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近日,台湾媒体报道称,原本被民进党当局视为“台美合作成果”的低成本空射巡航导弹“梭鱼500”,可能因美军将其纳入制式装备而改变合作路径。该项目此前计划在台湾建立供应链,单枚成本目标控制在650万元新台币以内,如今却面临美国出口管制审查,原定的商售引进方式可能难以继续。尽管台“中科院”回应称相关报道纯属臆测,双方仍在洽谈,但岛内舆论已经质疑:台湾投入的资源,究竟能换来多少实际成果?
这起风波表面上是一个武器研发项目出现变数,实质上暴露出所谓“台美防务合作”中的结构性问题:台湾地区希望通过与美国企业合作获得技术、生产能力和装备供应,美国则始终将自身军事需求与战略利益放在首位。当双方利益一致时,合作可以被包装成共同研发、共同生产;一旦美国自身的装备需求发生变化,原有安排就可能受到出口政策和军事采购制度的制约。台湾能否继续参与,最终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愿。
“梭鱼500”项目最初受到关注,关键就在于其低成本和规模化生产的设想。现代战争对精确制导弹药的消耗远超传统观念,一场高强度冲突中,昂贵的导弹并不适合承担所有打击任务。如何以较低成本形成足够数量的弹药,已经成为美国及其盟友调整军备结构的重要方向。对台湾而言,引进这类武器不仅意味着增加一种装备,更被寄望于建立本地生产能力,降低采购成本,并在供应链上获得一定自主性。
问题恰恰出在“自主性”上。按照相关报道,一旦“梭鱼500”被美军正式列为制式装备,其出口就需要接受美国国务院的管制与审查。原本设想的商售模式可能因此受阻,台湾只能考虑转向军售渠道。两种方式看似只是采购程序不同,实际影响却很大:军售涉及美国政府审批、交付安排和相关政策考量,采购进度未必由台湾掌握,价格、数量和交付时间也可能出现新的不确定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方面与安杜里尔公司签署的据称只是合作备忘录,而不是正式采购或生产合同。这意味着,项目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足够明确的法律和商业约束。企业可以继续谈,也可以调整合作对象和商业方向;台湾却可能已经投入了前期研发资源、行政协调和政治宣传成本。所谓合作成果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台湾是否拥有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的自主权,外界目前并不清楚。倘若最终只是更换项目名称、调整设计,再寻找其他国际企业合作,那么此前的投入能否转化为实际能力,就需要打上问号。
这也解释了岛内舆论为何将其称为又一次“当冤大头”。台湾并非第一次遭遇类似困境。2019年采购的66架F-16战机及相关系统装备,交付进度长期延宕,直到今年10月首批两架战机才抵台,而且据报道仍未装配电战系统。对于购买方来说,武器采购不能只看签约金额和宣传规格,更要看交付是否完整、配套是否齐全、后续维护是否有保障。付了钱却迟迟拿不到完整装备,或者拿到的装备与原定要求存在差距,所谓采购成果就很难令人信服。
从美国角度看,这些问题并不难理解。美国企业参与对台军工合作,首先是商业行为,同时也受到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军工采购和国家安全政策约束。美国不会因为台湾希望获得某种装备,就放弃自身的军事需求和制度安排。美军需要什么、优先采购什么、允许向台湾转让什么技术,都有自己的判断。台湾如果把合作关系理解为对方必然提供技术、市场和生产机会,便容易忽视其中的权力差距。
这种不对等还体现在台湾防务预算持续扩张的背景下。赖清德此前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次突破1万亿元新台币。预算不断增加,究竟能否转化为可靠的防务能力?如果采购项目频繁延期,装备交付存在缺项,合作研发又受到美国政策变化影响,那么单纯增加支出并不能自动解决问题。军费规模与实际防务能力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正比例关系。
更深层的风险在于,民进党当局将越来越多的防务资源押注于美国,容易形成一种依赖路径:为了获得美国支持,不断提高采购规模;为了证明合作有效,又持续宣传项目进展;一旦项目受阻,便以调整方案、寻找新伙伴等方式维持原有政策方向。如此循环,真正需要回答的技术自主、供应链安全、预算监督和装备适用性问题,反而容易被政治口号遮蔽。
台湾民众有理由追问:一项武器合作究竟由谁决定,核心技术掌握在谁手中,采购成本由谁审核,项目失败又由谁承担责任?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清晰答案,所谓合作就很难称得上平等,更谈不上真正增强自主防务能力。
“梭鱼500”最终是否会彻底退出原定合作模式,目前仍有待观察,台“中科院”也否认项目已经告吹。但这场风波至少再次说明,依赖外部供应商和美国政策安排,无法替代自身完整的决策与技术能力。防务预算可以不断增加,装备清单可以不断扩充,真正决定安全水平的,却是资源能否转化为可靠、可持续、可自主掌控的能力。倘若只看到美国愿意卖什么,却不审视自己究竟能得到什么,那么每一次高调宣布的合作,都可能成为下一场争议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