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身染重病的周恩来依然关心着台湾事业，对对台做过重要工作的人也极其关注，得知傅作义先生病重，周恩来不顾病体在罗青长陪同下去医院看望。
也就是在这时，周恩来收到公安部报告来的一份关于特赦战犯名单的资料，为了党和国家利益，周恩来马上从北京飞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期间重点讨论了关于监狱还关押着国民党战犯的情况。
据罗青长回忆说，我们好不容易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找回来几个老所长和老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在押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等等，列出了准确的名单。
最后经过清理，发现在押的战犯还有29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290人，伪满洲战犯2人，伪蒙战犯1人。在讨论释放战犯的问题上，搞了好几个月。
周恩来在第一次审批战犯时， 实际上名单上有323名，到了3月底，已经有5人病故，剩下318人，再经过公安部的研究，其中25人被单独拿出来按起义投诚算，所以监狱还有293人。
不久，华国锋带着《关于第七批特赦战犯问题的报告》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向华国锋说了五点：第一，要开一个欢送会。第二，请他们吃一顿饭，多做鱼和肉。第三，每个人发一百元零钱。第四，有公民权。第五，有病的治病。
按照规则，这是第七批战犯，但是毛主席在让秘书读资料时，资料上居然写着还有13人在关押，这也意味着，1975年仍然不是最后一批，剩下的13人或许要等到明年。
这13人分别是：徐天任、李清、邱沈钧、张百龄、郭吉谦、黎宗铭、樊迅、翁羽、刘衍智、周养浩、谢代生、杜超群、沈勤康。
毛主席拖着病体十分生气，他告诉华国锋：“都放了算了。以前我们斗地主，是因为老百姓怕，现在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谁还怕呢？”
毛主席的回答让华国锋感到非常意外，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分别在抚顺、济南、西安和秦城监狱召开特赦释放大会，宣布特赦名单，发给特赦释放通知书。这意味着，所有的战犯全部释放完毕。
不仅如此，全部释放后，周恩来又指示，对全国各地监狱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做一次调查。
最后经过全国汇报，在押的95名台湾当局派遣的武装特务和49名武装特务船船员，全部被宽大释放。至此，1962年至1965年9月这3年被抓获的台湾特务和武装船员、以及过去关押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全部获释，并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毛主席吩咐：国民党战犯被释放的，哪里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
华国锋在人大四届二次常委会议上做过专题说明，转达了毛主席的意思，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释放的战犯们都流出了感激的眼泪。就连从不流泪、从不服输的黄维也热泪盈眶，从会场到宿舍一直感动不已，激动的情绪无法平静。他写诗表达了当时的心情：“党恩浩荡给再生，宽大改造换我魂。恩上加恩新生后，誓献余生为人民。”
意外的是，在这200多名战犯中，只有10人提出想回台湾，这10分别是：
原国民党第51军中将军长王秉钺；原国民党第25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原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王云沛；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原国民党第150师上校团长杨南邨；原国民党第281师上校团长赵一雪；原国民党第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原国民党青年军204师上校团长张海商。
尽管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给他们自由权，但问题是，一旦真的去了台湾，凶多吉少，主要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台湾方面是否同意他们回去。第二，回去后台湾方面会不会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第三，台湾如果再次把他们关押怎么办？
果然，王秉钺10人到香港后，展开了海峡两岸“允许回台”与“拒绝接受”的斗争。当时，香港的中英文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外国通信社，派出超过100名记者到深圳罗湖桥进行跟踪采访。
面对难题，台湾当局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以台湾所谓“大陆救济总会”会长、国民党元老谷正纲为首的一部分人，主张立即无条件接受这些人回台湾，以消除此事在国际上可能产生的恶劣影响。
他们去台湾的艰苦之路，引起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极其重视，在病重期间，周恩来多次和罗青长交代，一定要关心去台湾的老朋友们。
周恩来弥留之际，曾对罗青长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罗青长后来回忆说：周总理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耗尽了心血。
他们也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据蔡省三在日记中写道：
但我有一件心事未了。我这人天生的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我去台湾，想向蒋经国提出长篇建议，促成蒋先生与北京和谈。因为苏联还在对中国虎视眈眈，苏联的霸权仍然对中国构成极大威胁。
如果周总理能读到这一段，一定会更加欣慰吧。
1976年元旦刚过，1月8日，周总理病逝。生前曾对爱人交代过后事，他留有遗愿，不留骨灰。最后，有一部分撒在了黄河入海口。
罗青长说，周总理想让骨灰流入台湾海峡，周总理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耗尽了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