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证锁在抽屉里,车停在小区地库,周末拍的照片也体体面面。可每到还款日,工资卡里的钱就被划走一大截。
这群人就是正被热议的“新型穷人”。账上有资产,手里没活钱。在一座城市打拼了很多年,心里却总像借住。
“有房有车就算富裕”,过去几乎是社会默认的标准。站在2026年11月看,这把尺子能量出一个家庭有什么,量不出这个家庭还能自由花多少钱。
一份二三十年的按揭,买下的是一套房,也押上了大半段职业生涯的收入。月供还完,剩下的钱要分给通勤、孩子学费和老人的药费,存款涨得很慢。
部分城市房价回调后,有些房子的市值跌到了剩余贷款以下,欠银行的本金却一分不少。真要急着卖,扣掉贷款和交易成本,到手的钱也不多。
不过,“倒挂”不等于“断供”。多数人仍会按时还款。真正的风险,是收入突然断了,或者几笔非花不可的开支同时压过来。
车也未必是为了面子。城市不断往外扩,远郊住户通勤动不动就二三十公里,地铁没通、公交又少,买车就成了刚需。
没有本地户口的家庭,孩子上学往往要社保、居住证、住房证明样样齐全,凑不齐只能另找民办学校,花费明显更高。被月供拴住的,也不只是外地人。
靠读书走出小城镇的新市民,房贷和饭碗绑在一起,请几天病假都要犹豫。本地长大的年轻人,进了收入稳定但涨得慢的单位,又赶上家里换新房、几代人一起凑首付,每月扣完款,约朋友吃饭都得先看余额。
归属感是另一笔账。地铁站名背得滚瓜烂熟,对门邻居姓什么却不知道。街边能坐的长椅不多,在商场里歇个脚,常有人来问要不要消费。
房产证上写着自己的名字,人和这片街区之间,却少了一点不谈钱的联系。这道题,光靠个人勒紧裤腰带解不开。
一座城市好不好,不只看楼盖了多少,还要看普通人能不能不透支几十年,也能安心扎下根。公共服务这一块,国家层面已经开始动手。
家庭账本里的难处,则要把房子、收入和几代人的关系拆开,才看得清楚。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因素,并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
据11月3日消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近期赴重庆市、四川省成都市和绵阳市,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开展专题调研。2026年7月,广东一名人力资源经理邱惠英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谈到了家里的经济压力。
她在2025年买了一套约624平方英尺的旧楼,原本打算让婆婆搬进来帮忙带儿子。但买入后,该屋苑的价格下跌约10%,家庭每月需支付5300元。
这个例子指向中产返贫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家庭仍有稳定收入,为什么对未来的经济安全越来越没有信心?从数据看,这种信心不足似乎不太理性,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其实在上升。
国家统计局2026年10月19日公布,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945元,增长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6%;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7312元,增长3.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收入和消费之间拉开了差距。
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0001亿元,同比增长1.1%。限额以上零售业态中,便利店、超市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5.2%、4.1%;专业店、百货店、品牌专卖店零售额分别下降2.2%、2.9%、10.3%。
这和“中产返贫后对价格更敏感、消费更集中于基本生活需求”的讨论相吻合。不过,各零售渠道的表现也受产品结构和购物渠道转移的影响,不能全部归因于中产返贫。
中产返贫可能包含三种同时发生的变化:家庭净资产和长期保障能力下降;维持现有生活水平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下一代通过教育、就业和住房积累财富的机会被压缩。
John Doling和Richard Ronald在2010年提出“资产型福利”理论,认为家庭会通过住房和金融资产积累财富,用来应对退休后收入下降等负担。家庭越依赖住宅资产提供保障,经济安全就越受房价波动影响。
这套理论很适合分析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带来的财富分化。城市住房从单位分配逐步转向市场化配置,部分家庭靠早期的福利房、房改房,以及后来商品房的升值,积累了可观的资产。
有研究发现,1988年至2017年间,早期凭借制度优势取得住房的家庭,往往能把这种优势转化为日后进入住房市场的能力。家庭财富和父母支援,越来越影响下一代能否买房。
Liu Enhan于2026年9月发表的IMF工作论文指出,住房约占中国家庭总财富的三分之二。城市有人居住的住宅中,市场购置住房和历史遗留的非市场住房各约占40%。
同样有房,财富安全程度可能相差很远。以较低价格拿到福利房的家庭,可能早已还清按揭;近年以高额首付加长期按揭买商品房的年轻家庭,则要持续承担债务和房价风险。
研究还发现,在控制收入、财富和人口特征后,部分业主的非必要消费甚至低于租房者。
2026年9月,70个大中城市中,北京、广州和深圳二手住宅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5%、2.9%和1.5%,上海上涨0.8%,南京二手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为95.6,即下降4.4%。
环比方面,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1%、0.5%、0.1%和0.2%。各城市的住房市场正在分化。
