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来总想起儿时的事。

儿时的匮乏记忆

八岁那年，学校组织春游，要交二十块钱。我攥着那张皱巴巴的报名单，在父亲书房门口站了半刻钟，终究没敢进去。

母亲后来偷偷塞给我钱，低声说：“你爸不是舍不得，是怕你惯了，将来不成器。”

我那时不懂什么叫“成器”，只知道自己不配。

邻居家的孩子穿耐克，我脚上是市场三十块的布鞋；同学放学买五毛钱的冰棍，我连两毛钱的辣条都不敢要。父亲说：“男儿志在四方，不在吃穿。”

我便以为，志气是从饥饿里长出来的。

大学的公开“刑罚”

直到上了大学，我才渐渐明白——

原来有些人家境不如我，却敢在食堂点两个荤菜；原来有些父亲也会给儿子买新书包，笑着说“别省，爸有”。

而我每个月六百块的生活费，是父亲在宿舍楼下一张一张数给我的。五块的，十块的，偶尔还有几个钢镚。他数得极慢，像一种公开的刑罚。我低头站着，觉得全世界都在看我。

大四那年，朋友来我家，转了一圈，忽然问：“你们家三台空调，怎么就你屋没有？”

我愣住了。

是啊，为什么？

父亲说：“小孩吹空调，影响发育。”

可我早已不再发育。我那一年二十二岁，身高一米七四，发育已完成多年。

后来我才知道，不是装不起，是“不该装”。

穷养的精髓，从来不是穷，是“养”。是一种人为的匮乏，一种精神的驯化。

他们以为这样能教我坚韧，却只教会了我自卑；

以为这样能催我奋斗，却只让我学会了退缩。

成年后的精神枷锁

工作后第一次领工资，我给自己买了双六百块的鞋。穿上的那一刻，我几乎要哭出来——不是喜悦，是罪恶。我觉得自己在堕落，在背叛父亲的教诲。

直到去年整理旧物，翻出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他穿着笔挺的西装，站在单位分的新房里，身后是当年罕见的彩色电视机。

母亲说：“你爸是他们单位最早买股票的那批人。”

我这才知道，家里从未真正穷过。那些苦，都是刻意制造的。

如同鲁迅笔下吃人的礼教，这“穷养”的古训，何尝不是在啃噬一个孩子的灵魂？

他们要把男孩的欲望阉割掉，把尊严磨薄了，把脊梁压弯了——然后说，这就是成才。

可真正的坚强，难道是从自卑里长出来的么？

真正的志气，难道要靠一辈子觉得自己“不配”来维系么？

为人父的觉醒与反思

如今我也当了父亲。

儿子想要一个贵一点的玩具，我不会对他说“我们买不起”，而是告诉他：“可以，但要等爸爸发工资。”

他要学钢琴，我不会说“那是富贵人家的玩意儿”，而是省下几顿酒钱，给他请最好的老师。

我不是在富养他，我是在让他明白——

你配得上这世间一切美好，只要你自己值得。

这世上最残忍的事，莫过于让一个孩子在贫穷的幻觉中长大，成年后却告诉他：“其实我们不穷，那都是为你好。”

好比把鸟的翅膀剪了，告诉它飞翔危险；等它习惯了地面，又说：“你为什么不飞？”

“穷养儿”这三个字，毁了多少人本该挺直的腰板？

我们这一代人，太多在“不敢”和“不配”之间挣扎——

不敢追求喜欢的姑娘，觉得自己配不上；

不敢争取应得的职位，觉得能力不够；

甚至不敢在饭桌上点一道贵一点的菜，仿佛那是种罪过。

如今我终于明白：

穷养最大的后遗症，不是物质上的匮乏，是精神上的残疾。它让你永远觉得自己欠这个世界一个道歉。

但我要说——

我们不欠任何人道歉。

那些本该属于我们的自信、勇气和尊严，是该一件件讨回来的。

鲁迅说：“救救孩子。”

我想说的是：救救那个曾经是孩子的自己。

把那句“你不配”从心里挖出去，

坦然地对自己说——

“我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