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被视为“工业导师”的德国，为何在许多中国人眼中光环渐褪？那台拉动欧洲多年的经济火车头，究竟在哪里失去了动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凭印象，而要回到德国经济本身。连德国媒体也开始追问：持续数十年的成功模式，是否正在受到全盘质疑？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主导的时代，过去那套可以“躺赢”的打法，会不会变得不合时宜？

德国长期被视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但这台火车头的动力正在衰减。2023年，德国经济比前一年下降0.3%，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表现垫底。

这个数字本身不算惊人，但放在“欧洲最强经济体”身上，就显得格外刺眼。它说明问题已经不只是短期波动，更可能是增长引擎本身出现了疲态。

即便不看宏观数据，许多德国居民也觉得2024年开局不利。从1月起，罢工接连不断：德铁火车司机、机场安检人员、各地公交车司机和汉莎航空地勤人员轮番上阵，交通一次次陷入瘫痪。

出门受阻成了日常，不少人忍不住发问：德国到底怎么了？这份焦虑，正是外界重新审视德国的起点。

有观点认为，过去二十年的成功，或许让一些人变得有些盲目，对全球经济的变化不够敏感。从企业反馈来看，德国经济正在萎缩。

企业虽然预计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企稳，但总体上大多持悲观态度。当本国企业都对前景缺乏信心时，外部世界对德国的看法自然也会随之改变。

这种落差之所以明显，是因为德国曾经站得太高。提起德国，人们印象最深的便是精细、可靠的德国制造。

大到军工设备，小到家用产品，只要出自德国，似乎就意味着质量和安全有了保障。正因为这种形象深入人心，如今的颓势才格外引人注目，也才会让人追问：昔日的强者究竟遇到了什么？

要弄清问题出在哪里，需要先回顾德国经济的成功之路。上世纪90年代，东西德恢复统一，这在政治上是一大胜利。

但让一个高收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吸收一个低收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意味着巨大的社会保障支出。财政因此出现亏空，就业市场也受到巨大冲击，德国一度陷入困境。

为扭转局面，施罗德领导的中左翼政府推行了促进就业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削减福利和失业补贴，创造更多临时性的低薪工作。改革压低了工资，使人们更愿意接受那些原本可能不会考虑的薪资水平的工作。这些措施在当时并不讨喜，却为德国后来的复苏埋下了重要伏笔。

改革在客观上降低了劳动成本，使德国企业能够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工业产品，竞争力随之增强。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开始购买更多德国产品。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许多新兴经济体明显追赶发达国家，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对制造业产品的巨大需求，德国恰好站在了风口上。

德国出口的产品五花八门，包括道路划线机、隧道盾构机、舞台布景专用印刷机、医用内窥镜设备等。“德国制造”由此成为高品质和高精度的代名词，大量研究德国经济的著作和论文也应运而生。

归结起来，德国成功的基本秘诀，就是生产在全世界都有旺盛需求的高技术产品。

在这些买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中国。新千年伊始，中国市场的崛起为德国制造业创造了绝佳商机。

对德国企业而言，那是一个全新的、规模巨大的市场，去那里销售产品非常有利可图。此后二十年，德国对华出口一路攀升，两国经济以一种互补的方式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不得不承认，二十多年前，中国确实是德国制造业的“学生”，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在那个年代，一辆德国汽车往往是身份的象征，德国机床、德国设备更是许多工厂梦寐以求的生产利器。那一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德国，就是技术强国、工业强国的标准样板。

在中国崛起的助推下，德国一度成为世界出口冠军。到2019年，德国已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贸易顺差第一，直到2020年被中国超越。

这个排名的交替颇具象征意味：曾经最大的买家，变成了最强的竞争者之一，德国赖以成功的外部环境，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深刻变化。

出口导向模式带来了辉煌，也使德国经济极度依赖外部需求。需求一旦减少，前景便会迅速蒙上阴影。当过去那个持续扩张的大市场不再像从前那样依赖进口，当昔日的客户逐渐具备了自己生产的能力，德国那套“卖产品给全世界”的模式，就开始暴露出脆弱的一面。

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正是这种变化的缩影。高精密度的仪器设备、全自动化的生产运作，不仅降低了人力成本，也让产品准确率更高、品质更好。

据报道，向来自诩为世界“精密制造”标杆的德国专家，面对这样的生产场景时久久伫立，“工业导师”的骄傲仿佛被击碎。学生追上老师，外界看法随之改变也就不难理解了。

更直接的冲击来自德国汽车工业本身。大众集团CEO不久前宣布，计划关闭位于德国的三家工厂，并裁员近万人，理由是削减成本。

这是大众集团近90年来首次针对德国本土工厂采取如此规模的关停和裁员。当最具代表性的德国车企都要在本土收缩，“德国制造”的困境已经从数据变成了现实。

那么，德国还有机会吗？有观点认为，许多行业都存在巨大机遇，能否成功开发，主要取决于创新和研究能力。

事实上，德国注册的专利数量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多，创意并不缺乏。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让这些创意在德国本土转化为商机，而不是停留在纸面或流向别处。

第一重障碍是官僚主义。在德国注册成立一家新公司，仅办理手续就至少需要120天，而在意大利或希腊只需40天；申请建筑许可证的等待时间，也比工业国家平均水平长出一半以上。

对于讲求速度的新兴产业来说，如此漫长的流程，足以让很多机会在等待中悄然溜走。

第二重障碍是资本缺失。慕尼黑初创公司Marvel Fusion研究零碳能源，计划建造一座造价1.5亿美元的实验室，地点却选在美国，原因很简单：在德国无法获得融资。

该公司人士表示，德国拥有出色的人力资本和良好的工业生态，具备培育下一批科技冠军的所有要素，但资金缺口让这些创新几乎不可能在欧洲实现商业化。

几十年来，强劲的出口、廉价的能源和稳固的工业基础滋养了德国经济，却也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使历届政府错过了不少改革良机，如今这些失误开始反噬。有专家认为，试图维持现状已没有意义，一切都在变化，德国也必须改变。

不过受制于“债务刹车”机制，对经济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并不现实。在有限的空间里，专家提出了几个方向。首先是增加对未来的投资，而且投资面应当广泛。

政治人物不必急于回答哪些才是未来产业，而应创造条件，让多个领域都有发展空间。与其押注单一赛道，不如为不同的创新提供土壤，让市场在竞争中筛选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新产业。

其次是改善能源结构。德国政府已决定比过去更快地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许多障碍已被清除，风机安装速度有所加快，屋顶光伏也在增加，方向是正确的。

再次是调动更多人才。有专家直言，善待人才，人才自然会来，这并不神秘。投资、能源和人才，构成了德国重新出发的三根支柱。

与此同时，德国作为出口大国的成就不应被全盘否定，也不意味着要放弃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专家认为，德国政府正尝试与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签订新的贸易协定，这是正确的做法。

由于产业结构及其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德国在全球经济低迷时下滑会更明显；反过来，若世界经济回暖，德国也可能受益更多。

可以肯定的是，德国经济轻松“躺赢”的时代已经结束，能否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将决定其未来几年的表现。

对于“欧洲病人”的说法，有德国受访者认为，外界的关注虽然令人担忧，却也有积极意义：它促使德国经济、企业和产业借助外部视角进行反思，重新思考自己想要代表什么。

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不再把德国视为高不可攀的世界强国，并非德国的技术积累一夜消失，而是两国位置发生了变化：德国依赖外需、改革迟缓、创新难以落地，中国则从“学生”成长为强劲对手。德国的底子仍在，但光环已褪。

能否走出困境，取决于它能否真正告别“躺赢”的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