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本科文凭，曾经能让一个家庭在亲友面前骄傲很久。如今，它更像进场时必须出示的一张门票。

有观点预测，到2030年前后，学历将完成从"敲门砖"到"标配"的转变。这并不是说读书没用了，而是文凭越来越难单独拉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数字最直观。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约280万人；2024年增至1179万人；2025年达到1222万人。

二十年间，毕业生数量涨了好几倍，岗位却不会同步增加。门槛于是一层层往上抬：大专能做的工作开始要求本科，本科能做的工作开始优先考虑研究生。

但门槛抬高，不等于回报跟着上涨。有些普通岗位即便要求硕士学历，日常做的仍是基础事务。多读几年书，起薪却未必明显提高。

招聘方也在换尺子。2026年以来，越来越多企业用专业笔试、案例分析和技术测评，直接考察候选人能把事情做成什么样。2022年施行的新修订《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技能的分量正在被重新估量。

文凭仍是起点，只是起跑线上已经挤满了人。

这种拥挤并非一夜之间形成的。最新数据仍在印证这一趋势；回看此前青年就业承压的那段时期，学历与岗位之间的错位早已显露出来。

据教育部此前预测，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比上一届多48万人。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343万人，比上年减少45万人，比2023年474万人的峰值少了一百三十多万人，已连续三年回落。

北京郊区的一场招聘会上，提供的岗位大多集中在销售和保险领域。一名刚刚大学毕业的22岁求职者表示，对新人而言，就业市场形势比较困难。与他同期毕业的还有1100多万人，这也是青年失业率创下新高的原因之一。

6月，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达到21.3%，相当于每五名年轻人中就有一人处于失业状态，是全国总体失业率的四倍。他已经找了四个月工作，对前景并不乐观。他说，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会继续找下去。

在求职压力下，一些年轻人到网络聊天群寻求慰藉，也有人前往寺庙祈求好运。旅游预订平台携程的数据显示，全国寺庙游览量增长了360%，其中约一半游客是"90后"。一名女性游客说，她希望事业运更好一些；在学校里，每个人都承受着压力，竞争激烈，大家都很疲惫。

就业问题不只体现在数字上，更多是结构性的。许多高学历人才难以找到的岗位，并非从经济中消失了，而是此前就不存在。招聘会上的一名招聘人员也谈到招聘端的失衡，即求职者的技能与用人需求不匹配，她手头只有一家搬家公司的一个岗位需要招人。

根据规划，中国经济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更依赖高科技和技能的服务型经济，这一转型仍在推进之中。制造业岗位仍然很多，但由于年轻毕业生不愿进工厂，预计未来几年其中一半将无人填补。高学历技能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由此出现错位，经济结构尚未完全跟上。

受影响的不只有年轻人。在疫情后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随着一些大型科技企业缩减用工规模，中年和年龄较大的劳动者也面临失业，并且难以与愿意以更低报酬承担更多工作的年轻人竞争。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35岁魔咒"的说法，认为超过35岁几乎不可能被录用，因为企业认为这一年龄段的员工不太愿意加班。《工人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呼吁消除年龄歧视。一对均为60岁的夫妇中的妻子表示，40多岁的人既要赡养老人，又要抚养孩子。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还伴随着其他连锁反应。在失业率上升的同时，结婚登记申请数量降至新低，房产销售和消费增长放缓。还有一些父母付钱让子女做"全职儿女"，主要负责做家务，并在需要时随叫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