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中共一大召开105周年的纪念日。

105年前的7月23日，中共一大正式开幕。很多人知道中共一大在7月23日开幕，但对会议的一些筹备细节，可能不一定了解。

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广泛传播，彻底打破了旧思想的桎梏。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各地工人罢工、维权运动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开始深度结合，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筑牢了思想根基与阶级根基。

1920年起，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共识下，全国各地陆续建立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分散的革命力量逐步凝聚。

1921年，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与国内先进分子的共同筹备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

一大的圆满召开，离不开周密细致的前期筹备，涵盖各地党组织建设、代表推选、行程统筹、会场选址、会务筹备等各个环节，每一步都饱含早期革命者的探索与坚守。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背景与运作实况

1920年春夏，俄国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先后会晤李大钊、陈独秀，系统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与共产国际建党准则，推动国内建党工作从理论探讨转向实际落地。

自此，全国各地先进分子摒弃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错误思潮，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分批组建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为一大召开搭建起全国性组织网络。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全国建党的发起核心与联络中枢。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

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任书记，主要成员包括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

小组成立后，不仅牵头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建党宗旨，还主动联络全国各地进步团体，统一指导各地建党筹备工作，同时全力推进理论传播，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创办刊物、开办工人夜校，成为全国革命的核心枢纽。

紧随上海之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0月成立，由李大钊牵头组建，骨干成员均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核心力量，包括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等人。小组扎根北方高校与工人群体，深耕北京、天津、唐山等地，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讲，组织学生进步运动，发动铁路工人、产业工人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北方建党与工人运动的核心阵地。同年年底，北京小组正式改组为共产党北京支部，组织架构更加规范。

1920年秋至1921年春，各地党组织陆续落地成型。

武汉小组在上海小组直接指导下组建，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主导，成员深入武汉工厂、码头，实地调研工人生存现状，撰写多篇工人状况调查报告，针对性开展工人启蒙教育，扎根基层凝聚革命力量。

长沙小组由毛泽东、何叔衡牵头，依托新民学会原有进步基础，剔除改良主义思想，坚守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低调务实开展理论学习与群众动员，不张扬、重实干，在湖南青年与工农群体中深耕细作。

济南小组由王尽美、邓恩铭创立，立足山东本土，串联进步学生与工人，开启北方基层建党工作。

广州小组依托南方革命氛围组建，吸纳进步知识分子，对接华南革命力量。

此外，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由留日进步学生组建，虽远在海外，仍坚守革命信仰，主动对接国内建党工作。

截至1921年夏，全国党员共计五十余人，分散的地方革命组织已然成型，建立统一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时代必然。

二、一大代表的推选规则与产生过程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抵达上海，考察国内革命形势后，认为建党思想、组织、群众基础已完全成熟，正式提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

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达、李汉俊第一时间通过书信联络陈独秀、李大钊，征得两位建党核心人物同意后，正式启动大会筹备工作。

为保证会议的广泛性与代表性，筹备组明确统一规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两名代表参会，往返路费、食宿费用均由会务组统一拨付。

彼时各地小组规模较小、人员精简，代表推选均通过内部民主协商、审慎遴选产生，优先选择信仰坚定、参与革命工作扎实、熟悉本地革命情况的骨干成员。

最终推选产生13名参会代表，涵盖全国主要革命阵地：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因陈独秀身在广州无法参会，专门指派包惠僧作为私人代表参会，完整覆盖各地革命力量。

三、各地代表赴沪行程与抵沪时间脉络

1921年6月下旬至7月初，各地代表陆续秘密启程，分批奔赴上海，全程低调隐蔽、分散出行，规避北洋政府与租界密探的排查监视，全程充满谨慎与艰险。

最早抵沪的是上海本地代表李达、李汉俊，全程统筹会务，提前对接各项筹备工作。

6月下旬，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率先南下抵沪，协助李达梳理会议议程、草拟会议文件。

7月初，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沿长江顺流东下，顺利抵达上海；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沿津浦铁路南下，结伴赴沪，青年革命者满怀革命热忱。

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于7月上旬从长沙乘船出发，经武汉中转，一路辗转抵达上海。

广州代表陈公博携家人赴沪，行程相对从容；旅日代表周佛海专程从日本回国，准时参会。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从广州辗转北上，于7月中旬抵达上海。

为保障绝对安全，所有外地代表抵沪后，统一入住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彼时正值暑假，学校师生离校、人员稀少，环境僻静隐蔽。代表们对外统一以“暑期游学师生”为身份掩护，分宿不同房间，日常互不公开聚集，低调蛰伏，静待会议召开，有效规避了外界探查风险。

四、陈独秀、李大钊缺席会议的核心原因

作为“南陈北李”两大建党核心，陈独秀、李大钊双双缺席中共一大，并非主观不愿参会，而是受公务牵绊、时局所限，实属无奈之举，且二人全程远程参与筹备工作，从未脱离建党核心工作。

