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28年，明宣宗朱瞻基一纸诏书，撤销了设立仅二十一年的交趾布政使司，将八万明军撤回国内，同时承认黎利建立的政权，册封所谓的陈氏后裔陈皓为安南国王。

这一决定，终结了明朝对安南的直接统治，也成为后世评价“仁宣之治”时绕不开的争议点。有人痛斥这是“丢弃祖宗基业”，也有人赞誉其为“识时务的务实之举”。

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不难发现，放弃安南并非朱瞻基的一时冲动，而是永乐时期遗留问题的总爆发、现实困境的硬约束与整体战略调整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明王朝从积极扩张转向战略守成。

安南与中国渊源深远，汉唐时曾设郡县，宋以后逐渐形成独立政权。明成祖朱棣对安南的直接统治，始于一场“兴灭继绝”的军事行动。

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以安南权臣胡季犛篡位弑君为由，命张辅率军八万南征，仅用八个月就攻破升龙城，俘获胡氏父子。

朱棣最初的本意是寻访陈氏后人恢复王位，但在“陈氏已无嗣”和当地耆老“请求内附”的背景下，于永乐五年（1407年）设置交趾布政使司，将安南纳入明朝版图。

这一开端，就埋下了两大隐患：

第一，统治合法性不足。明朝的直接管辖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缺乏长期治理的根基，与安南数百年来形成的独立意识存在根本冲突。

第二，用人严重失误。首任布政使黄福推行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本已赢得部分民心，但宦官马骐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他以监军身份横征暴敛，强索金珠香货，甚至诬告主帅张辅谋反，导致张辅被调离。失去张辅的军事威慑与黄福的怀柔配合，明朝在安南的统治迅速陷入混乱。

永乐朝的高压统治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为镇压此起彼伏的反抗，朱棣四次大规模用兵安南，累计耗银八百余万两，阵亡将士超过十二万。

这种“哪里有叛乱就镇压哪里”的策略，虽维持了表面统治，却使安南民众的敌意与日俱增。到永乐末年，安南十五府中已有九府脱离控制，剩余地区也仅靠驻军勉强维系，为宣德朝的统治危机埋下伏笔。

朱瞻基即位时，安南局势已濒临崩溃。永乐十八年（1418年），清化豪族黎利在蓝山起义，提出“驱逐明贼，恢复安南”的口号，迅速集结起一支反抗力量。

与此前的零散叛乱不同，黎利采取“外示和亲，内怀掩袭”的策略，一面与明军谈判周旋，一面积极整军备武。他的游击战术“舍坚攻瑕，避实击虚”，让明军疲于奔命。

宣德二年（1427年）的支棱昌江之战成为转折点。黎利在崒洞、祝洞设伏，大败明军，总兵官柳升战死，副将王通被迫议和。此役明军损失七万精锐，几乎丧失了在安南的军事主动权。

更严峻的是财政压力。安南驻军每月耗粮三十万石，相当于北方九边军镇总消耗的三分之一。当地金银矿年产量不足军费的十分之一，岁入不过数十万两，却要耗费数百万两军费来维持统治，可谓入不敷出。

此时明朝中央财政也已捉襟见肘。历经永乐朝的连年征战与下西洋等大型工程，太仓库存银仅剩三十万两。

而北方瓦剌铁骑压境需加强防务，东南漕运又出现危机，朝廷实在无力继续向安南这个“无底洞”投入资源。

户部尚书夏原吉曾直言：“交趾一隅，耗银百万，民穷兵疲，实难支撑”，道出了财政濒临崩溃的残酷现实。

放弃安南的决策，是朱瞻基在朝堂激烈争论后反复权衡的结果。明朝士大夫对此意见尖锐对立，形成鲜明两派：

以英国公张辅为首的反对派坚持认为：“将士劳苦数年乃得此地，表文出黎利之谲，当益发兵诛此贼耳。”蹇义、夏原等大臣也附和，担心“举以与之，无名，徒示弱于天下”。

他们的主张基于“祖宗基业不可弃”的正统观念，忧虑放弃安南会损害明朝的威望。

支持撤军的则以杨荣、杨士奇为代表，他们从现实利益出发，指出“永乐中费数万人命得此，至今劳者未息，困者未苏”，主张“因其请而与之，可旋祸为福”。

杨士奇更以史为鉴：“汉弃珠崖，前史为荣，何谓示弱？”他一语道破关键——朱棣设郡县本非初心，“初求立陈氏后者不得，乃郡县其地”，如今恢复藩属关系恰恰是回归祖制。

朱瞻基的决策深受其父仁宗朱高炽的影响。仁宗在位时就对安南战事深感后悔，曾对朱瞻基坦言：“兵民困于交趾之役，极矣，当思所以安之。”

朱瞻基即位后，多次与杨荣、杨士奇密谈，透露“选陈氏后立之，使共蕃臣之职，省兵戎之劳”的想法，并坦言“此语藏在朕心未尝忘”。

黎利适时送来的“台阶”最终促成了决策，他声称找到陈氏后裔陈皓，请求明朝册封并撤军，既满足了明朝“兴灭继绝”的正统需求，又给了朱瞻基放弃直接统治的理由。

宣德二年十月，朱瞻基在文华殿最终拍板：“汝两人言正合吾意，皇考言吾亦闻之屡矣。”随后明朝与黎利达成协议，承认安南独立，安南则向明朝称臣纳贡，维持藩属关系。

这一决策看似“示弱”，实则是权衡利弊后的务实选择，正如《明史》所评：“宣宗之弃安南，非怯懦也，知难而退耳”。

放弃安南绝非孤立的军事决策，而是仁宣朝整体战略调整的重要一环。朱瞻基与仁宗推行“休养生息”的治国理念，着力修复永乐朝扩张政策造成的社会创伤，史称“仁宣致治”。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明朝不仅从安南撤军，还停止了郑和下西洋等耗费巨大的活动，将资源集中用于内政治理与北方边防。

从短期看，撤军迅速缓解了明朝的内外压力：

每年节省的数百万两军费被用于减免赋役、兴修水利，促进农业恢复。

撤回的兵力充实了北方边防，有效遏制了瓦剌的南侵势头。

《中国大百科全书》评价：“宣宗撤军安南，使南北两线战事基本停止，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对安南而言，持续九年的战乱终于结束，黎利建立黎朝后迅速恢复社会秩序，中安两国也回归到稳定的藩属关系。

从长远看，这一决策标志着明朝对外战略从“扩张”转向“守成”。正如学者陈文源所言：“放弃安南并非王朝衰落的开始，而是明朝对边疆治理边界的理性认知。”

与乾隆朝不惜耗费四亿两白银坚守新疆不同，明朝当时缺乏跨区域资源调配的能力，放弃“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的安南，正符合明太祖“四方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的祖训。

当然，这一决策也留下了历史争议。

有观点认为放弃安南削弱了明朝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为后期倭寇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埋下隐患；也有学者指出，明朝的统治本就缺乏民意基础，继续坚守只会陷入“年年用兵，岁岁耗银”的恶性循环。

客观而言，朱瞻基的选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最优解，在财政崩溃与军事溃败的双重压力下，放弃安南换来了“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