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下泉音系列：新中国佛教最高学府来了一位新学僧

原创 东林寺融媒中心 江西庐山东林寺

2025年05月17日 07:06 江西

1956年春天，在云居山上，年前的冬期才刚刚受过戒的传印长老，在经常住开会决定后，被派去给虚云长老做侍者了。原因是这一年才新办起来的中国佛学院，要各地推荐僧人，有条件的都可入学。虚老原先的侍者被省委统战部、江西省宗教局推荐，要去上学了。

送走那位同参，传印长老在虚云长老身边当了三年侍者。1959年10月13日虚老圆寂。第二年秋天，三十岁出头的传印长老也被江西统战部宗教部门推荐去了中国佛学院。1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建国初期，全国上下百废待兴。中国佛教在经历了社会变革后，也几乎处于“停摆”的状态。重振佛教成为佛教界人士的当务之急，其中就包括整合佛教、厘清思想、统一组织、培养人才。而与此同时，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内促发展、外结邦交。正是在这种国家的安定建设与佛教自身恢复发展的共同愿望召唤下，中国佛教协会与中国佛学院应运而生了。2

1952年春，在云门寺，虚云长老每日领众安禅行道。自夏历正月至三月，北京四次电函，请老人北行，并安排专员南来护送。

所为何事？

虚老告诉大家：全国僧伽之前各兢兢自守，没有人提领，如一盘散沙。臻待成立一个有力量的机构。眼下，时机到了。

在虚老尚未抵京前，各方已通过函电往复磋商。五六月间先由圆瑛法师、赵朴初居士等，在广济寺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筹办处。

七月末，虚老抵达北京。全国佛教代表百余人出席，来自不同地区的汉、藏、蒙、泰、撒各大民族。大家推举虚老为会长，但虚老以老病推辞。故推举圆瑛法师为会长，喜饶加措活佛、赵朴初等为副会长，虚老为名誉会长之一。自此佛教徒彼此间开始有所联系，并定于第二年春夏间举行正式成立典礼。3

1953年5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并在广济寺内召开第一次全体代表会议，圆瑛法师被选为首任会长。

中国佛教协会，是中国各民族佛教徒联合的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其创立宗旨主要为团结、带领全国各民族佛教徒爱国爱教，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4

1952年，在刚刚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之时，中央就提出开办佛教学院。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在1955年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筹备成立中国佛学院的决议；1956年2月，中佛协一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专门讨论了《中国佛学院的章程》和《教学大纲草案》，拟成立院务委员会并获通过，会上成立的中国佛学院筹备委员会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准备，选定北京市内最古老的佛寺——法源寺为院址，并进行了修缮。拟定了《中国佛学院章程草案》，聘定教师和员工。

经过紧张的筹备，1956年9月28日，中国佛学院正式成立。5在诞生伊始，中国佛学院就是与佛教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为一体的。6

从诞生的那一刻起，“整合”也成为刻在中国佛学院基因里的关键词。

整合同时意味着“探索”与“继承”。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全国性高等佛学院，中国佛学院从建立之初便获得了中央政府的支持，担负有特殊的社会使命——要培养佛教的后继人才，弘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也肩负有促进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世界和平等多方面的责任，这就决定了其发展需要不断探索。但同时它又与清末至民国期间创办的近代佛学院一脉相承，是早期佛学院创办者们经验模式的天然继承者。

近代中国佛学院的创立缘于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

清末，在备受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洗礼”之后，最早觉醒的一些国人开始反思教育，认为是教育的落后，才导致文化、政治的失败，军事等各方面的失利。而要想改良教育就必须要废除科举，兴办新学。

1905年，始自隋朝的科举考试被清廷下旨废除。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新式学堂在全社会兴起。相伴而生的还有另一股风潮——“庙产兴学”。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劝学篇》，初次提出以庙产兴办教育；1915年袁世凯政府出台《管理寺庙条例》；1928年—1930年间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内政部长薛笃弼重提庙产兴学方案。在长达三十多年中，佛教赖以存在的最基础保障——寺院，在风云变幻中饱受冲击，几乎被连根拔起。

面对“庙产兴学”的风浪，无论是在清末还是民国时期，佛教界最直接的应对方式，就是向政府投诉，要求停止侵占寺院的行为；但还有另一种思路：教界有识之士们干脆自己开办新学，来应对地方豪绅对寺产的侵占。而护教心切的杨仁山居士就正属此列7——1907年他在南京创办了祇洹精舍，又称“释氏学堂”，这是一所同时教授佛学与西式新学的现代佛教教育机构。

