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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珍被关进了监狱里。
铁门在身后合上的那一声响,比她之前听到的任何一次都更沉、更闷、更不留余地。牢房比她待过的拘留室大不了多少,四面墙壁刷着同样惨白的漆,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扇小小的铁窗,窗外的天空被铁栏杆切成了一条一条窄窄的蓝。她蜷缩在冰冷的牢房角落里,后背紧贴着墙壁,双臂紧紧环抱着自己的膝盖,把自己缩成尽可能小的一团。水泥地面透过薄薄的囚服布料把寒气一丝一丝地渗进她的皮肤里,但她已经顾不上冷了。
“这就是监狱吗……好可怕……”她的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在空荡荡的牢房里打了个旋就消散了。她的耳朵耷拉着,从根部到耳尖都软塌塌地贴在脑袋两侧,眼睛红肿得像两颗熟过头的桃子,眼角还挂着没有干透的泪痕。她不时抽噎一下,肩膀跟着一耸一耸的,但已经没有多少眼泪可以流了——她在法庭上差不多把眼泪流干了。那扇小窗透进来的一缕微光照在她面前的水泥地上,形成一个苍白的长方形光斑。她盯着那个光斑看了很久,像是在盯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啊?”她问自己,但牢房里只有日光灯管嗡嗡的响声回答她。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秀珍就被狱卒的哨声叫醒了。她几乎是一整夜没怎么睡——牢房的床是一块铁架子上铺了薄薄一层褥子,每一根弹簧都隔着褥子硌着她的骨头。她从床上爬起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跟着其他囚犯排成一行,拖着沉重的脚步跟随狱卒穿过一条长长的、灯光惨白的走廊,往工作间的方向走去。她的双手不安地揪着衣角,囚服的布料比她自己那件蓝色衬衫粗糙得多,磨得她指尖的皮肤有些发痒。“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工作……”她的耳朵紧张地抖动着,左右张望了一下走廊两侧那些紧闭的铁门,每一扇门后面都静悄悄的,静得让她更加紧张。
工作间的门推开了。一股混合着布料、灰尘和机油的味道扑面而来。房间里摆着几排长条桌子,每张桌子后面坐着一只兔子,低着头,爪子里拿着针线,正在缝着什么。秀珍被带到一张空着的工作台前坐下,看见桌面上摆着一摞裁好的布料、几卷线和一根针。她的耳朵从紧张地贴在后脑勺的状态慢慢抬起来一点。
“缝衣服啊……”她轻轻吐出一口气,那口气里带着一丝微弱的、她自己都不敢太确定的庆幸。好歹是自己会的活儿——她在家里给自己缝过裙子,给野餐布锁过边,针线活虽然不算精湛,但至少不会把手指扎成筛子。她走到工作台前坐下,拿起针线,指尖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着把线头对准针眼,穿了两下才穿进去。她转过头,怯生生地看向旁边工作台后面的狱友,那是一只灰白色的老兔子,正低着头飞快地飞针走线,动作熟练得像机器。“请问,这里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隔壁根本没有搭理她。那只灰白老兔子连头都没抬,眼皮都没动一下,爪子里的针线一上一下地穿梭着,节奏没有丝毫变化,仿佛秀珍根本不存在。
秀珍碰了钉子,有些沮丧地收回目光,默默低下头开始缝自己的衣服。她的鼻子酸了一下,但她用力吸了吸鼻子,把那阵酸意压了回去。“算了,还是靠自己吧……”她把布料摊平在工作台上,左手按住布边,右手捏着针,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她的动作有些生疏——毕竟以前缝的都是裙子下摆和野餐布的锁边,缝衣服还是头一回。她缝几针就停下来检查一下,把缝歪的线拆掉重新来过,针脚尽量走得又密又直。“希望能缝得好一点,不要被挑出毛病……”她的耳朵不自觉地耷拉着,但不是因为害怕或沮丧,而是因为全神贯注——她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手里那根小小的针上,外面的世界暂时被隔绝了。
