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子绝孙”曾是乡土社会里分量极重的一句咒骂，能让一个家族在村里抬不起头。如今把这四个字抛给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换来的多半只是一句轻飘飘的反问：不生又能怎样？

咒骂失了效，数字却不会。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792万人，出生率5.63‰，为1952年有数据记录以来最低。同年死亡人口1131万人。自2022年起，全国人口已连续4年净减少。

把这笔账全记在年轻人“自私”“怕担责”头上，未免太省事。

据研究机构测算，一个孩子从出生养到17岁，平均花费约53.8万元。有调查显示，小学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时间，从2010年的3.67小时增至2018年的5.88小时。另有研究发现，生育一个孩子后，母亲的就业概率可能下降约6.6%。在这样的成本面前，晚生、少生、不生，与其说是任性，不如说是提前避险。

转机也真实存在。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日起施行，取消了婚姻登记的地域限制。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676.3万对，同比增长10.76%。门槛降低，走进婚姻的人就多了起来。可见年轻人的意愿并未消失，他们缺的是有人帮着托底。

不过，这道题还要放到更长的时间轴和更大的世界坐标里来看。

2025年7月，我国育儿补贴制度出台，向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直至其年满3周岁，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财政部已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

中国曾出现出生人口数量创60年来新低的情况，总和生育率为1.3。不过，这样的人口变化并非中国独有。从世界范围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生育率普遍会出现下降，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在欠发达经济体中，人们更多依靠子女获得社会保障，家庭多生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保险策略”；而随着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个人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提升，组建大家庭的必要性也就随之减弱。与此同时，在过去五六十年里，女性受教育水平大幅提高，越来越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这同样影响了夫妻选择生育子女的数量。

生几个孩子归根结底是个人层面的决定。从个人角度看，夫妻在做决定时往往会考虑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能否负担得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抚养一个以上孩子所需的生活成本，比如教育开支、课后活动费用等，这些方面需要相应的投入。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平衡工作与育儿、家庭生活。如果夫妻双方都需要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就很难兼顾孩子，这显然会影响生育决定。

第三个问题或许是人们最常提出的：如果要生这么多孩子，谁来花时间照料孩子、操持家务？如果这些负担主要由一方承担，其生育更多孩子的意愿，可能就与双方平等分担育儿和家务的夫妻有所不同。有研究清楚表明，当男性平等分担家务和育儿责任时，夫妻更有可能生育下一个孩子。

第四个问题在经济学和人口学讨论中较少被关注，即人们是否真的想要更多孩子。过去50年间，养育模式以及“好父母”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今，父母更加重视与孩子之间关系的质量，更在意如何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条件，确保孩子未来有最好的发展。在这种高度投入的养育模式下，如果孩子较多，就很难达到现代意义上“好父母”的标准，这也会影响人们对生育数量的判断。

从总体上看，联合国人口基金认为，这类人口转变在历史上一直都在发生，本身并不是坏事。关键在于观察人口变化如何发生，并思考政府如何最大限度地进行投入，照顾好现有人口。

就中国而言，中国正在经历许多国家都经历过的人口转变，由此也带来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可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人生的轨迹是长大、工作、退休、停止工作，如今对年龄需要有新的认识。人们到了60至65岁时，健康状况更好，身体机能更强，预期寿命也已提高。

在未来20至30年里，活到100岁有望成为常态。因此，不会有人在65岁停止工作之后，在接下来的35年里无所事事。围绕第二次人口红利，需要思考的是，应当在政策、投入以及工作场所方面作出哪些改变，才能让老年人在社会中发挥积极的生产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