时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当时正主导广东教育改革，全力筹措公立学校办学经费。彼时经费筹措工作正值关键节点，一旦他离岗赴沪，前期所有筹备工作将付诸东流，广东教育革新与当地革命阵地建设将遭受重创。权衡大局后，陈独秀选择留守广州，指派包惠僧代为参会，并亲自撰写建党意见、会议建议，托代表带入会场，为大会提供核心指导。

李大钊彼时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同时兼任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正全力主导北京高校教职工索薪维权斗争。当时北洋政府拖欠教职员工薪资已久，师生维权运动声势浩大、局势复杂，李大钊作为核心领袖，需全程坐镇统筹、稳定局势、协调各方，无法抽身离岗。北方革命与学界稳定重任在肩，使其遗憾错过一大会议。

二人虽未亲临会场，但始终是建党工作的核心引领者，前期各地小组建设、会议筹备的核心思路，均源自二人的建党构想。

五、大会会址的筛选逻辑与选址细节

大会为秘密会议，北洋政府严防革命集会、租界密探巡查严密，因此会场选址核心原则为隐蔽性强、身份安全、进退便捷、不易暴露，全程由李达夫人王会悟专项负责考察、对接、落实。

经过多轮筛选，最终确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寓所作为主会场。

选址具备多重天然优势：其一，房屋主人李书城是同盟会元老、知名进步人士，社会身份公开且体面，住宅兼具私人居所属性，外人难以怀疑是革命集会场地；其二，石库门民居格局私密，楼上客厅宽敞通透，适合小型会议，且楼道、后门通畅，遇突发情况可快速疏散撤离；其三，场地地处法租界，北洋政府无权管辖，租界日常巡查虽严，但私人住宅私密性强，大幅降低集会暴露风险。

为极致保密，会议全程关闭门窗、拉上窗帘，对外对外谎称家人闲谈、亲友小聚，最大程度规避探查。

六、大会前期筹备的细节与关键工作

一大筹备工作由李达总牵头，统筹经费调度、代表联络、通知传达、食宿安置等全盘会务；张国焘协助梳理会议流程、草拟会议议程与各类草案，分工清晰、配合默契，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推进。

筹备初期，会务组完成多项核心工作：一是精准对接各地小组，确认代表人选、行程动态，统一落实食宿、路费保障；二是提前草拟《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等文件初稿，供大会期间讨论修订；三是严格保密制度，明确代表私下不串联、不公开讨论会务、不随意外出闲逛，全程低调蛰伏；四是提前排查会场安全，熟悉周边环境与撤离路线，做好突发情况应急预案。

正式大会开幕前，会务组在博文女校召开多次非正式预备筹备会议，成为一大正式会议的重要前置环节。

1921年7月20日前后，各地代表基本齐聚博文女校，每晚分批开展小型座谈筹备会。参会人员以到沪全体代表为主，由李达、张国焘牵头主持，全程无外人参与、无文字公示，完全口头研讨，主要解决正式开会前的各类前置问题。

筹备会上，各地代表依次简要汇报本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情况、成员构成、宣传工作、工人运动开展实况，实现首次全面互通。众人共同商议确定中共一大正式会议议程、发言顺序、文件讨论流程，集中研读前期草拟的党纲、决议初稿，逐条交流修改意见，统一思想认识。

同时，会议还敲定了正式会场的入场规则、保密纪律、人员分工以及突发情况应急方案，明确参会期间严禁单独对外接触、严禁泄露集会信息。

博文女校的预备筹备会没有官方仪式、不对外公开，却高效完成了思想统一、流程敲定、问题磨合等关键工作，为后续望志路正式会议的顺利开展扫清了诸多障碍，是一大筹备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会议初期一切顺利，直至7月30日晚，会议进行中突然有陌生密探闯入会场窥探，随即快速离去。马林判断场地暴露、已被监视，当机立断终止会议、迅速分散撤离，成功规避抓捕风险。

为完成剩余议程，王会悟连夜联络选址，最终敲定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作为临时会场。随后，代表分批前往嘉兴，在南湖红船上秘密完成大会收尾工作，顺利通过纲领、决议，选举产生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让建党伟业圆满落幕。

七、筹备工作的历史意义

中共一大的整套筹备工作，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首次系统性、组织性开展的建党实践。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深耕建设，凝聚了全国革命力量；严谨的代表推选机制，保障了新生政党的代表性与先进性；周密的行程统筹、严苛的保密制度、审慎的会场选址，彰显了早期共产党人极强的组织能力、大局意识与风险预判能力。

正是这份细致周全、不畏艰险的筹备工作，让中国共产党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艰难诞生，为后续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奠定了坚实的组织、思想与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