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返城后我终身未娶，生病住院突然来了一家三口说我已三世同堂
......
“赵师傅，”护士探进来半个身子，“有人来看您。说是……您的家人。”
我正瞅着窗户外头那棵半死不活的槐树发愣，听见这话，眼皮都懒得抬。
“告诉他们找错了，”我跟护士说，“我姓赵，叫赵卫东。没家，没人。”
护士有点为难，支吾着：“可……可是一家三口呢，人家指名道姓找您，还说……”
“说什么？”我问。
“说是您儿子，带着媳妇和孙子来看您。”
我心里觉得好笑，这年头，骗子都骗到病房里来了。我一个无儿无女的孤老头子，哪来的三世同堂？我摆摆手：“让他们走吧，我不认识。”
护士还想再劝，门外，一个中年男人已经走了进来，手里还牵着个小男孩。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出声。他身后的女人，抱着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蓝布褂子，那是我年轻时下乡穿过的。
男人终于开了口，声音不大，却像在我平静了半辈子的心湖里扔了块石头。
他说：“我妈是林淑琴。她临走前交代，一定要我来找您。她说，您是我爸。”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手里的搪瓷缸子没拿稳，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水洒了一地，冒着热气，就像我此刻乱成一团的脑子。那件蓝布褂子，那张既陌生又好像在哪儿见过的脸，还有“林淑琴”这个我以为早就烂在肚子里的名字，一下子全涌了上来。
01
我叫赵卫东，快七十的人了。一辈子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守着个小木工房，跟刨子、锯子、凿子打了一辈子交道。街坊邻居都叫我“赵木匠”，谁家桌子腿儿晃了，柜子门掉了，都乐意找我。我不图挣多少钱，就图个手里有活儿干，心里不发慌。
这木工房是我爹传下来的，就在这南城的老胡同里。一个不大的院子，三间北房，我住东边那间，西边那两间就当了我的车间。院里头堆着些木料，老的、新的，松木的清香、柏木的沉香，混在一块儿，就是我这辈子的味儿。
我这人，闷。一天到晚也说不了几句话。邻居老王总说我，是木头跟木头待久了，人也变得跟木头一样了。老王就住我对门，比我小两岁，儿孙满堂，热闹得很。他孙子放了学，总爱跑我这儿来，看我鼓捣那些木头疙瘩。
“赵大爷，您这又做的什么呀？”小家伙扒着门框，探个脑袋问。
我停下手里的活儿，拿起一块刚打磨好的小木马，递给他：“拿着玩去。”
小家伙乐呵呵地接过去，跑远了。老王跟在后头，冲我喊：“老赵，别老惯着他！给你添乱。”
我没应声，继续低头干活。其实我不嫌乱，这院子里太空了，有点声音，反倒让我觉得踏实。
我这辈子，说起来也简单。年轻那会儿，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去了北边的大兴安岭。林场里头，天是真蓝，树是真高，日子也是真苦。我们这些城里去的半大孩子，哪儿会干那些粗活。也就是在那儿，我认识了林淑琴。
淑琴是南方来的，说话细声细气的，人也长得俊。我们这些糙老爷们儿里头，她就像那林子里头突然开出来的一朵兰花。一开始，我也不敢跟她多说话，就觉得人家是天上的人物，咱是地上的泥。
后来分到一个组伐木，我手艺好，会使锯，也有力气，总帮着她。一来二去，就熟了。那时候的年轻人，心里头那点事儿，藏不住。谁看谁一眼，脸就红了。我们俩，就是那样。
那几年，是我这辈子最亮堂的日子。白天累得像条狗，晚上躺在工棚里，想想她，就觉得浑身是劲儿。我给她做过一把小木梳，用的是最好的桦木，上头刻了朵小小的兰花。她收到的时候，脸红得跟天边的晚霞一样，半天没说出话来。
那把梳子，就是我们俩的定情信物。 我跟她说，等回了城，我就上她家提亲，八抬大轿把她娶回来。她点点头，眼睛里头亮晶晶的，比天上的星星还亮。
可世上的事，哪能都由着你的性子来。后来，她家里头出了事，她爸被打成了什么分子，她得赶紧回去。走得特别急，我送她到火车站，两个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光顾着掉眼泪。
她说：“卫东，你等我，我一定给你写信。”
我信了。我等啊等，信没等到，却等来了她托人捎的一句话：她结婚了，嫁给了她家那边一个干部的儿子。
那句话，就像一把锤子，把我整个人都给砸懵了。我不信，我不信那个眼睛里头都是我的姑娘，会那么快就嫁给别人。我憋着一股劲儿，想去她老家找她问个清楚。可那时候，哪有那个条件。一来二去，这事儿就拖下来了。
再后来，知青大返城。我回了北京，接了我爸的班，当了个木匠。心里的那股火，慢慢也就熄了。不是不难受，是难受得没劲儿了。也想过去找她，可一想，人家都结婚了，我去找她干嘛呢？给人添堵，也给自己添堵。
就这么着，一年又一年，我守着这个木工房，人也老了。街坊里头，热心的大妈大婶也给我张罗过好几回。我都给推了。心里头那块地方，早就让一个人给占满了，再也腾不出空儿给别人了。
老王总说我傻：“老赵，你说你图啥？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等老了，病了，连个端水递药的人都没有。”
