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1630 年）八月，秋风卷着沙尘掠过北京西市，刑场四周挤满了攥着石块、眼神喷火的百姓。

囚车上的人衣衫染血，花白胡须上还挂着凝结的血痂，可即便脖颈已套上浸油的麻绳，那双眼睛仍亮得吓人 —— 他是袁崇焕。

几个月前他还是率领关宁铁骑千里驰援京城的蓟辽督师，此刻却成了百姓口中 “通敌叛国” 的反贼。

“杀了这个汉奸！” 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石块、烂菜瞬间淹没了囚车。袁崇焕张了张嘴，似想辩解，最终却只化作一声长叹，鲜血从嘴角溢出时，他望着紫禁城的方向，留下了满场沉默的悲壮。

三百多年来，这一幕始终萦绕在历史长河里：有人说他是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却遭昏君冤杀；也有人骂他是虚耗军饷的误国罪臣，死有余辜。

崇祯初年的乱世里，袁崇焕的 “功” 与 “罪”，到底该怎么算？他到底该不该杀？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钻进明末的烽火里，看崇祯的心思、看大明的困局。

明实亡于万历，明朝其实在万历年间，就开始糜烂了。崇祯皇帝即位时，从哥哥天启手中接过的，已经是处于内忧外患了局面。

宫里还没来得及清理魏忠贤的余党，宫外的麻烦就堆成了山：西北的百姓因为 “辽饷” 被逼得活不下去，起义军已开始燎原；朝堂上东林党与阉党互相清算，官员们忙着站队，没人真心管国事；

更要命的是东北，皇太极已经稳固了后金政权，八旗铁骑时不时就越过长城，把明朝的边防线搅得鸡犬不宁。

更要命的是辽东的军事体系，将领畏战，士兵欠饷三个月是常事，锦州、宁远的堡垒像散落的棋子，根本连不成线。

袁崇焕就是在这样的烂摊子上任的。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原本是个文官，可看到辽东战事吃紧，主动请缨去前线。天启六年（1626 年）的宁远之战，是他一战成名的开始。

努尔哈赤围攻宁远，袁崇焕亲自登上城楼，用红衣大炮对着金军阵地猛轰。这一战，后金军队死伤惨重，努尔哈赤本人也被炮弹击伤，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明军终于打破了 “金军不可战胜” 的神话。

天启七年（1627 年）的宁锦大捷更让他名声大噪。他趁着宁远之战的余威，构建起 “关宁锦防线”， 成了明末对抗后金最有效的军事体系，皇太极后来多次进攻，都被挡在了这条防线之外。

崇祯元年七月，崇祯在平台召见袁崇焕，问他多久能平定辽东。袁崇焕望着年轻皇帝急切的眼神，脱口而出：“五年，臣请五年复辽！”

这句话让崇祯大喜过望，当场把尚方宝剑塞到他手里，封他为蓟辽督师，不仅让他掌管辽东的军政大权，连天津、登州、莱州的军务也归他管，成了大明东北战场的“总司令”。

后来有人说袁崇焕这是 “吹牛”，可仔细想想，当时他或许真有几分底气：后金内部并不稳定，蒙古部落还在游离，粮食也经常短缺；而关宁锦防线刚见成效，只要朝廷能给足军饷、不瞎指挥，五年之内稳住局面并非不可能。