秀珍缝了一天。从早上的哨声到傍晚的哨声,她一直坐在那张硬邦邦的木头椅子上,除了中午被允许站起来活动了五分钟之外,几乎没有挪过地方。收工的哨声吹响的时候,她放下针线,揉了揉酸痛的眼睛——长时间盯着针脚,眼睛又干又涩,眼眶周围一圈都在发疼。她的肩膀也酸,右边的肩胛骨附近像是被人塞了一块石头进去,又硬又沉。她的手指尖被针扎了好几个小洞,有几个已经不流血了,结了暗红色的小点,有一个还在往外渗着淡淡的血丝。
“终于结束了……”她把缝好的衣服一件一件叠整齐,叠的时候格外小心——衣领对齐衣领,袖口对齐袖口,每一条缝线都捋得平平整整的。她看着自己缝好的那一小摞衣服,心里有些忐忑。衣服缝得不算漂亮,有几件的针脚歪了,有一件的袖子接缝处还留着拆线重缝的痕迹,但她确实是认认真真缝的,每一针都尽了力。“也不知道这些衣服算不算合格,能拿到多少工钱……”她小心翼翼地把衣服抱在怀里,走到狱卒面前,双手微微发抖地把衣服递过去。她的声音很微弱,像是在跟一个严厉的老师交作业,“请问,我今天的工作……可以结算工钱了吗?”
“可以,”狱卒连眼皮都没抬,从桌面上拿起一个本子,翻到某一页,用笔在上面点了点,“缝了多少件了?”
秀珍忙不迭地回答,声音中带着一丝她努力压抑却还是漏了出来的期待——那种期待很小,小到她自己都不敢太用力去握,但它确确实实就在那里,在她干涩的喉咙里轻轻跳动:“报告,我今天缝了……”她低头数了数自己交上去的衣服,嘴唇无声地翕动着,一件一件地数过去,“一共十件衣服。”她抬起头,双手紧紧攥着囚服的衣角,把那块粗糙的布料在手心里碾来碾去,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狱卒,那双粉色的眼珠里倒映着工作间惨白的日光灯,“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多?工钱……能有多少呢?”
“一共二十元。”
秀珍的眼神闪了一下。那双粉色的眼睛里那簇小小的期待的火苗被这个数字轻轻吹了一下,晃了晃,但没有灭。她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二十元,一天二十元,她今天缝了十件,一件两块钱。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尖,那上面扎了七个针眼。“一天才二十元……”她小声重复了一遍,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但那丝失望只停留了不到两秒钟,就被她用一种近乎固执的乐观压了下去。她抬起头,掰着手指开始计算,嘴唇快速地翕动着,像是在默背一道数学题,“没关系,积少成多。一万六千元的话,要……八百天,差不多两年多……”她算完这个数字之后沉默了两秒钟,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又吸了一口,像是在往一个有些漏气的皮球里反复打气。最后她用力地点了点头,暗暗给自己打气,“我会坚持下去的,总会有还清的一天。”
秀珍就这样干了一个月。每天天不亮起床,排队进工作间,坐在同一张硬木椅子上,缝同一款式的衣服,一直缝到天黑。她的手指尖已经从刚开始的七个针眼变成了一片密密麻麻的针眼叠针眼,旧的没好新的又来,指尖的皮肤粗糙得像砂纸。她的眼睛每天收工的时候都是红的,眼角永远挂着一丝因为长时间盯着针脚而渗出来的泪水。但她没有偷过一天懒,没有缝坏一件衣服被退回来,她甚至开始学会了一些小技巧——怎么走针更快,怎么锁边更牢,怎么在换线的时候不停针。她的速度从第一天十件涨到了十五件,又从十五件涨到了二十件。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收工后她没有马上回牢房,而是倚着床铺,从枕头底下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和一支削得很短的铅笔头,开始认认真真地算账。她把铅笔头舔了舔,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几个数字。“一个月了啊……每天二十元,一共赚了六百元。”她的脸上混合着疲惫和欣慰——眼眶下面挂着两个浅浅的黑眼圈,但耳朵却稍稍立起来了半寸,像两株被压了太久终于见到一点阳光的草,“照这样下去,不到三年就能还清罚金了!再努力些,说不定能更快……”她攥紧小拳头,在空气中轻轻挥了一下,给自己鼓劲儿。三年。她在心里把这两个字翻来覆去地掂量——三年不算短,但至少不是六年,不是三十五年,不是永远。三年以后她可以走出这扇铁门,重新看到天空——不是被铁栏杆切成条状的天空,而是一整片完整的、蓝汪汪的天空。
