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人物:杨贵妃、高力士、裴力士
唐玄宗先一日与杨贵妃约定,命她设宴百花亭,同往赏花饮酒。次日,杨贵妃先赴百花亭,备齐御筵候驾。然后她等了一个下午,等了一个黄昏,等到了月亮升起,等到了云遮月,等到她终于知道——皇帝去了别处。
这场饭局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的“无聊”。
一场没有主客的宴席
百花亭上的宴席是杨贵妃亲手安排的。御筵备齐,酒樽摆好,杯盏擦亮,连赏月的方位都选定了。作为设宴的主人,她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然而这场饭局缺少一个关键人物:客人。唐玄宗没有来。
高力士和裴力士在场上做的是同一件事:陪着一个等不到人的人,把时间耗过去。贵妃出场时唱“海岛冰轮初转腾”,此时月色正好,她摆出观赏明月、鸳鸯、鲤鱼的姿态,嘴上说着景色之美,暗地里却是在打发时间。她不能走,因为皇帝随时可能来;她也不能停,因为一旦停下来,那种被晾在半空的焦灼就会涌上来。百无聊赖之中,一个被万众供奉的女人,只能对着月亮和池鱼自言自语。
高力士和裴力士的存在,让这种无聊变得更加具体。他们不是来吃饭的,他们是来执行的。一个负责传话,一个负责捧酒,两个宦官像两件会呼吸的家具,守在贵妃身边,随时准备承接她的任何一句问话、一个眼色、一次迁怒。裴力士在剧中伺候贵妃,劝阻她注意身体;高力士则卑躬屈膝,不遗余力地讨好。贵妃问他们皇帝在哪里,他们支吾;贵妃命令他们添酒,他们照办。整场饭局里,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在吃饭的。
知道结果之前的每一秒都是浪费
《贵妃醉酒》的全部张力,都压在“等”这个字上。杨贵妃从满怀期待地赴宴,到久候不至的焦虑,再到“忽报皇帝已幸梅妃”之后的崩溃,整出戏的叙事动力就是这条从盼望到破灭的曲线。
最令人窒息的一刻,是消息传来的那一刻。她不是不知道皇帝有别的女人,后宫中佳丽众多,她比谁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并不稳固。但“知道”和“亲耳听到别人告诉你”之间隔着一整个深渊。在消息传来之前,她还可以骗自己:也许皇帝只是迟了,也许朝政耽搁了,也许他正在来的路上。消息传来之后,所有的“也许”同时崩塌。后面的饮酒、醉态、与高力士的嬉闹,都是在这个崩塌后的废墟上进行的。
有评论者认为,贵妃在得知被抛弃的真相后,才真正从“被爱”这件事里醒过来。然而这场宴席的意义恰恰在于:在真相揭晓之前,那些精心布置的等待,那些对着月色美景的强颜欢笑,那些在空荡荡的百花亭上消磨掉的时间,全部变成了无法回收的浪费。宴席的奢华、酒菜的精致、侍从的恭谨,所有这些排场都只服务于一个目的——等待一个不会来的人。
无聊作为一种刑罚
在皇权的体系里,等待是一种特殊的惩罚。它不是鞭打,不是囚禁,而是把你放在一个精心布置的期待里,让你自己去消耗自己的热情。贵妃在等,高力士和裴力士在陪她等。皇帝本人并不在场,但皇权的运作并不需要他的在场。高力士和裴力士之所以对贵妃毕恭毕敬、不敢有半点怠慢,正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贵妃的恩宠可能随时恢复,也可能永远不再。他们侍奉的不是眼前这个失意的女人,而是她身上残留的那一点皇帝的权力光泽。
贵妃在大费周章的空等中,其实已经用行动注解了皇权的性质:权力的奢侈,在于它可以随意支配别人的时间。一个男人可以同时让两个女人在不同的宫殿里等他,而这两个女人都必须安静地、体面地、按照规定的仪态去等。无聊和等待,是皇权分配给后宫女性的基本日常。百花亭上的这一场,不过是把这种日常浓缩成了一出戏。
醉的不是酒
梅兰芳改编这出戏时,删去了传统版本中杨贵妃与太监调情的不健康成分,改为借酒使性、宣泄内心的愤怒。这个改动把戏的底色从风情变成了凄凉。贵妃喝的不是酒,是时间。每一杯下去,等待的时间就少一点;每一杯下去,幻想的时间也少一点。等到她终于醉了,她实际上是在用一种更彻底的无聊来对抗之前的无聊。
有改编版本把这场戏概括为“六杯酒”的结构:一杯解忧,二杯见血,三杯噎喉,四杯思旧,五杯六杯则是判词——“以色侍君能几秋”。从第一杯到第六杯,酒越喝越多,人却越来越清醒。这才是这出戏最深的地方:真正让人醉倒的,从来不是酒。
饭局结束的时候,贵妃怅然返宫。高力士和裴力士还站在原处,收拾杯盘。百花亭上的灯灭了,月色照在空无一人的宴席上。一场没有人来赴的饭局,吃的人没吃,等的人没等到,喝的人喝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喝的是什么。贵妃醉酒之所以被称为“最无聊的饭局”,不是因为场面冷清,而是因为这场饭局从头到尾只做了一件事:把一个女人对一个人的等待,变成一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却无人说破的空耗。无聊到极致,就成了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