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芜的移民史，有一句话可以作为全部叙事的起点。
《莱芜历代志书集成》里，编者写下一句极为痛切的评语：“民莫不安土重迁，独莱民轻去其乡，虽有土田庐舍，弃之如敝屣”。莱芜人并非天生愿意漂泊，而是“荒地日多而税粮如故，民弗能堪也”——地荒了，税还在，不走，活不下去。
这句话同时指向了莱芜人口史的两端：一端是明初大规模迁入，一端是明清以来持续不断的流亡。迁入是为了填补，流亡是因为留不住。莱芜的移民史，不是一条单向的“迁来—定居”线，而是一个“填进来，又流出去”的循环。
一、迁入：两条来路，一种底色
莱芜在元末明初的人口损耗，是迁入的前提。元末战乱与灾荒使莱芜“人烟稀少”，明初移民“在元末明初形成了小高峰”。迁入的移民，主要有两条来路。
第一条是河北枣强。 这是莱芜移民叙事中最密集的出口。吴氏、毕氏、李氏、曹氏、罗氏等家族的族谱，几乎一致地把始迁时间定在洪武二年（1369年），始迁地记为“直隶枣强”。明代礼部尚书王铎为莱芜吴氏吴师所写的《神道碑》中留下“先世枣强，迁莱芜”六个字，这是莱芜枣强移民叙事中可信度最高的一条外部证据——王铎与吴师私交甚厚，没有隐瞒原籍的必要。清乾隆年间吴毓珍的《吴氏族谱序》进一步确认：“吴氏之先则始于洪武自枣强来居东港庄”。
但“枣强”本身，未必是每一个家族真正的起点。 枣强是明初山西洪洞移民东迁山东的重要中转站，与“洪洞大槐树”一样，枣强在莱芜族谱中的普遍性，既有真实迁徙记忆的成分，也有后世修谱时“选择一个体面的共同起点”的成分。枣强是路口，不一定是故乡。
第二条是江淮。 这条来路在莱芜的移民叙事中相对边缘，却指向一个更具独特性的人群——亓氏。亓氏族谱记载，始迁祖亓士伯，元末明初“洪水横流而安栖无所”之际，率四子勤、宾、全、世能，从江苏淮安迁至莱芜，初居东关裴氏之家，后定居汶水之南的羊庄村。亓氏不是枣强移民，它的根在淮安。
两条来路，两种底色：枣强移民是明初政府主导的垦荒填充，江淮移民是元末战乱中的自发避乱。 莱芜的人口重建，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来源的“移民社会”，而是多个方向、多种动因的人口汇流。
二、军籍：一个被忽略的身份维度
莱芜明初移民中，有一层极易被“枣强”“洪洞”叙事掩盖的身份：军籍。
洪武初年，莱芜的户口数据是清晰的：民户4383，军户1114，杂役户291。军户占全县户数的近五分之一。 这意味着，莱芜的明初社会，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户垦荒社会”，而是一个军民杂处的卫所屯田社会。
吴氏家族的研究揭示了这个身份的分量。吴氏是枣强移民中的一支，“但其军籍身份又在明初移民中具有特殊性”。军籍意味着这个家族在明初承担着军户的义务，同时也享有军籍带来的制度性资源。一个军籍家族要往上走，科举几乎是唯一的窄门——吴氏四世吴江以《易经》中天顺乙卯乡试，七世吴来朝以下形成“一门三进士，父子五登科”的科宦盛况，这条上升路径的起点，恰恰是军籍身份所提供的制度性起点。
亓氏的军籍线索更为曲折。亓士伯的长子亓勤（成） ，“取道阳信返回淮地从戎”，效力于徐达麾下。据《兰考县志旧编》记载，亓成之子亓英（后改姓祁），以靖难军功授副千户，迁指挥使，洪熙元年升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子孙世袭寿州卫指挥佥事。一个从淮安迁到莱芜的家族，长子却回到江淮从军，最终在卫所体系中获得世袭军职。 莱芜的“军籍”，不只在本地卫所屯田，也通向更广阔的明代军事网络。
军籍的存在，使莱芜的移民史不能被简化为“民户迁入—垦荒—科举”的单线叙事。 军户与民户的交织，屯田与科举的并行，才是明初莱芜社会的完整图景。
三、流出去：一个被“移民叙事”遮蔽的暗线
莱芜的移民史，如果只讲“迁入”，就只讲了一半。
莱芜的人均耕地，在清代已逼近生存极限。1904年《东方杂志》的数据显示，莱芜县人均耕地仅1亩左右，“生活极度艰难”。而莱芜的灾害记录，几乎是一部连续不断的灾难编年史：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大旱，“饥民逃往徐、淮者数万，人有食马粪者，甚至人自相食”；1908年汶水涨溢，“淹没200余村”；1943年连年大旱，“凡能吃的树皮、草根儿被食尽”。