然后账单来了。
秀珍接过那张薄薄的纸的时候,手还是抖的——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期待。这是她人生中第一份靠自己劳动赚来的工资账单,虽然地点不太对,虽然工作不太体面,但那上面每一个数字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她深吸一口气,把账单展开,目光跳过那些密密麻麻的细项,直接落在了最底下的那个数字上。
两千元。
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恐慌,不是绝望,而是困惑。纯粹
的、真切的、把自己眼睛揉了又揉还是看不懂的困惑。她揉了揉眼睛,把账单拿近一些,又拿远一些,翻过来看看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说明,但背面是空白的。“两千元?怎么会这么多?”她抬起头,疑惑地看向狱卒,眉头紧紧皱在一起,眉心挤出了一个小小的疙瘩。她的声音里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种老老实实算了半天账却发现账目怎么都对不上的困惑,“请问,是不是账单弄错了?我一个月应该是赚六百元才对呀……”
“那是你在监狱里为了覆盖你的生活所需需要支付的费用。”狱卒说。他的语气和宣布“缝了多少件”时一模一样——不好不坏,不咸不淡,只是在陈述一个每天都在陈述的事实。
秀珍的腿一软,坐倒在床铺上。那张薄薄的褥子被她压得发出一声闷响,铁架床跟着晃了两下。她刚刚燃起的希望被这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耳朵从半竖的状态一寸一寸地塌了下去,贴在后脑勺上一动也不动。“什么?生活所需也要自己付钱?”她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刚才算账时那种带着期待的轻快调子,而是一种更沉、更涩、像是从喉咙最深处拽出来的声音。她掰着手指开始算,这一次算的不是工钱,而是开销——住宿费、伙食费、水电费,也许还有杂费,也许还有她不知道的费用。她越算越快,越算越乱,眼泪又开始在眼眶里打转,把账单上的数字泡成了一圈一圈模糊的墨迹,“吃饭、睡觉都要钱吗?那我辛辛苦苦赚的钱,一大半都要用来支付这些费用,什么时候才能还清罚金啊……”
“不是一大半,”狱卒纠正她,语气还是那么不紧不慢,像是在纠正一个无关紧要的错别字,“你倒欠了一千四百元。”
秀珍的脑袋里一片空白。不是比喻,是真的空白——像是有人在她脑子里按下了静音键,把所有声音都关掉了,连日光灯管的嗡嗡声都消失了。她整只兔僵在那里,保持着刚才掰手指的姿势,左手的三根手指还掰着右手的大拇指,停在半空中忘了放下来。倒欠。这个
词她认识,她当然认识,但它在她的认知体系里一直是一个和“工资”相反方向的词——你工作,你拿钱,你花钱,你省着花,剩下来的就是你的。怎么可能你工作了三十天,每天从早缝到晚,手指被扎了几十个针眼,眼睛熬得又红又肿,到头来不仅一分钱没拿到,还倒过来欠了别人的钱?“倒欠……一千四百元?”她喃喃地重复了一遍,声音轻得像是在梦呓。然后泪水夺眶而出,不是一颗一颗地滚,而是整片整片地漫,把她面前那张写着“2000元”和“-1400元”的账单泡得字迹模糊,“怎么会这样?我明明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她的声音带着哭腔,绝望地看着账单,像是在看一道她永远也算不对的数学题,“照这样下去,我岂不是永远都还不清罚金了吗?”
