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的读者群中，一直存在一个让许多“黛玉粉”隐隐不快甚至难以释怀的片段：晴雯被逐惨死，宝玉悲痛欲绝，写下字字泣血的《芙蓉女儿诔》。当他试图将这篇诔文的主角换成黛玉，说“竟是算你诔她倒妙”时，黛玉的反应却异常冷静，甚至带着一丝疏离：

“她又不是我的丫头，何用作此语。况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等我的紫鹃死了，我再如此说，还不算迟。”

许多读者因自身对晴雯的喜爱，便一厢情愿地将黛玉与晴雯视为“叛逆同盟”，认为她们理应惺惺相惜。然而，曹雪芹的笔是残酷的，他从不编织浪漫的幻梦，只刻画森严的现实。黛玉无法共情晴雯，并非性格缺陷，而是《红楼梦》中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阶层隔离。

如果我们抛开现代人的滤镜，用现实的眼光审视贾府，它就是一个结构严密的企业。林黛玉，是深受最高领导贾母宠爱的“部门女领导”（虽为客居，但身份是小姐）；而晴雯，不过是另一个部门（怡红院）里一位业务能力突出（针线活好）但性格张扬的“女员工”。

纵观全书前八十回，曹雪芹从未赋予黛玉与晴雯任何深入的私人情谊。她们的两次正面接触，一次是第26回晴雯赌气让黛玉吃了“闭门羹”，另一次是第33回晴雯为宝玉传送旧手帕，全程与黛玉无亲密的话。相反，曹雪芹不吝笔墨地描写黛玉与袭人的亲密互动，从黛玉进府初期的安慰，到后来袭人常去黛玉处问安。作者用笔的轻重，早已揭示了人物关系的亲疏。

没有日常的深情厚谊，何来倾心的悲痛共情？要求黛玉为一位交集甚少、关系普通的“同事”之死而表现悲痛，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道德绑架。

人的情感资源是有限的，共情自有其优先级。林黛玉的眼泪与深情，几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两个对象：一是爱情与生命的知己贾宝玉，二是自身孤苦无依的命运。她的核心情感圈极小，除了宝玉，便是她的“自己人”——丫鬟紫鹃。

因此，在“芙蓉女儿诔”的场景中，黛玉的现身，其动机并非哀悼晴雯，而是共情宝玉。她是因为感知到宝玉的悲伤，才特意前来宽慰他。而当宝玉提出那个越界的、将悼念主体替换为她的提议时，黛玉的理性与敏锐立刻显现。

她一句“她又不是我的丫头”，是在划清身份的界限；而用“等我的紫鹃死了”作比，则是用一种近乎残酷的现实逻辑点醒宝玉：悼念是一种基于真实纽带的神圣行为，不能为了文辞的巧丽而随意挪用。这恰恰体现了黛玉高于宝玉的世情练达，她始终清醒地认知自己在森严礼法中的位置。

这种“阶层共情”的现象，在另一位女主角薛宝钗身上体现得更为直白。当金钏投井而死，袭人听闻，想起“素日同气之情”，不觉流下泪来。而宝钗的第一反应，是立刻去安慰逼死金钏的王夫人，并冷静地给出“失足落井”的台阶。

袭人共情的是同为奴婢的金钏，而宝钗共情的是身处困境的主子王夫人。黛玉对晴雯的“冷淡”与宝钗对金钏的“无情”，本质上是同一套逻辑：她们的共情雷达，只会扫描并锁定自己所属的阶层。

这也能解释为何黛玉会刻薄地嘲讽刘姥姥为“母蝗虫”。她出身书香官宦，推崇的是妙玉那种“过洁世同嫌”的孤高，无法理解刘姥姥为生存而放下尊严的“求生智慧”。不是黛玉天生冷漠，而是她被她的阶层彻底隔绝在了真实的人间疾苦之外。就像林如海是巡盐御史，可林黛玉天天吃盐，却不知几罐盐巴就能换一个黄花大闺女，这才是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悲剧。

曹雪芹的伟大，正在于他毫不留情地击碎了读者“同类必相惜”的浪漫幻想。他写出了在固化的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那堵无形却坚不可摧的高墙。

林黛玉不能共情晴雯，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悲剧。它告诉我们，即使是最灵心慧性、最具叛逆色彩的个体，也难以完全挣脱其出身阶层的认知牢笼。这并非个人的过错，而是时代投下的、漫长的阴影。读懂这份“不共情”，我们才真正触碰到了《红楼梦》那超越时代的、深沉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