流亡，是莱芜人应对生存压力的常规手段。 明代饥民逃往徐、淮；晚清民国，莱芜人加入山东“闯关东”的洪流，赴东北垦荒、做工；也有“下关东跑章丘”的短途流亡，流落他乡。这些流民，大多没有族谱，没有碑刻，没有始迁祖的名字。 他们是莱芜移民史中最沉默的大多数——迁入者的名字被写进了族谱，流出去的人只留下了“逃往”两个字。
莱芜本地志书的编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流亡未复”，“鸿雁之哀鸣”。一个“填进来”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留不住人”的社会。莱芜的人口史，始终在“迁入”与“流出”之间摆动。
四、始迁祖古今对照表
以下依据族谱、方志及公开史料整理。“原籍”一栏保留族谱原文，不强行统一为“枣强”或“洪洞” ，以呈现移民叙事的层累状态。表中“始迁祖”指族谱所记的迁莱第一代，而非该姓氏的远古始祖。
家族 始迁祖 迁入时间 族谱所载原籍 落籍地 身份/备注
亓氏 亓士伯 元末（1333—1368） 江苏淮安 羊庄村（汶水之南） 率四子勤、宾、全、世能迁莱；长子亓勤后返淮地从戎，子孙世袭卫职
吴氏 名讳失考（一、二世） 洪武二年（1369） 河北枣强 东港庄 王铎《神道碑》证“先世枣强”；军籍；四世吴江始步科举，七世吴来朝“一门三进士”
毕氏 毕戚 洪武二年（1369） 河北枣强 槲林前村 三子毕颜、毕盛、毕荣为三大支祖；后世以联姻与事功著称
李氏（枯河） 名讳失考 洪武年间 河北枣强 九曲河（后改枯河） 《李氏谱》载“由河北省枣强县迁此建村”
曹氏 曹伯成 洪武二年（1369） 直隶枣强 莱芜（后分支临朐等） 谱载洪武二年迁莱芜，十世后分支散居
刘氏 名讳失考 洪武二年（1369） 山西洪洞 莱芜 村民传说“洪武二年由山西洪洞迁来”，与枣强叙事并存
五、余论：族谱里的“根”，与水旱灾害里的“人”
莱芜的移民史，呈现出一种其他县域少见的张力：迁入的叙事被写进了族谱，流出的叙事只留在灾荒记录里。
枣强与淮安，两条来路，在明初的莱芜汇合。军籍与民籍，两种身份，在同一套卫所—科举制度中交织。亓氏、吴氏、毕氏、李氏，他们的始迁祖有名字、有原籍、有落脚的村庄。但那些在1616年逃往徐淮的数万饥民、在1908年汶水决溢中失去家园的200余村百姓、在1943年树皮草根食尽后“流落关东”的村民，他们的名字没有被任何一部族谱记录下来。
莱芜的“根”，一半在族谱的始迁祖名录里，一半在灾荒志的“逃亡”记载里。 只读族谱，会以为莱芜是一个由移民“填满”的稳定社会；只读灾荒志，会以为莱芜是一个不断“清空”的流亡之地。两者合起来，才是莱芜人口史的完整面貌：它一直在“填”与“空”之间摆动，而每一次摆动，都由土地、税粮和灾害共同驱动。
史料疑点考辨
“枣强”与“洪洞”的关系：莱芜族谱中“枣强”的密度远高于“洪洞”，这与鲁西南以“洪洞”为主的叙事形成对比。枣强是洪洞移民东迁山东的中转站，莱芜的“枣强”叙事，可能既是真实的中转停留记忆，也是“洪洞”叙事在莱芜的地方化变体，不宜强行统一。
亓氏的原籍：亓氏族谱明确记载“迁自于淮”，亓士伯以上“上祖无考” ，族谱本身对更早的世系保持了审慎的沉默。部分地方叙事试图将亓氏攀附到更古老的起源，但族谱自身的“无考”二字，比任何攀附都更诚实。
吴氏的军籍身份：吴氏的军籍身份有学术研究支撑，但“军籍”不等于“军户世家” ，吴氏在明初是否为卫所军户，仍需更早的户籍或碑刻佐证。本表标注“军籍”依据的是其科举登记中的军籍身份，而非明初的军户户籍。
流民记载的缺失：莱芜的灾荒记录（1616年、1908年、1943年）提供了流亡的宏观图景，但具体的流民个体、家庭、迁徙路线，几乎全部散佚。本稿不虚构流民姓名，只呈现志书中的整体记载。
参考资料：高莹《试论洪武初年山东莱芜的枣强移民——基于古嬴吴氏家族及其族谱的考察》（《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4期）；《莱芜历代志书集成》户口条、救灾条；大众网《莱芜背影：亓姓源于明初莱芜始士伯》（2016年）；亓氏族谱相关记载；毕氏、李氏、曹氏、刘氏相关族谱及村志；凤凰网《近世山东苦难史》（2018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