“谁让你那么不努力呢?”狱卒说。
秀珍哭得浑身发抖。这句话像一根烧红的铁签,直直地插进了她胸腔里某个最柔软、最不设防的位置。不努力。她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工作间,最后一个离开。别人休息的时候她在缝,别人聊天的时候她在缝,别人偷偷打瞌睡的时候她还在缝。她的手指尖已经分不清哪一个是旧针眼哪一个是新针眼了,整片指尖都是密密麻麻的暗红色小点,摸上去像砂纸。她的眼睛每天收工的时候都布满了血丝,眼角的泪不是哭出来的,是盯着针脚太久太久被灯光刺出来的。这些都不叫努力,那什么叫努力?她猛地抬起头,眼泪还在流,但眼神里有了一种之前没有过的、被逼到墙角之后的疯狂。“我已经很努力了!”她指着自己红肿的眼睛,又伸出爪子翻过来,露出指尖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针眼,有的已经结了痂,有的还在往外渗着透明的组织液,“你看,我每天都在拼命缝衣服——”她的声音哽咽了,像被什么东西从中间硬生生掐断,断了之后接上的是更低、更碎、更湿的声音。她的耳朵无力地垂着,耳尖几乎碰到了肩膀,“可赚的钱还不够支付生活费用……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还清罚金啊?”
狱卒低头在本子上写了几笔,然后抬起头,用和刚才一样不咸不淡的语气说:“秀珍顶撞狱卒,破坏监狱管理,罚款三百元。”
秀珍瞪大了眼睛。她的眼睛本来就又红又肿,这一瞪,眼眶里的泪水被挤了出来,顺着她已经脏兮兮的脸颊往下淌,在下巴尖上汇成一颗亮晶晶的水珠,滴落在囚服的前襟上。“不,我没有顶撞狱卒!”她急忙解释,声音又急又碎,像是打翻了一盒玻璃弹珠,每一个字都在地上乱蹦乱跳,“我只是太着急了,想问问怎么才能还清罚金……”她的声音剧烈颤抖,双手无助地在空中挥舞——那个手势她做过太多次了,在法庭上做过,在律师面前做过,在法官面前做过,每一次都没有用,但她不知道该用什么别的手势来替代它。她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流进她张开的嘴里,咸得发苦,“怎么能这样罚我钱呢?我现在已经倒欠了,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
“刑满释放呀?”狱卒说。他的语气里多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让秀珍辨别不出是在开玩笑还是在陈述事实的东西。
秀珍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她的呼吸变成了一段一段的,每吸一口气都要打三个嗝,胸腔里像是有一只手在不断挤压她的肺,把里面的空气全部挤出去却不让她重新吸进来。她的爪子紧紧抓住床沿,铁架床冰凉的金属边缘硌在她的掌心,硌出了一道深深的红印。“可罚金还没还完……”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被哭嗝切成了一小截一小截的腊肠,“刑满释放后,我还要继续还吗?”她抬起头,那双被泪水泡得又红又肿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和迷茫。恐惧是对未来的——一个她无法想象也无力承担的、在外面等着她的世界。迷茫是对现在的——她已经在监狱里了,已经在努力工作了,已经把自己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什么账本上的数字还在往反方向跑?“我已经没有家了,出去后要去哪里?又要怎么赚钱还罚金呢?”
