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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毓琇自传《一个家庭 两个世界》第六章 从卢沟桥到珍珠港 中

承接上文

5月3日、4日,重庆遭到日军飞机大规模轰炸。当时我住在嘉庐,住处两栋房屋全都被炸塌,起火之后还有多处持续燃烧。虽然我们一家人躲进防空掩体里,人都平安,但是城里已经没法继续待下去。于是全家搬到嘉陵江边的北碚。

三弟、四弟和我一起,找了一块空地,在山坡上修建三间小屋用来安家。日军空袭的时候,我们就躲进嘉陵江边开挖的防空洞里。1939年9月21日,全家搬进北碚新家。10月15日,次女顾慰慧出生。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详见第七章)。抗战已经打了两年多,我们在重庆,只能偶尔得到一点外面世界的消息。

1940年3月19日,我去往四川省省会成都,应教育厅邀请,参加四川省教育会议,并且陪同美国驻华大使阿齐博尔德·克拉克·科尔观看川剧演出。川剧和京剧很相近,只是台词用四川方言,不是北京话。有一出戏讲三国故事,里面有关羽、诸葛亮这些人物。其实在四川方言里,讲刘备入蜀的故事,当地观众更容易看懂。不过,克拉克大使很快就发觉,舞台上的主人公最后会走向死亡,为了避免他情绪难受,我们就没有让他看完。有一位莎士比亚研究学者,在伦敦、斯坦福看过莎翁悲剧,看到这出戏也生出相似感触。不过对于喜欢明亮开阔、风雅格调的外国人来说,夜里休闲的时候,悲剧未免太过沉重压抑。

4月1日到5日,我的历史剧《岳飞》(写南宋抗金英雄岳飞),在重庆国泰大戏院,由国立戏剧学校公演。5日的专场,专门招待外交使团,英、法、美、苏各国大使都到场观看。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科尔还给这出戏写信,表达赞许。有确切消息传来:1940年3月29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府,在南京成立;1938年4月1日汪兆铭就已经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蒋介石任总裁。同年12月21日,汪悄悄离开重庆,八天之后发表主和宣言。1939年5月初,汪兆铭离开河内,先后去上海、北平、广州、东京,和日本以及国内一些亲日人物私下谈判,准备和日方、华中伪组织达成协议,组建新的傀儡政权。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之下,伪政权最终在1940年3月29日,于南京成立。

1940年5月27日,北碚第一次遭到轰炸,复旦大学不少师生在这场轰炸里遇难。6月24日,北碚第二次被炸,三弟顾毓琛受伤。从清华图书馆转运到北碚的一部分图书,也在大火里损毁。7月31日,日军飞机再一次轰炸北碚。8月19、20两天,重庆遭遇抗战期间最猛烈的大轰炸,死伤极多。虽然家人住在北碚,我还是要去重庆参加教育部会议。那段日子,我和同事常常要长时间待在防空洞里,在掩体中继续办公。

教育部决定建立国立音乐院,任命我为首任院长,很多知名音乐家满怀热忱来这里任教,不少青年学子在这里求学。吴伯超教授教指挥,我把贝多芬《欢乐颂》(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的德文歌词翻译成中文,之后在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上,由吴伯超亲自执棒指挥。

10月3日,为了庆祝慰慧周岁生日。12月9日,我和婉娴到成都,参加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1941年1月,我们回访北碚。20日回到重庆。5月初,我去往湖北省战时的省会恩施,婉娴的外祖父王廷桢,是1864年的天国运动结束之后,王廷桢曾经担任施南(恩施)知府。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同时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我们私下坦诚交换意见,商量怎么把地主手里的土地,转给耕种这片土地的农民。陈诚将军在湖北推行的土地改革方案,很可能就是这次谈话之后直接催生的。我的想法,后来以长文形式,刊登在重庆一家杂志上。

2月10日,婉娴带着长女顾慰文去重庆治病,很快痊愈。15日她动身返回北碚。仅仅五天之后,我们用尽一切办法找到的第二位接生医生,也在北碚温泉离世。她安葬在金刚坡(缙云山麓),落下嘉陵江边,从此永远留在了后方。她的离去,让我和婉娴悲痛万分。正因为失去了她,我开始搜集古代的诗词作品,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单独刊印。所有孩子里面,只有婉娴的女儿,继承了她母亲。为了纪念亡友,多年之后我出版的诗词集里,专门收录了一篇写给她的散文。

4月26日,我以中央政府行政院代表、视察专员的身份,去往东南省份福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派人接待我,并且安排护送。林森本身就是福建人,他希望我这次考察,有助于安抚福建的民众、平复当地紧张局势。除我之外,考察团里还有三名“议员”(1938年成立的参政会成员)、一名监察委员,还有一名专职秘书。我们先飞到广西桂林,再坐火车到湖南省战时的省会耒阳。当时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和别的官员来迎接我们。朱经农曾经三次去长沙、后来在重庆、西安被流放,在成都住了好几年,之后定居湖南,直到去世。

【附注:唐代诗人杜甫从长安(今西安)流落湖南,就在耒阳离世】

在江西建设委员杨绰庵陪同下,我们从耒阳坐汽车,进入福建地界,由福建本地官员护送,一路走到厦门。4月11日抵达战时的福建省临时省会永安。15日,访问在长汀的国立厦门大学,萨本栋任校长。回到永安之后,我们南下港口泉州。明朝的时候,这里海船往来十分繁盛。考察团在调查粮食、食盐紧缺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物资短缺,很大一部分根源是分配不均,官吏的盘剥,进一步加剧困境。我向省里官员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方案,立刻推行,效果很不错。很快,从农村征调上来的粮食,源源不断送进城里。作为行政院代表,我下令,给所有公职人员,免费配发一斤食盐。这当然会抬高盐价。离开福建之前,我们在南平,和省主席陈仪开会,把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整理成册。

6月初离开福建的时候,粮食短缺的危机已经得到缓解,我们心里也稍稍宽慰。途中,我到武夷山的山中小住,南宋大儒朱熹,曾经在这里隐居讲学。从福建建瓯往北走,到浙江龙泉,浙江大学在龙泉设有分校。龙泉以铸剑出名;好友吴克清,写过很多歌咏龙泉宝剑的诗。之后我在重庆再次见到他。我们又从浙江去到江西,在东南战区,拜见顾祝同长官、赣省主席熊式辉,见到明代大儒王阳明的遗迹,李伯豪主席(他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引荐我去南华寺。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慧能修行的地方,传说这里还留存着六祖的肉身。慧能(638—713)被尊为禅宗六祖,他的法脉代代相传,到第五世弘忍,再到六祖慧能。

我们还走访了重建的中山大学、湖南大学、蓝田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当时迁在贵州境内)。7月13日考察团回到重庆,我向行政院递交完整报告。蒋介石院长专门接见我,肯定我在福建的见闻。当他看到我一路考察的记录,大加赞许,我能感受到,陈仪主席很快就要调离福建。

8月,全家搬到青木关,教育部在这里借了一座寺庙办公。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把家安在办公地点周围。我们屋前有一片空地,种上香蕉树,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安稳度日。北碚那间小屋,我给它起名叫“蕉舍”。9月15日,五子顾慰华,在何姓女医师照料下,在蕉舍出生。

从10月18日到月底,我到贵阳,参加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文人出身的省主席,同时也是诗人、银行家,《大公报》的创办人。他常年一身军装,但是穿上军装的时候,儒雅气度依旧。只有周末、周日,吴鼎昌才能抽空在花溪休息,吟诗作赋。我拜访他的时候,他也很高兴地和我闲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