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赵孟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领证还能领红包？”近日 在浙江宁波登记结婚的新婚夫妇，收到了政府发放的 1000 元结婚消费券。钱虽不多，却让很多人在网上分享这一喜悦。

这并非个例。 2025 年初以来，一场以提高生育率为目的的创新生育支持措施，在全国多地悄然展开。从浙江的结婚消费券，到山西的现金红包，再到广州村集体开出的“ 20 万元婚育大礼包”，地方正试图将生育支持政策的发力点，前移至婚姻缔结阶段。

人口学界普遍认为，目前中国仍是一个“普婚普育”的社会，绝大多数生育行为发生在婚内，因而鼓励结婚对于应对结婚人数下降，提升生育率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学者们也提醒，从长远看，育龄妇女的大幅减少，才是结婚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因而生育支持措施必须系统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4 年中国初婚人数 仅为 917.23 万人，较 2013 年峰值 2385.96 万 人下降超六成。结婚登记数也从 2013 年的 1346.9 万对，降至 2024 年的 610.6 万对，引发各界关注。

在浙江，鼓励结婚的政策已形成“全省联动”。宁波市自 10 月 28 日起，为新登记结婚的新人发放 1000 元消费券，可用于婚宴、摄影、旅游等消费。杭州市的同类政策覆盖整个下半年。绍兴市柯桥区、金华市浦江县也相继推出 800 至 1000 元不等的 “ 结婚有礼 ” 消费券。

11 月 6 日，宁波市勤州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向界面新闻介绍，当地的结婚消费券政策持续到年底，近期结婚登记人数很多，需要提前两天预约，当日已预约满。该政策持续到今年底，明年是否继续视情况而定。

在山西吕梁，政策更为直接。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符合条件的新婚夫妇在登记窗口即可当场领取 1500 元现金红包。这笔钱无需申请，当场发放，被当地人称为“最实在的祝福”。

奖励力度更强的，是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南岭村。该村 2025 年初宣布，对初婚的本村户籍青年，最高奖励 8 万元，生育最高奖励 12 万元，累计可达 20 万元。这一数额创下目前公开报道中地方婚育奖励的最高纪录。

南岭村党委委员何嘉敏告诉界面新闻，该村推出结婚补贴政策的背景是适龄青年结婚意愿持续偏低。他们统计发现，前三年，该村每年登记结婚仅 10 对左右，三年累计仅三十几对。这一现象主要受现代生活节奏快、工作与经济压力大等多重因素影响，村社层面意识到需要通过政策激励破解这一困境，将生育支持前置到结婚阶段，“没有人结婚哪有人生孩子”。

该政策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采用村社两级双重补贴模式，对初婚夫妻双方均为南岭联社户籍股东成员，村一级给予 4 万元奖励，社一级再配套 4 万元，初婚夫妻可累计领取 8 万元补贴。为保障婚姻稳定性，政策明确要求夫妻需维持婚姻关系满一年，补贴最早于 2025 年 1 月开始发放。

何嘉敏介绍，尽管补贴尚未正式发放，但政策的激励效果已初步显现。 2024 年上半年，该村适龄青年登记结婚对数已达 10 对，且下半年结婚人数通常更多，预计全年登记量较往年有明显提升。她表示，从村民反馈和村社干部走访情况来看，补贴政策有效缓解了部分青年的经济压力，同时传递出对婚姻家庭的支持导向，不少村民已陆续传来结婚喜讯。

结婚奖励只是起点，多地正试图构建从“结婚- 生育- 养育-教 育”的全链条支持体系。 在南岭村，当地的保障政策不仅覆盖结婚环节，还包含生育、重大疾病、离世等多个场景，形成全方位的生育友好政策体系。

在吕梁，结婚红包之外，还有生育一孩 2000 元、二孩 5000 元、三孩 8000 元的叠加补贴。国家层面， 2025 年起，育儿补贴全面推开，每个孩子每年可领取 3600 元，直至 3 周岁。多地还延长婚假至 18 天、 25 天甚至 30 天。

与此同时，婚姻登记也更加便利。自 2025 年 5 月 10 日新《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后，全国通办成为现实，无需再为户口本奔跑。

但人口学界提醒，结婚登记人数的持续走低，除了婚育意愿、经济压力等主观因素外，育龄妇女数量的结构性减少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前提。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生育率持续处于低位，出生人口数量逐步减少，经过二十余年的人口代际更替，这一趋势已传导至婚育阶段。如今进入适婚年龄的青年，大多是独生子女一代或少子女家庭后代，本身的人口规模就小于上一代，叠加部分人群选择推迟结婚或不婚，进一步加剧了结婚登记人数的下降态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与 2010 年相比， 2020 年中国 15-49 岁育龄女性人数减少了 5749 万人，平均每年减少 575 万人。与此同时，这 10 年间 20-29 岁生育旺盛期女性人数减少了 3463 万人，平均每年减少 346 万人。育龄婚育人群规模的快速收缩，直接导致结婚登记的不断下降。

育龄妇女数量的萎缩，使得结婚补贴等政策的撬动空间受到客观限制。在育龄妇女持续减少的背景下，任何单一政策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结婚登记下降的长期趋势，这也决定了生育支持需要更具系统性的综合举措，在应对结构变化的同时，着力破解影响婚育意愿的多重难题。

来源：界面新闻 编辑：丁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