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讲台上的正面交锋
2026年9月22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联大首秀演讲，强烈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声称这“事关日本的骄傲与名誉”。六天后的9月2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大使行使答辩权，明确指出“敌国条款”是宪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日方近年消极动向背景下，更凸显其历史和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方在答辩中还指出，高市政府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朝鲜代表随后加入辩论，直言呼吁删除条款是“可耻之举”。一场围绕战后国际秩序根基的正面交锋，在联大讲台上正式展开。



条款的法律门槛：修改宪章，五常缺一不可
日本推动删除“敌国条款”并非始于今日。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日本就开始在联合国外交游说，试图删除这一条款。1995年，在日本主导推动下，联大通过了一份决议，表示“将适时启动程序”删除“敌国条款”；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也有相关讨论。高市早苗正是借此声称“此前相关决议已经通过，应尽快推进删除”。
但这一说法在法律上站不住脚。1995年决议仅为建议性质，不具备法律效力，“敌国条款”现在仍然是有效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旭指出，删除“敌国条款”必须依照宪章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修订程序：第一，经过大会成员国三分之二表决通过；第二，联合国会员国的三分之二，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要根据各自的国内宪法程序批准。五常当中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批准，修正案就无法生效。
“敌国条款”由《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共同构成。其中第53条规定，如果二战战败国重新走上对外扩张侵略道路，区域组织可经关系政府请求对其使用武力，无需安理会授权；第107条规定，战胜国可不经联合国授权对敌国采取必要行动。这是二战后国际社会为防止德意日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再次发动侵略而设立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日本为何急于删条款：摆脱“战败国标签”？
日本持续推动删除“敌国条款”的动机，比表面所呈现的更为深远。
首先是摆脱战败国身份的政治执念。日本希望摘掉“敌国”和战败国的标签，完成“国家正常化”的身份确认。其次是为“入常”扫清法理障碍。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交大目标下，大力推动删除“敌国条款”，希望通过修改宪章来扫清文本障碍。高市早苗此次将“敌国条款”、安理会改革和日本国际地位打包提出，本质上就是为日本摆脱战后和平主义约束、扩大军事能力的右翼路线构建“合法性”。
然而，东京方面的行动与言辞之间形成了尖锐反差。高市在联大讲台上标榜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是“和平国家”，但就在今年3月，日本首次部署了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高达9.04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大量经费流向军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和IHI三家企业的防卫相关业务订单积压总额已达6.25万亿日元。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联大交锋次日公开表示，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应“不设禁忌地讨论”日本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问题。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对此指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方军费预算持续暴涨，大力发展进攻性能力，甚至以发展经济之名大肆扩张军工产业，“与当年日本发动对外侵略前的迹象何其相似”。
12月安理会改革：更大的博弈在酝酿
“敌国条款”之争只是前哨战，更大的博弈正在逼近。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9月29日宣布，关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的下一轮政府间谈判预计将于12月启动。
俄罗斯的立场比中国更加直接。俄外长拉夫罗夫9月26日在联大发言中公开点名日本，明确反对日本和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俄罗斯主张通过吸纳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扩大安理会席位，反对为西方国家增设席位。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苟利武分析指出，俄方“将改革方向限定为只增加亚非拉席位，但以军事化回潮为由，反对德日入常”。
值得注意的是，中俄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虽然大体一致——都主张让“全球南方”代表进入秘书处及附属机构，压缩西方人在其中的空间——但在调整安理会组成问题上存在细微差别。俄罗斯主张纳入印度和巴西，中国则持更谨慎立场。俄罗斯知名东方学家、外交官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中方主张保留“敌国条款”正是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因为如今已经可以看到有人试图篡改二战结果、复活德日军国主义侵略本质。此外，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也将决定许多问题，俄方严厉批评现任秘书长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两面派立场，并屈服于西方压力。
安理会改革若要实现，必须修改《联合国宪章》第108条，修宪需联大三分之二通过并经会员国批准，五常全部同意才算数。日本试图借安理会改革之机入常，但中俄两国的立场已经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一场关于“战后秩序”的长期博弈
高市早苗此次联大操作，在日本国内也引发了争议。部分日媒指出，高市不必要地制造了新的外交争端。《东京新闻》发文认为，高市在联合国提出要求删除“敌国条款”，更多是为了借联合国舞台提升其个人形象。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学者王广涛提示说，日本主动将这一议题推向国际舆论场，反而会重新唤醒东亚及亚太受害国民众的历史记忆，让国际社会再次清晰认知日本仍受“敌国条款”约束的法理事实。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场交锋折射出两种战略叙事的碰撞：日本试图以“正常国家化”之名重塑国际身份，将“敌国条款”塑造为“过时”的历史遗物；而中俄则以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为由，将这一条款定位为防范军国主义复活的制度屏障。正如中方在答辩中所指出的——“敌国条款”是宪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日方近年消极动向背景下，更凸显其历史和现实意义。
当日本在联大要求删除这个条款时，它或许忽略了一个根本事实：越是急于摆脱约束，越会证明约束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