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从洋鬼子到洋大人
近三百年间，欧美人之在中国，经历了三个时期：“洋鬼子”—“洋大人”—“帝国主义者”；第一个时期最长，足足有了二百年，跟着十九世纪一同终结。（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件发生，第二年便是《辛丑和约》产生。）这一笔糊涂账，也是无从算起的了。
本来中华民族，并不是不曾见过世面的；魏晋间，南洋群岛的土人，已经到了扬州、南京一带经商；隋唐间，由中亚细亚过来的景教、拜火教教徒，也在长安立寺传教；而唐宋两代的波斯胡，航海而来，在交州、广州、明州（今宁波）、泉州一带正式设肆经商，有的就在中国成家立业；黄巢在广州杀了十万胡人的传说虽不尽可信（见于《马可波罗游记》），但交、广一带，以波斯为中介，和西方发生密切的商业关系，那是最可信的事实。元朝以后，东西的陆上交通，已经畅通无阻；新疆为古代印度、波斯、希腊往来交通之要冲。商人多自新疆西南而行，到了波斯复西行，入于小亚细亚，然后往欧洲去。水路则自欧洲放洋，出地中海，到了埃及，再换船渡红海、阿剌伯海，直达印度，船复东行，过马剌甲海峡，东来安南商港（交州），再东行至广州。（笔者再三提请读者注意，我们缺少一部完整的中亚细亚为中心的世界史，所以若干概念都很模糊。）
（十五世纪中，欧亚二洲间主要商路，有中、南、北三线路。〔甲〕中路系利用底格里斯〔Tigris〕河流域。凡中国、香料群岛、印度所产的货物，由土人用小船辗转运送，船海岸以达波斯湾口，由此转至底格里斯河口，更溯河以至巴格达〔Bagdad〕。其后又由队商运至地中海东北隅之亚勒波〔Aleppo〕与安提阿〔Antioch〕，或者经过沙漠，通往大马士革〔Damscus〕及叙利亚沿岸各埠，有时更由队商绕道而南，通往埃及之开罗与亚历山大大城。〔乙〕南路则经红海。阿剌伯人的船舶，每由印度与远东运货渡印度洋而往红海，转由队商自红海运至开罗与亚历山大大城。船舶趁得上贸易风的话，由印度航往埃及，需时不过三月。〔丙〕北路，乃由印度与中国之后门以通往黑海之多数
由印度与中国运货的队商，均聚集于撒玛尔坎〔Samar-kand〕与布哈拉〔Bokhara〕，那两个天山西麓的名城；自布哈拉而西，或往里海之北，经俄境而抵波罗的海，或经窝瓦河口而往亚速夫海〔Ka of Azov〕各埠。其他或绕里海沿岸，经他布里仔〔Tabriz〕与亚美尼亚而往黑海海岸之脱勃必宗〔Trebizona〕，那时意大利人操纵了这一线的商业。）
当欧洲的商业中心，集中在地中海沿岸，由意大利人、埃及人在操纵；欧亚的陆中交通，由波斯人、阿剌伯人来经营的时期，先后一千多年，也算不得短；东来的欧洲人，十三四世纪已经不少，马可波罗便是最著名的一个，那一时期，高鼻子、碧眼珠的朋友，也并不算是怪物。近几十年地下所掘出来的唐代土俑，有的如非洲黑人，有的如欧洲人，有的如印度人，可见那时人所见的西方人，已经很多，并不曾产生“洋鬼子”这一观念。到了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东来，接着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法兰西人也到中国来了。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这一群人所带来的基督教义以及天文、地理、算学、兵器的西洋知识，颇受朝野的欢迎；明末清初，他们都曾在北京参与修正历法、制造天文仪器、实测地图的工作，也并未变成了诅咒的对象。
“洋鬼子”这一显明的概念，倒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产物，一直弥漫了两个世纪，以义和团的口号与行动为最具体。他们相信高鼻子、碧眼珠的洋人，是吃人血的，用人的“心”熬了油浇成了洋烛，那就可以开矿了，（人心爱财，地下有财宝处，烛光必向下歪斜着。）把人的眼睛挖下来，像咸菜般窖起来，那就可以通电报，拍照相了。他们想象“洋鬼子”是羊转世的，一身羊腥气；只要我们多杀一些羊，洋人就会死绝了。洋人的腿是直的，跪不下来的；眼珠是绿的，白日看不见东西；洋人的炮火是利害的，可是最怕月经带、马桶刷之类，这些话，并非是海外奇谈，而是见之于清廷大员的奏牍，并且见之于行动的。义和团便是带着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八宝法物入京的，就在这样的世界观上，（即洋鬼子论。）造成了我们所身受的国际局势，迫而接受了由这局势所招致的种种后果。
那位十九世纪后期，操纵清廷政权的慈禧太后，她有一回，和臣属闲谈，说：“世界上哪里会有这么多的外国？什么英吉利、法兰西、俄罗斯是有的，其余都是李鸿章造出来，骗骗我们的！什么葡萄牙、西班牙，有牙齿的葡萄，你们看见过没有？”不错，有牙齿的葡萄，是没有的；但葡萄牙却比满洲人进关还要早，早过一个世纪。她真是“洋鬼子时代”政治圈子中的“杰作”，她相信黎山老母、太上老君会把洋鬼子一脚踢出去的。
