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地上的阴影里，7个月大的婴儿小黎最后一次被抱起来，他的哭声消失在两个“玩伴”手中。

那是2024年7月21日下午五点，广西百色市下辖的某个村庄，暑气还未散去。11岁的A和9岁的B像往常一样来到邻居黎先生家玩耍。他们询问了重度耳聋的母亲梁某后，走进卧室，抱起了7个月大的婴儿小黎。

谁会对天真无邪的孩子设防呢？

两个半大孩子将小黎抱到家门口的水泥地上，放下，然后开始打他。婴儿的哭声响起，他们又把他抱起来哄，送回屋内。孩子的世界似乎总是这样——一时好奇，一时冲动，一时又恢复了温柔。

但随后，A和B再次将小黎抱到家门口，这次，他们选择了监控盲区。

01 短暂生命与漫长伤痛

下午17时17分，A和B将小黎抱回给他的母亲梁某后便离开了。

由于重度耳聋，梁某没能听到自己孩子遭受暴力时的哭喊。当她发现婴儿喘不上气、脸色青紫时，一切为时已晚。

她急忙为小黎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打电话求救。18时15分，婴儿被送至县医院，最终抢救无效，于当天晚上死亡。

法医的鉴定结果冰冷而残酷：小黎“符合胸部受钝性外力作用造成心脏破裂导致心脏压塞死亡”。

一个才刚刚来到世界7个月的生命，就这样在两个未成年“玩伴”的手中消逝。

黎先生一家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事后，婴儿的母亲梁某确诊重度抑郁。

那份诊断书，成了这场悲剧的另一个烙印。

02 法律的红线

由于涉案的A和B均未满12岁，未到追究刑责年龄，当地公安机关依法未予立案。

小黎的父母提起了民事诉讼。法院于2024年12月23日下达判决书，判定A和B的监护人共应赔偿905977元，扣除已赔偿的10万元，还余805977元。

然而，法院的通知信息显示，A和B的父母没有履行赔偿，且由于“名下都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的执行程序已终结”。

黎先生一家的悲痛，化为了那句“要个说法”的执着。

03 并非孤例的悲剧

这样的“恶童”案件，并非孤例。

2024年2月26日，广东清远市阳山县，一名13岁男孩陈某在公园厕所内性侵一名8岁女童。

因陈某作案时不满十四周岁，依法不予刑事处罚，公安机关仅对嫌疑人监护人发出《训诫书》。

好在，与百色案例不同的是，这名13岁男孩被依法送至专门学校进行训诫教育。

更令人心惊胆战的是重庆发生的一起案件——一名10岁女童暴打1岁半男孩并将其从25楼扔下导致重伤。

由于涉事女孩只有10岁，未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公安机关依法不予立刑事案件侦查。

涉事女孩也由其母亲带离“是非之地”。

一个个幼小的受害者，一个个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免于刑责的加害者，不禁让人质疑：法律的保护，到底是在阻止犯罪，还是在纵容犯罪？

04 生物学背后的恶

为什么本应天真无邪的孩子会犯下如此暴行？

研究表明，人的犯罪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在青少年犯罪中，生物性因素的作用往往比成年人大。

基因遗传和特定基因突变可能会影响人的行为。

德国不莱梅大学神经病学教授杰哈德·罗斯发现了大脑额叶的病变和犯罪相关，这部分出现病变的人66%会犯重罪。

而这种病变，甚至可以在5岁左右儿童身上就可体现。

2005年《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刊登的论文《七岁儿童的重要基因风险的证据》明确指出，某些心理特点会遗传，而这些特点会在儿童阶段就产生影响。

这些“犯罪基因”或许可以部分解释恶童的产生。

然而，生物学表明了一种趋势，但并非不可改变。

在一项研究中，在反社会特征评估中取得高分的孩子中有接近50%的没有变成患精神病的成人。

换句话说，早期评估是必要的，但评估结果并不足以预测谁最终会成为一名暴力罪犯。

05 法律与人情的两难

面对这些低龄恶性案件，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该提前？

有法律学人主张将刑事责任年龄提前，理由是当代未成年人无论是体格还是心理智力、对问题的分析和是非对错的判断都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

由于受到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使其行为与后果不相符，削弱了法律的合理性和正义性。

从国外经验看，根据社会发展和青少年身心发育变化，在不同时期调整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十分普遍。

综合分析我国各种因素，有专家认为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定在10到12岁之间是可行的。

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应该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我国法律也在慢慢调整——如今，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法律修改需要时间，而对小黎一家来说，正义已经来得太晚。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黎先生一家，仍在绝望地寻求一个说法。而A和B，目前已正常上学。

他们真的明白自己做了什么吗？如果只是“没被追究刑责”，却未接受针对性的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正，难保不会埋下安全隐患。

就像检察官们担忧的，没有真正的教育和敬畏之心，所谓的“保护”反而可能害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