅以“满洲”来指代“东北”，还将“中国”的范围压缩到了“汉地十八省”，用“中国人”来指代“居于山海关内的汉族人”，将东北汉人视为“外来移民”
他甚至在书中赤裸裸地表示，“中国人之于满洲，即使能占有其土地，其范围亦只限于辽河流域之一角，于其处设一边郡而止”。
稻叶岩吉编著《满洲发达史》内页
除此之外，他相继提出了“满蒙不可分离”、“朝鲜与满蒙不可分离”等理论，甚至认为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行动，为“满洲民族”的崛起创造了绝佳的历史契机。
总而言之，在稻叶岩吉看来，中原王朝是“满洲民族”的压迫者，日本则是“满洲民族”的“解放者”。日本“经营”东北的举措，“对于中国人之幸福，并无所杀减；缘彼等幸福之根本，具包容于吾人支配建设之基础当中”。
凡此种种，道出恣意捏造历史，为日本侵略“满洲”预作铺垫的真相。
3）达成“日满一体”论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些学者之所以会先后建构“日鲜同祖”与“满鲜一体”论，无外乎就是为吞并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合法性”的“证据链”，补上关键一环。
1932年，在关东军的扶持下，溥仪在长春“即位”，“满洲国”正式粉墨登场。
在“满洲国”成立之前，所谓“日满一体论”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满洲国”的建立，无疑为日本学者开展预设立场与目的性明确的田野调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老照片中的溥仪
为了论证“日满一体”的准确性，考古学家原田淑人（1885—1974）不仅将渤海国视为“满洲国”的“前身”，还试图通过对渤海国遗址的考古发掘，复原渤海国与日本之间的交流盛况，进而为所谓“日满同源”和“日满一体”的政治宣传编织“合理”的历史外衣。
在这一系列围绕渤海国展开的考古调查活动中，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扮演了关键角色。该学会于1927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成立，是一个具有浓厚官方背景的学术组织。
1933年6月，在日本外务省和伪满当局的批准下，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关东军、满铁以及日本“驻满洲国领事馆”等机构的协助下，组建了“东京调查团”。
调查团由原田淑人担任团长，成员包括了池内宏、水野清一等多位资深学者，对渤海国东京城遗址进行了为期十八天的考古发掘。
调查结束后，考察团在东京上野的“帝室博物馆”举办了“渤海国都城出土文物展”。原田淑人公开声称，由于渤海人与日本人在历史上相互融合者众多，因此“日满亲善”并非新说法，而是有充分证据的历史事实。
由此可见，“东京调查团”以学术调查为名，其根本目的就是为“日满一体”的主张“摇旗呐喊”。因此，本次活动得到了日本各界的高度评价，比如东京主流报纸《大和新闻》附和称，“日本与渤海友好已久”。
原田淑人箸《东亚古文化研究》
1934年5月，调查团对渤海国东京城遗址展开了第二次调查。
原田淑人在向外务省官员坪上贞二提出的申请理由是——“向国际学界展示这个存在了上千年、俨然独立国家的面貌”——这里的“独立国”，显然就是渤海国。
就在这次调查活动中，调查团将发现的“和同开珎”日本古钱币，视为“日满亲善”的历史物证大加宣扬。
大约在1941年前后，日本又展开了第三次针对渤海国的考古活动，这次的目标是位于今吉林省珲春平原西北部的“渤海国东京龙原府的遗址”，即半拉城或八连城遗址。
渤海国八连城遗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次考古活动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它被当作向所谓“满洲国”成立周年“献礼”的重要活动。
在关东军珲春驻屯部队的协助下，在该部队服役的斋藤甚兵卫的卫生军曹带领团队在这里开展了考古挖掘。
实际上，斋藤甚兵卫（1910—1988）本身是一位日本考古学家，曾服役于鲭江步兵第36联队。在服役期间，他就对半拉城遗址做过“系统调查”，还撰写了《半拉城及其史迹》一书。
那么问题来了，他们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个地方进行考古呢？原因就是《新唐书》中出现的“秽貊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龙原，日本道也”一句。
文中的“日本道”，指的就是渤海国使者前往日本的必经之路。从龙原府出海，能够抵达日本本州的能登、加贺等地。
以关东军为主导的这次考古发掘，特意选在史料明确记载的“日本道”所在地进行，时间点又恰好安排在“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之际，其背后的政治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
渤海国八连城遗址
4）尾声不可否认的是，在九一八事变前的多数国人眼中，东北一直被视为一个偏僻的、未开化的边疆地区。实际上，即便是蒋介石本人也存在着这样的认知，就像他在1932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的那样：
翁讲中国煤铁矿业之质量，东三省几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全国铁矿，为倭寇所有权，约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
从这以后，中国知识界对东北的认知发生了重要转向。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冯家升（1904—1970）就曾悲愤地指出：
回顾我国，九一八以前，东北史地简直无人过问；九一八以后，则为了欲证明东北是中国的领土起见，才临时作起文章来。我曾说国：凭着日本人对于东北研究的成绩，也可以把东北取走了。假使国际联盟注重学术上研究的话，凭我们临时做的这几种小册子，注定是要失败的，东北四省仍是要送掉的！
《禹贡（半月刊）》内页
从这以后，中国知识界开始痛定思痛，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总结的同时，开始对东北问题进行全面研究。由此可见，与自然学科的研究不同，历史学科必须要面对一个各自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思想立场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充分意识到，当知识彻底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时，学者的良知很容易被狭隘的民族扩张主义所吞噬，丰富的学识也会迅速演变为侵略者手中的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