对一个家庭来说,房价变化影响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一年买的、以什么方式取得的住房。住房长期承担着积累财富、帮子女买房和养老的功能。
房价下跌,既影响眼下的资产,也影响长远的生活安排。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家庭仍有工作和收入,却减少大额消费,更看重储蓄。
这种压力还要从“家庭主义”来理解,也就是家庭在照顾老小、保障收入和分担风险中扮演重要角色。2024年一项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双向的。
家庭内部转移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为子女的收入风险提供非正式保险。另一项刊登在《Housing, Theory and Society》上的研究访问了上海的年轻置业者,发现随着住房越来越难负担,年轻人买房越来越依赖父母一代的资源。
据《南华早报》报道,在“全职儿女”现象中,一些青年离开劳动力市场后回到父母家,帮忙处理日常事务,换取每月约1000元到5000元以上的家庭支援。这种现象有多普遍,目前还缺乏充分数据。
家庭主义让中产返贫带有跨代特征。子女失业或买不起房时,父母要继续接济;父母年老、看病需求增加时,成年子女又要投入更多。
资源共享能减轻个别成员的损失,但在资产价格下跌时,也会让人们更不愿花钱,想多存一些为将来留后路。家庭担子的轻重,和社会保障的制度结构直接相关。
中国已经建立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等多项制度,但不同地区、户籍和就业形式之间仍有差异。
世界银行2025年的报告指出,失业保险实际覆盖47%的城市劳动力;2026年7月的报告则主张扩大对非正式就业者的保障,逐步完善按实际居住地享受福利的安排。
2025年一项IMF研究发现,地方社会支出不足、户籍限制较严,都与家庭储蓄率显著相关;房价波动也会通过财富效应和首付储蓄需求影响储蓄。保障存在地区差异时,住房、存款和代际支援会相互补位。
家庭一旦遇到变故,积蓄可能一下子就被掏空。青年就业同样牵动着家庭。
2026年9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8.0%,较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但高于2025年同期的17.7%;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7.4%,30—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3.9%。
教育部预计,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1270万人。青年失业率有明显的毕业季波动,还要结合岗位供给和就业质量来看。
据财新网2026年8月报道,合肥高新区招聘96名社区工作者,收到了11808份申请。拥有社会工作硕士学位的陈宽回到江苏老家当社区工作者。
据他观察,这几年招聘竞争越来越激烈,学历要求也明显提高。另据报道,安徽一名徐姓学生在2025年秋季拿到浙江一家厨电企业月薪8000元的工业设计师职位,但在2026年正式入职前两周被撤回录用,企业按协议支付了违约赔偿。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部分职位的学历门槛水涨船高。家庭能提供多少实习机会、购房资助和求职空窗期的支持,已经在影响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点。
这不禁让人想到日本。战后日本形成了“一亿总中流”的社会认同。1990年代初,日本股市和地价泡沫破裂。
IMF在1994年的研究指出,日本六大城市平均地价从1990年的高峰到1993年底下跌约36%,日经225指数从接近39000点跌到1992年的约14000点。
Richard Koo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认为,借贷推高的资产泡沫破裂后,资产价格跌了,负债却还在,私人部门会优先还债、修复财务状况。
这个理论常被用来解释高杠杆家庭在楼价下跌时的行为:担心未来,不敢消费,有钱也先留着还按揭,或者存起来防身,同时还要接济家人。
OECD的研究指出,日本非正规雇员的比例从2002年的约29%升至2021年的约37%,平均时薪约为正规雇员的60%。1993年至2005年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职冰河期世代”中,有人毕业时没能进入正规就业渠道,此后长期从事不稳定的工作。
多年后,日本政府仍需为这一代人专门制定培训和支援措施。中国也有相似之处:是不是应届毕业生会影响求职。
错过应届求职季的人,再找工作时还要解释之前的空档,年龄也可能成为雇主的考量。参照日本的经验,中产家庭需要提供支援的时间可能会很长。
不同的是,中国多了房地产这个因素。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产家庭,一套房子既要应对自己的风险,也要兜住父母的医疗养老和子女的就业。
家里的经济支柱还要担心自己所在的行业会不会被AI取代。这样的家庭要连过三关才能维持现状:父母没事,经济支柱没事,子女也没事。
否则,就只能消费降级。这种处境需要时间慢慢消化。
未来十年、二十年,家庭收入差距可能更加明显:过了这一关的人继续保持中产;过不了的人要从低处重新往上爬,这可能又要花掉一代人的时间。网上流行的“中产返贫六件套”“九件套”,列出了供养父母、投资教育、让子女读名校等,这些正是中产所追求的。
他们在子女身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之后却可能因为经济周期而收不回来。这是一代人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损失,和资产价格下跌造成的损失性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