杨仁山的创学之举大开一时风气，其后各大寺院纷纷开设佛学院。8

1922年当江苏省教育界有人再次发出“庙产兴学”的呼声时，在这紧要关头，教内有人至书请求当时在佛教界已经非常有威望的印光大师设法挽救。在印光大师致函佛教界数人，力陈利害，恳请着力营办之后，众人经多方努力，得到了政府支持协调，最终风波得以平息，江苏全省寺产暂得保全，而全国借产及夺产兴学之风，也因此没有迅速蔓延。9

而就在同一年，与印光大师同时代的太虚法师，作为十几年前杨仁山居士祇洹精舍培养出来的人才，同时也作为一位提倡八宗并弘，力主革新佛教的佛教改革家、教育家，也同样为佛教事业贡献己力——创立了武昌佛学院。

武昌佛学院“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而管理参取丛林规制，学生在家出家兼收。第一期是造就师范人材，毕业后，出家的实行整理僧伽制度，分赴各地去做改进僧寺及办理僧教育的工作；在家的依着《人乘正法论》去组织佛教正信会，推动佛教到人间去。”

太虚法师不仅继承了杨仁山的办学理念，更以推动佛教的人间化、社会化为宗旨。因此其学院体制是现代大学教育模式，开设的课程不仅有汉传佛教各宗派教义源流，还有因明学、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史、中外哲学、论理学、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生物学以及英文、日文、梵文、藏文等，并坚持朝暮课诵、打坐参禅。

这一标志性的办学事件，直接催生了具备现代理念及体制的众多新式佛学院。10

1956年，在新中国这片土壤上成立的中国佛学院，成为太虚法师等前辈与其追随者们办学经验的“血脉”继承者。

像在中国佛学院成立之初担任教务长、后任副院长的周叔迦居士，早在民国时就创办过“中国佛教学院”，开设有预科、本科、专修班、研究生之体系，开展与现代教育模式相适应的佛学教育。

因此，新中国的中国佛学院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既依照了现代大学的教学研究模式，同时也坚持上殿、过堂、诵戒、参禅等传统丛林生活。

最初所开设的课程有佛教历史、佛典通论、佛学基础知识、佛教文物常识、戒律学；除此之外，还有时事政治（新中国成立后所颁布的《宪法》）、语文。对于佛教弘法人才的培养，还开设有因明学、各宗大意、经论研究等科目。总而言之，这是一套八宗并弘、三大语系兼备的完整学修体系。

在师资方面，中国佛学院首任院长为当时在藏地政坛、宗教界乃至学术界都声名显赫的喜饶嘉措活佛。此外，先后在院内担任领导工作和教学工作的还有诸多尊宿长老及大德居士，如巨赞法师、法尊法师、正果法师、周叔迦、虞愚、张林翰等。据当时授课的教师之一黄心川先生讲：“中国佛学院开学，需要教师。按照上面的指示，北京大学与中国佛学院要互相派遣教师执课。我这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教研室讲印度哲学，于是我被派到佛学院去讲印度佛教，佛学院则派出著名学者周叔迦先生到北大哲学系上课。”周叔迦先生主讲佛教宗派，巨赞法师在课堂上讲禅宗，法尊法师教古代汉语。11

中国佛学院第一批学僧来自全国24个省市，约120人。佛学院开设甲乙两个班，一班培养佛教教育人才，一班培养佛教学术和弘法人才。

由于中国佛学院是特殊的教育机构，没有教育部门所制定的统一教材，也不能用过去专宗学院的教材，还要考虑任课教师对教材使用的意见，所以初期的佛学院只能由教师来选定教材或自写讲义，维持教学。12

在中国佛学院，传印长老第一年上的是学习班。

与传印长老同来的一批人，上完后有的回去了。也有的比较年轻，且有中学以上学历，就留下来转入本科。留下的有90多名，其中就包括传印长老。13

注释：

[1] 本小节出自传印长老在接受凤凰佛教专访时的自述。

[2] 本小节出自中国佛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上2016年9月21日所发《中国佛学院成立六十周年》。

[3] 出自《虚云老和尚年谱》。

[4] 出自中国佛教协会官网。

[5] 出自《法音》杂志编辑王丽心居士所撰《中国佛学院的创办及恢复办学之历程》。

[6] 据《中国佛学院成立六十周年》。

[7] 依据《中国佛学院成立六十周年》与《中国佛学院的创办及恢复办学之历程》二文。

[8] 据《中国佛学院的创办及恢复办学之历程》。

[9] 据《印光法师文钞·修整管理寺庙条例并护教文稿序》。

[10] 据《中国佛学院成立六十周年》。

[11] 《我与净慧长老的往事因缘》，作者黄心川。

[12] 据《中国佛学院的创办及恢复办学之历程》。

[13] 据凤凰网佛教文化频道采访中传印长老自述。

责任编辑 | 东林寺融媒中心

本期稿源 | “林下泉音”编辑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