“那你就努力工作。”狱卒说。
秀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忽然不哭了。不是情绪稳定了,不是想开了,而是哭到了一种极限之后,身体自动关闭了泪腺的阀门。她抽噎着擦眼泪,手背在脸上来回蹭了好几遍,把泪痕蹭花了一片,但手背本身也是湿的,蹭来蹭去脸上还是湿漉漉的。“我一直在努力工作了……”她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粗粝的木板,每一个字都带着干涩的摩擦感。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满是针眼的手,那双手搁在膝盖上,十指微微张开,指尖朝上,像是在无声地陈列证据。证据就是那些针眼,密密麻麻的、新旧叠加的、好了又破的针眼,但没有人看。她抬起头,眼中满是绝望——不是愤怒的绝望,不是控诉的绝望,而是一种被抽空了所有力气之后连愤怒都愤怒不起来的、疲惫的、灰蒙蒙的绝望,“但这里的生活费用太高了,就算我每天都拼命缝衣服,也赶不上欠款的速度。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谁让你犯罪了?”狱卒说。
秀珍浑身一震。这句话像一记闷棍敲在她胸口的正中央,震得她整只兔子从床沿上弹了一下。犯罪。对,她是罪犯。不管她觉得自己多冤枉,不管她那天去野餐的时候心里想的是阳光和草莓而不是私人领地和非法闯入,法律已经判了她有罪。在法律的账本上,她和那些杀人放火的、偷鸡摸狗的、真正做了坏事的人用的是同一种墨水。她的泪水再次汹涌而出,这一次不是因为委屈,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一种从心底最深处涌上来的、几乎要把她整个人淹没的懊悔。“我知道错了……”她低下头,下巴几乎要碰到胸口,光秃秃的头顶上已经没有帽子可以压下来遮住她流泪的脸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但哭腔里有一种之前没有的东西——不是辩解,不是反抗,而是认命。“我真的很后悔,”她的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把那块粗糙的囚服布料在手心里碾来碾去,碾得指节发白,“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不会做那样的事。”她抬起头,眼神中充满哀求。那种哀求没有方向——不是在哀求某一个人,不是在哀求某一个具体的权威,而是在哀求整个世界,哀求命运本身,哀求任何一个愿意听她说话的人,“可我已经在努力弥补了,能不能……能不能帮帮我,让我快点还清罚金?”
“自己努力。”狱卒说完,转身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行渐远,最后被铁门关闭的声响彻底吞没。
秀珍独自坐在床沿上,看着面前那张被泪水泡皱又被她捏得皱巴巴的账单,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窗外的天色从深蓝变成了墨色,长到走廊里的日光灯自动亮了起来,嗡嗡地响着,把她光秃秃的影子投在惨白的墙壁上。然后她深吸了一口气,用袖子抹掉眼泪——那块袖口已经被泪水洗过太多次了,布料硬邦邦的,蹭在脸上有些疼。她坐直了身子,把后背从墙壁上拔起来,两只耳朵从完全耷拉的状态慢慢抬起来一点,抬到一半停住了,忘了接下来该怎么动,但至少没有再贴回脑后。“嗯,我会继续努力的。”她说,声音还是哑的,但哑的声音里有了一根极细极细的骨头。她伸手拿起放在枕头旁边的针线——那是她从工作间偷偷带回来的,藏在了褥子底下,狱卒查房的时候没有发现。她把针捏在指尖,把线头对准针眼,穿了两下穿进去了。“不管多困难,我都要靠自己的双手还清罚金。”她拿起一块从工作间带回来的碎布料,开始缝。针尖穿过布料发出细微的、有节奏的摩擦声,那声音在空荡荡的牢房里听来格外清晰,像是有人在黑夜里一下一下地敲着木鱼。她缝了几针,停下来看了看自己的针脚,摇了摇头,拆掉,重新缝。“也许……也许我可以缝得更快一些,质量更好一些,这样就能多赚点钱了。”