但是，那一大群中了魔如醉如痴的群众，他们的说法虽是错误的，他们的想法却并不错误的。这些到东方来的高鼻子、碧眼珠的洋人，虽说和以往的洋人样儿相同，实际上并不相同。这些洋人，虽说不是用人的心肝熬油做蜡烛来照见矿藏，事实上是把我们的矿藏挖了去的。虽说不把我们的眼珠挖了窖来，用作发电摄影的工具；事实上是把我们的邮电、交通、内河航线抓到手中去的。虽说并不吃人血的，事实上，却吸取了我们的原料，再把制成品倾销到我们这个大市场来，榨干了我们的经济力的。他们很笼统的思维，以为使得我们穷困，生活失靠，都是由于中国的不太平，不太平都是由于洋人的欺负，修铁路，开矿山，把我们的龙脉挖断了，地藏的宝气泄漏了；所以使得我们一天穷困一天；我们要想免除这种穷困，非把一切洋人驱逐出去不可。但是看见洋人的兵舰枪炮都着实利害，于是想到《封神》、《西游》在戏台之上，所表现的神通法力，必定有几分可靠的；起初由少数的奸猾者借以哄骗多数，渐至彼此互相哄骗，久而久之，大家自己哄骗自己。这便是所谓群众的心理，由生活的不安，演为借神力的排外。那便是著名的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事件的上演。
排洋思想，事实上也不仅仅在群众中流行，即当时的士大夫，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的士大夫，走着儒家正统派思路的，如董仲舒一流人，都带着阴阳五行的神秘色彩，和道教呼风唤雨、捉妖降魔那一套合得拢来的。清末湖南有一位博学的怪儒叶德辉，他写信与皮鹿门说：“亚洲居地球之东南，中国居东南之中，无中外独无东西乎？四时之序先春夏，五行之位首东南，此中西人士所共明，非中国以人为外也。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为黄种，是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西人笑中国自大，何不以此理晓之。”义和团的“坎字拳”、“乾字拳”等等，与这种“五行之位首东南”、“五色黄属土”思想渊源上原是一贯的。那位以汉军翰林至大学士的理学家徐桐，听到拳团到了京师，大喜道：“中国自此强矣！”杀“洋鬼子”的悲喜剧，就这么开头，也就这么结束了。
士大夫群中之又一部分，就在“洋人”势力向中国侵入的漫漫长夜期中，看到了另外的一面。那位为了处理鸦片战争事件得了罪，远戍新疆的林则徐，他眼睛闪亮，看懂了中国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兵不精、器不良；他从西行途中，写信给他的朋友揭出这一要点，要大家不可再梦梦于精神文明可以抵抗物质文明的幻想；他的部属魏默深（《海国图志》的编译者），更懂得这个最切实的道理。（当时，澳门报纸嘲笑中国之武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所出之论，亦皆是恐吓之语。其国中之兵，说是七十万之众，若有事之时，未必一千合用，余皆下等聚集之辈”。纸糊的老虎已经拆穿了！）这样便开出十九世纪后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坚甲利兵论派），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四月，李氏写信给曾国藩说：“外国用兵，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一万人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又说：“洋务最难措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一八六六年一连串的洋务纪录：造船，制械，筑军港，设电报局、招商局、织布局、矿务局，派选留学生赴美留学，派武弁往德国学习水陆军械技艺，这是第一步觉悟，知道我不如人，“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
到伦敦去当外交重任的郭嵩焘，他看得更深远一步，更透彻一点；他知道“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一百余人，而学法兵者绝少。……欲令出洋之官学生，改习相度煤铁冶炼诸法及兴修铁道电学以求实用”。
他所指出坚甲利兵并不足以代表外国的长处，“殚千金之技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甲午一战，败得那么惨，就把洋务以来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了。这样，才开始了第二步觉悟，知道我不如人，不仅在于甲之不坚，兵之不利，而且在于政治组织的不健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章太炎的同盟会革命运动，便代表了这第二步的觉悟，着手政治的逐步改造与彻底改革的工作。
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大家又有进一步的觉悟，知道我之不如人，也不仅由于政治组织不如人，而在于社会组织的不健全，以及建筑在这一基础上的教育、文化、艺术各方面的“落后”。这便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社会文化运动，进而走上社会革命的阶段。中间插上了“全盘西化”、“局部西化”、“中国本位”的种种看法与行动，这第三步所跨的步是很大的！
这种“我不如人”的心理，把以往“民族自尊”的偏见纠正过来了，却又歪到“民族自卑”的牛角尖里去了，中国士大夫群之又一部分，喝了啤酒，吃了大菜，觉得什么都是“洋大人”的好，连着“巴掌的重量”与“天上的月亮”。这一“洋大人”的时间，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起，有的地方，直到今天，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