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近日正式宣布,授权反对党“变革联盟”领袖加迪·艾森科特组建新一届政府。这一决定不仅让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途悬于一线,也引发了外界对中东局势尤其是对伊政策走向的重新评估。
然而,艾森科特获得组阁授权并不意味着战争阴霾的消散。事实上,他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比内塔尼亚胡更加激进。
他不仅长期主张必须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计划,还曾公开指责内塔尼亚胡在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的问题上毫无作为。今年早些时候,当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不宣而战的军事行动时,艾森科特并未表示反对;而在随后的冲突降级中,他反而宣称战争“仍未结束”。
因此,一旦内塔尼亚胡下台,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施压非但不会停止,反而可能在重塑行动目标与成本评估后,迎来更为精准致命的升级。艾森科特能否顺利夺取总理宝座,关键在于他能否在最多42天内化解极为棘手的内部分歧。
目前,“变革联盟”能够跨越组阁所需的61席门槛,完全依赖于阿拉伯政党集团的支持。但联盟内部的“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和“团结党”对此坚决反对,且至今未改变立场。
如果艾森科特无法在法定期限内调和这些矛盾,赫尔佐格将不得不将组阁权交给另一名议员,甚至可能直接通知议会无法组阁。一旦第二轮和潜在的第三轮组阁均告失败,以色列议会将被迫解散并重新举行大选,而内塔尼亚胡将继续担任看守政府总理。
这种复杂的权力交接不仅决定着以色列的国家命运,也直接牵动着大洋彼岸美国的政治神经。美国迟迟未重启大规模空袭,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观望以色列新政府的最终形态,以确定新总理能在多大程度上配合华盛顿的战略节奏。
以色列的政局动荡与美国国内的政治地震产生了强烈的共振。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历史性中期选举中,选民对执政的特朗普总统表达了压倒性的强烈不满。
这场选举的核心驱动力正是公众对美军海外过度扩张、国内经济极度紧张以及旷日持久的伊朗战争的愤怒。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重塑美国大战略项目”高级研究员艾玛·阿什福德指出,这次选举出现了一个罕见的现象,即外交政策直接主导了选民的投票意向。
通常情况下,国家安全很少被美国民众列为优先事项,但这一次,针对伊朗的战争直接重创了美国人的钱包。中东的冲突导致生活成本和物价剧增,迫使选民用选票惩罚当权者。
这印证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美国公众往往只有在发现杂货和汽油价格飙升,感受到切肤之痛时,才会真正关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这种选举层面的反弹,暴露出华盛顿政治系统中深层的结构性顽疾。
从伊拉克、阿富汗到利比亚,再到如今针对伊朗的军事升级,美国公众经常对无休止的海外干预表现出极度的疲惫感,但政策机器却源源不断地制造着这些冲突。
阿什福德的分析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根源:在美国的体制下,行政部门动用武力极其容易,几乎没有任何结构性的力量来加以约束。而一旦卷入冲突,由于害怕被贴上“软弱”的政治标签,决策者又很难从中抽身。
在当前的伊朗战争中,白宫显然意识到战局走向不利,但为了维持强硬的表象以击败对手,依然在错误的方向上持续加码。这种长期免于承受直接反噬的决策结构,将美国推向了一场又一场明知不可为的冲突。
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行政部门内部极为糟糕的决策模式。在对伊朗冲突升级的准备阶段,白宫内部的战术假设完全脱离了中东的基本地区动态。
决策者们不仅通过暗杀对方领导层实质性地推动政权更迭,还将对手逼到了别无选择只能反击的死角。不仅如此,总统身边的幕僚未能提供真实的情报反馈,反对战争的官员不敢公然顶撞总统,一些高层甚至天真地认为美国可以对伊朗实施一次强力打击后便全身而退。
这种极度傲慢导致决策层完全忽视了伊朗可能封锁战略海峡等毁灭性后果。结果,美国军队被部署在极度脆弱的基地网络中,不仅未能速战速决,反而让整体作战成本直线飙升。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的长期失职为行政权力的无序扩张提供了土壤。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宣战权明确属于代表民意的国会。
然而数十年来,国会系统性地放弃了其在外交和国家安全上的监督职能。立法者们不仅不愿意对军事冲突进行表态,反而通过制定宽泛的法案,将大量特权移交给总统以逃避政治责任。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通过的《授权使用军事力量决议》(AUMF),在后来的十几年里被白宫滥用于证明在利比亚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等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尽管在也门问题上,国会曾试图动用《战争权力法》加以限制,但最终也因总统否决而无疾而终。
到了目前的伊朗战争,美国甚至连使用AUMF的伪装都彻底抛弃了,行政部门直接以宪法第二条赋予的职权为由随意主导冲突进程,而国会已经不再尝试施加任何实质性的约束。面对多极化世界的冲击和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美国亟需重新思考其大战略走向。
在冷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里,美国一直处于世界秩序的顶端,不仅在几乎所有主要地区提供绝大多数军事力量,在东欧威慑俄罗斯、在中东遏制伊朗,还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强推其价值观。
然而,随着全球地缘格局的剧变,这种试图在全球各个角落维持单边霸权的模式已经彻底不可持续。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多年来的民调也显示,美国民众并不希望国家完全退缩,但同样不愿继续为富裕的盟国买单,更反感那些毫无意义的海外战争。
因此,美国必须向一种更加现实的国际主义过渡,转变为“同侪之首”,将更多的地区防御责任转移给有能力的盟友。这不仅是为了降低军事和经济成本,更是为了在资源有限的现实下维持战略平衡。
这种视角的转变,再次凸显了以色列政局变化的关键性。如果艾森科特成功组建新政府,他的战略思维将与美国迫切需要重构的中东政策深度契合。
他不再像内塔尼亚胡那样无脑开战,而是会极其注重行动的必要性、军事打击的真实收益以及与华盛顿的深度协调。这意味着,换掉内塔尼亚胡绝不等于以色列对伊朗妥协。
相反,在美国倾向于依靠地区盟友分担压力的背景下,一个经过精心算计、与美国战略高度绑定的艾森科特政府,反而会在应对伊朗核计划的问题上,展现出更加致命和精准的强硬姿态。#上头条 聊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