从那天起,秀珍开始牺牲睡眠时间来缝衣服。每天收工之后,别的囚犯回到牢房里倒头就睡,鼾声此起彼伏地在走廊里回荡。秀珍不睡。她靠在床沿上,借着走廊里透过铁门小窗漏进来的一线惨白灯光,一针一线地缝。她的眼睛布满了血丝,那些血丝从眼白边缘往瞳孔方向蔓延,像一张红色的蜘蛛网。她不停地打哈欠,每打一个哈欠身体都会跟着抖一下,但手里捏着的针线从来不会停。“多缝一件是一件……”她喃喃自语,针不小心扎到了手指,鲜血从指尖渗出来,在布料上留下一个小小的暗红色圆点。她皱了皱眉,把手指放进嘴里随意吮吸了一下,然后用囚服的下摆擦掉布料上的血迹,继续缝。窗外月色如水,那轮月亮又圆又亮,和她去野餐那天的月亮是同一轮——她记得那天晚上她还靠在菜园子的篱笆上看过月亮,想着明天要去西边的树林里找一片最好的树荫。现在月亮还是那轮月亮,看月亮的人已经不一样了。月光透过铁窗的栏杆照进来,在秀珍的身上画下一条一条明暗相间的条纹,映出那只小兔子疲惫却坚毅的脸庞。
又一天过去了。
秀珍终于停下了手中的针线。她把针插在线团上,把缝好的衣服一件一件叠整齐。今天她缝了整整一夜,从天黑缝到天亮,又从白天缝到了天黑,中间只趴在桌上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她的眼睛几乎睁不开了,上下眼皮像是被人涂了胶水,每一次睁开都要费很大的力气。她揉了揉几乎睁不开的眼睛,把它们揉得又红又肿,勉强能睁开一条缝,然后把缝好的衣服抱在怀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狱卒。“今天……应该缝了不少吧。”她的声音虚弱得像一缕烟,风一吹就会散。她把衣服放在狱卒面前的桌上,小心翼翼地叠好,衣领对齐衣领,袖口对齐袖口,每一道缝线都捋得平平整整——虽然她的手在抖,叠得没有平时那么利索。“麻烦您清点一下,看看我今天能拿到多少工钱……”她在心中默默祈祷能多一些,好让自己离还清罚金更近一步。她不敢祈祷太多,只敢祈祷一个比二十元稍微大一点的数字——也许三十元?也许四十元?她把这两个数字在脑子里反复掂量,像是在掂两颗并不存在的水果糖。
“四十件。”狱卒数完之后说。
秀珍的精神为之一振。那双几乎睁不开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血丝还在,红肿还在,但瞳孔深处有什么东西亮了起来,像是一盏快要熄灭的油灯被人重新挑了一下灯芯。“四十件!”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久违的、几乎可以称之为“喜悦”的情绪——那种喜悦很小心,很小,像是在薄冰上踮着脚尖走路,“太好了,今天缝得比以前都多!”她的双手急切地握在一起,爪子在胸前轻轻搓着,满是针眼的手指互相摩擦,发出一阵细碎的沙沙声。然后她忽然想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耳朵噌地竖了起来——那是她被关进这间监狱以来耳朵竖得最直的一次,“那……工钱是不是也会多一些?这样我就能多还一点欠款了。”她的双手不自觉地握紧了,充满期待地看着狱卒,那双粉色的眼珠里倒映着工作间惨白的日光灯,但日光灯照在眼珠里的光,和之前不太一样了。
“是的。”狱卒说。他把八张十元的纸币放在桌面上,推到秀珍面前。
秀珍满心欢喜地接过工钱,爪子在囚服上擦了擦,把掌心的汗蹭干净,然后小心翼翼地数了一遍——一张、两张、三张——然后又数了一遍。她的手在发抖,但那是因为激动,因为一种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体验过的、叫作“收获”的感觉。“八十元!今天赚了八十元!”她把纸币贴在胸口上,隔着囚服薄薄的布料,能感觉到那八张纸币棱角分明的边缘硌着她的掌心,那种触感让她觉得踏实。她疲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那是她被关进这栋灰扑扑的大楼以来,第一次真正的、由衷的、不需要任何勉强就能挂上去的笑容。她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看到那条长长的黑暗隧道的尽头终于亮起了一小团微弱的光,那团光还很小,还很远,但它确实在那里,不是在幻觉里。“照这样下去,我很快就能还清罚金了!”
