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1965年8月9日10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电视台镜头前抽泣着宣布独立，那时这一被迫独立的画面和同期槟城的宁静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数据表明，当时新加坡人口大概有190万，其中75%是华人；槟城人口约77万，华人所占比例为56%，两座同样继承英国殖民遗产且华人占多数的港口城市，在马来西亚联邦的命运趋向却大不一样。

第一点宪政地位存在根本差异，此致使两地政治空间各不相同，

1946年，英国发布《马来亚联邦白皮书》，将槟城与马六甲划入马来亚联邦，而新加坡则成为单独的皇家殖民地。

槟城自1948年起，因这一关键决策与马来各州有了宪法联系，而新加坡直至1963年9月16日，才通过《马来西亚协定》加入联邦。

这17年的时间差表明：当新加坡作为“新成员”加入时槟城已然是联邦的“创始成员”了

1963年马来西亚国会组成之际，槟城拥有13个联邦议席，而人口更多的新加坡仅占15席，此代表权的不平衡使得中央与新加坡的关系更为紧张。

第二方面，不同种族的政治生态存在差异，因而有了不同的博弈策略，

1955年马来亚首次大选之际，槟城借助联盟党的权力分享模式达成政治整合，巫统、马华公会以及国大党在槟城构建起稳固同盟。

新加坡于1959年自治之后，人民行动党在李光耀的领导下开始执政，该党所倡导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直接对马来特权构成了挑战。

具体数据显示，1964年新加坡出现种族骚乱，致使36人死亡、560人受伤，此暴力冲突使中央与新加坡的矛盾处于临界点。

第三，经济整合程度决定分离成本的差异，

两地均为重要港口，然而槟城与半岛的经济关联更为紧密，1963年，新加坡同马来西亚其他地区的贸易额仅占其总贸易额的18，5%但槟城这一比例却达到了43%。

更关键的是，新加坡保留中央公积金制度且自行征税，这与联邦财政体系一直存在矛盾，1964年联邦预算中，给予新加坡的发展资金仅占总额的3，8%然而却让新加坡承担联邦总税收的19，3%。

这种经济层面的矛盾，使得分离对于双方而言都成为了可供考量的选择，

第四，国际地缘格局的影响不容忽视，

1963年，印尼推行“对抗政策”，使得新加坡的战略地位凸显出来，

1964年，英国在《新加坡防卫白皮书》中明确表示：会持续保留新加坡的军事基地，

东姑·阿都拉曼总理对此深感忧虑，他认为：“一个存在外国军事基地的州会对马来西亚的中立外交产生影响，。

此时槟城的军事价值相对较低，不会引发同等程度的地缘政治忧虑，

1965年8月7日，马来西亚国会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1965年新加坡宪法修正案》，完成法律上的分离程序。

在这个戏剧性结局的背后，是两座城市于殖民遗产、种族结构、经济模式以及国际环境这四个方面所存在的系统性差异。

当新加坡被迫独立时，槟城选择于联邦框架内谋求发展，此路径上的分歧至今仍左右着东南亚的城市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