当然，也有人说他是无奈，崇祯刚继位，急着想要政绩，要是说 “十年八年”，皇帝未必有耐心，“五年复辽” 更像是安抚君心的权宜之计。

可无论如何，这个承诺，成了袁崇焕命运的第一个伏笔。

若只论功绩，袁崇焕该是崇祯最倚重的柱石。可他的悲剧，恰恰在于太想“做事”，却忘了“怎么做”才符合帝王的规则。

他的一系列操作，虽然都有其战略考量，却在政治上一步步将自己推向了断头台。

1629年六月，袁崇焕突然发难，以“十二大罪”之名，用崇祯赐予的尚方宝剑，将同样拥有尚方宝剑的左都督毛文龙当场诛杀。

在袁崇焕看来，毛文龙镇守的东江镇（皮岛），虽号称能从侧翼牵制后金，但实则虚报兵员、糜饷无数、不听调遣，甚至可能私下与后金接触，已成尾大不掉之势。

杀毛，是为了统一辽东事权，整顿后方，消除隐患。这有其军事上的合理性。

只是毛文龙是官居一品的左都督，与袁崇焕品级相当，其任命权在皇帝。袁崇焕“先斩后奏”，是极其严重的程序错误，是对皇帝最高人事权的赤裸裸的侵犯。

此举在崇祯心中埋下了第一根刺，皇帝的反应是“意殊骇”——不仅仅是惊讶，更是震惊和恐惧。

毛文龙死后，皮岛群龙无首，内部陷入混乱和倾轧。其养子孔有德、耿仲明等人深感兔死狐悲，最终发动吴桥兵变，并携带大量红夷大炮和战舰渡海投奔后金。

此举极大增强了清军的攻坚能力和水师力量，明朝辽东战略的侧翼牵制力量彻底瓦解。袁崇焕此举，可说是为明朝的未来，亲手打造了一支最可怕的敌人。

皇太极围锦州时，袁崇焕派使者去沈阳“议和”。

他的算盘很清楚：后金连年征战，粮食、兵力都吃紧，拖住他们就能腾出手修复防线。

可“议和”二字，在明末是“政治不正确”的。崇祯嘴上说“可议”，心里早把袁崇焕骂了一万遍——祖宗法度里，“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是底线，和后金谈条件，和“通敌”有什么区别？

更麻烦的是“市米”。为了羁縻蒙古喀喇沁部，袁崇焕允许商人向他们卖粮食。可蒙古部落与后金眉来眼去，这些粮食很可能流入后金大营。朝

臣们抓住这点，骂他“资敌”。袁崇焕辩解“以粮驭虏，为制虏计”，但在崇祯看来，这是“拿国家资源赌不确定的忠诚”。

最主要的的一点是，袁崇焕杀毛之后几个月后，皇太极便已经动员了八旗所有男丁入关，直接奔着明朝首都来了，这就是己巳之变。

袁崇焕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辽东正面，对蓟镇方向的防御确实存在疏忽。尽管他之前曾上奏提醒要加强蓟门防务，但未被充分重视，他本人也未采取足够补救措施。敌军竟能长驱直入，他作为蓟辽督师，首当其冲要负领导责任。

这在京城君臣眼里，正是袁崇焕杀毛之后，清军才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入关？何况他还“市米”，在京城被围的恐慌中，这一行为被无限放大，这成了他“资敌”的“铁证”。

袁崇焕其实闻讯后，反应极快，亲率关宁铁骑日夜兼程，比后金军抢先一步抵达北京城下。这本是护驾勤王的大功。只是他的行军路线与后金军几乎平行，且未能在蓟州一线进行有效阻击。在京城官民看来，这就像是他在“引导”或者“纵容”后金军来到北京城下。

当袁崇焕的部队在广渠门外与后金血战时，他做了一個最不明智的决定：请求让麾下疲惫不堪的士兵进入京城休整。在崇祯和所有北京守城者看来，这无异于图谋不轨。

“纵敌深入”的嫌疑尚未洗清，现在又要“武装进城”？这彻底触动了崇祯作为皇帝最敏感的安全神经。至此，崇祯对袁崇焕的信任彻底崩塌。

后来皇太极故意在城下散布“袁崇焕引我至此”的谣言，崇祯心里的怀疑，彻底变成了惊涛骇浪。

袁崇焕该不该杀？站在崇祯的角度，答案是“必须杀”。

崇祯对袁崇焕很期待，可袁崇焕杀毛文龙、议和、被后金突破防线，每一件事都在打他的脸。尤其是己巳之变，敌军都兵临城下了。

崇祯等了一年，等来的是更危急的局面。

何况你袁崇焕可以整顿军队，但不能绕过我处置封疆大吏。让军队入城，你眼里还有没有皇帝的权威？京城是皇权的象征，你敢带军队进来，是不是想效仿赵匡胤？

京城被围期间，百姓饿肚子，守军缺粮，袁崇焕却带着“勤王军”按兵不动。民间早有怨言，朝臣里等政敌趁机煽风点火，崇祯本就多疑，此刻听着满朝骂声，看着城外飘着的“袁”字大旗，他再也信不过这位蓟辽督师了。

皇太极还用了反间计，本身并不高明。但它出现的时机太好了！它恰好在崇祯心中猜忌的种子上，浇了最后一把油，于是袁崇焕就这么判了死刑。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啥辽东局势越来越烂，清军为啥能打到京城……

从帝制法则看，擅杀大将、欺君邀功、纵敌胁和——每一条都触犯皇权底线，或许他没有反心，可在明朝律法框架下，在当时的局势下，定罪该杀并非全然无理。

从国家命运看，袁崇焕对付清军经验丰富，成果最丰硕，杀袁等于自毁长城，应该留着。

袁崇焕死后，关宁将士心灰意冷，他的继任者再无能力构建有效防线，加速了王朝崩溃。

崇祯杀他，是皇帝的“理性选择”；而大明的灭亡，是系统的“必然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