她的话音刚落,脸上的笑容忽然凝固了。像是一盆冷水从她头顶浇下来,把她刚才那股热气腾腾的喜悦浇了个透心凉。她的耳朵从竖立的状态一寸一寸地弯了下来,眉头重新皱起来,眉心那颗困惑的疙瘩又回来了。“不对,还要扣除生活费用……”她的声音低了下来,那层亮晶晶的喜悦被一种更沉、更实的理智压在了下面。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八张纸币,然后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轻轻问了一句,“那还能剩下多少呢?”
“月末看账单。”狱卒说。
一个月又过去了。这一个月里,秀珍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剩下的二十个小时,她都在缝衣服。她的速度已经快到了她自己都惊讶的程度——手指捏着针线在布料之间翻飞,动作流畅得像是水流过石头,针尖穿过布料的声响连成了一条不间断的线。她不再检查针脚了,不是偷懒,而是她已经缝了太多太多件衣服,多到闭着眼睛都能把针脚走得又直又密。她手上的针眼已经分不清新旧了,整片指尖都是暗红色的,有几个指头的指腹已经被针尾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硬硬的,黄黄的,摸上去像鞋底。她的眼睛每天收工的时候都是血红的,眼角永远挂着泪水,不是哭出来的,是眼睛太干太累之后自己分泌出来的一种生理性保护液。
月末到了。狱卒把账单递给她。秀珍双手颤抖着接过那张薄薄的纸,紧张得不敢呼吸,肺里的空气被她死死地憋在胸腔里,不敢吸也不敢呼。她把账单拿在手里,没有马上展开,而是先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祈祷了一下。她不知道自己是在向谁祈祷——向法官?向狱卒?向律师先生?向那个她曾经投过票的人民党?也许都不是。也许她只是在对那个唯一还没有抛弃她的东西祈祷——她自己。“这个月……不知道会怎么样。”她慢慢展开账单,眼睛快速扫视上面的数字,一行一行地往下找。住宿费,伙食费,水电费,杂费——她的目光跳过这些让她心跳加速的字眼,直接翻到最后一行,那个写着最终余额的位置。
“还倒欠一千元。”
秀珍的双腿一软,身体往旁边歪过去,肩膀撞在了床沿上,整个人顺着床沿滑坐到了地上。账单从她的手里飘落,像一片白色的落叶,飘飘悠悠地落在她面前的水泥地面上。她的眼泪瞬间涌出,不是一颗一颗的,而是一整片的,把她的视野泡成了一片模糊的、晃动的光影。“怎么会……”她坐在地上,背靠着铁架床冰凉的床腿,双腿伸在前面,两只爪子无力地摊在身体两侧,掌心朝上,像是在承接某种看不见的、永远不会落下来的东西。她的声音哽咽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深处硬拽出来的,拽得又涩又疼,“明明这个月我拼命工作,缝了那么多衣服——为什么还倒欠这么多?生活费用真的有这么高吗?”她感到无比绝望,那种绝望不是愤怒的绝望,不是委屈的绝望,而是一种连愤怒和委屈都已经没有力气去体验的、纯粹的、赤裸的疲惫。她低头看着自己摊开的手掌,看着指尖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针眼和茧子,那些针眼和茧子都是真的,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但它们不够,它们永远不够。
她不甘心。这就是最让她痛苦的地方——不是因为她在绝望中,而是因为她在绝望中还没有放弃。如果她能死心,如果能认命,如果能对自己说“就这样吧,还不清就还不清吧”,那她至少还能睡一个完整的觉。但她做不到。她脑子里永远有一个声音在对她低语:也许下个月呢?也许再快一点呢?也许生活费用会降低呢?也许规则会改变呢?这些“也许”像一根根极细极细的鱼钩,钩在她的心尖上,不让她沉下去,也不让她浮上来,只是把她吊在那里,悬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死不活。
她伸手捡起地上的账单,把它叠好,放在枕头底下,和那张皱巴巴的记账纸、那根削得很短的铅笔头放在一起。然后她从枕头底下摸出针线,拿起一块新的碎布料,开始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