我笑笑，不说话。图啥？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图个念想吧。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会拿出那个她送我的、里头绣着“卫东”两个字的针线包。摩挲着那两个已经有点褪色的字，就好像她还在我身边一样。
这回住院，也是意外。那天给一张老八仙桌换桌面，爬上爬下的，一起身，眼前一黑，就栽下去了。再醒过来，人就在医院了。是老王和他儿子把我送来的。
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就是年纪大了，有点贫血，加上劳累过度，得好好歇歇。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心里头空落落的。老王说得对，真到了这时候，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那滋味，确实不好受。
我以为，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一个人来，一个人走，守着那些木头疙瘩，守着那点没人知道的念想，安安静静地了结。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就在我以为人生已经走到头的时候，林淑琴，这个在我生命里消失了快五十年的名字，会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闯了进来。还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孙子，站在我面前，告诉我，我早就三世同堂了。
这算什么？老天爷跟我开的一个天大的玩笑吗？
02
那个自称是我儿子的中年男人，叫陈建军。他的长相，细看之下，眉眼间确实有我年轻时候的几分影子，但那股子沉稳斯文的气质，又像极了林淑琴。
我愣在原地，脑子还是一片空白。地上的水渍慢慢渗进水泥地里，留下一片深色的印记，像我心里头被搅浑的陈年旧事。
老王倒是先反应过来了。他看看陈建军，又看看我，嘴巴张了张，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走过去，默默地把地上的搪瓷缸子捡起来，放到床头柜上。
“这……这是怎么回事啊？”老王终于憋不住了，他替我问出了声。
陈建军的媳妇，一个看起来很温和的女人，把怀里那件蓝布褂子放在我床边的椅子上。她拉了拉陈建军的胳膊，轻声说：“建军，你慢慢说，别急。”
陈建军点了点头，他拉过一张凳子，在我病床前坐下。那个小男孩，大概七八岁的样子，好奇地打量着我，一双眼睛又黑又亮。
“赵……叔，”陈建军开口，称呼里带着一丝不确定和生疏，“我妈，是去年走的。她病了很久，走之前，才把所有事情告诉我。”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林淑琴，她走了？这个消息像一根针，轻轻扎了我一下。说不上多疼，就是心里头猛地空了一下。那个我念了一辈子的姑娘，终究是先我一步，化成了一抔黄土。
陈建军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一层层打开，里头是那把我当年送给林淑琴的桦木梳子。梳子已经被摩挲得油光发亮，边角都圆润了，但上头那朵小小的兰花，还清晰可见。
“我妈说，这把梳子，是您亲手给她做的。” 他的声音有些发涩，“她说，当年她回老家，是家里人逼的。她父亲那时候出了事，家里头乱成一锅粥。她舅舅做主，把她许给了当地一个干部的儿子，说是为了保护她父亲。”
我听着，心里头五味杂陈。原来是这样。我当年以为她变了心，恨了她好一阵子。现在才知道，她也是身不由己。
“她当时已经有了身孕，就是我。”陈建军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看着我的反应，“她不敢告诉您。那时候您还在林场，她怕这事儿传出去，会毁了您的前程。她也怕……怕她家里人会对您不利。”
我闭上眼睛，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在火车站哭得梨花带雨的姑娘。她一遍遍地说“你等我”，原来不是骗我的。她是在用她自己的方式保护我。我这个傻子，却什么都不知道，还怨了她半辈子。
“她嫁过去之后，日子并不好过。那个男人，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对我妈，对我，都不好。”陈建军的语气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故事，“我妈就靠着这点念想，把我拉扯大。她总跟我说，我的亲生父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个手艺最好的木匠。”
我睁开眼，看着他。这个已经年近半百的男人，在说起“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时，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情绪。是孺慕，是向往，还是别的什么？
“后来，她跟那个男人离了婚，自己一个人带着我过。日子很苦，但她从来没在我面前说过一个‘苦’字。她把您给她做的这把梳子，还有这件您穿过的褂子，一直珍藏着。她说，这是她这辈子最宝贵的东西。”
陈建军的媳妇把那件蓝布褂子递到我面前。我伸出有些颤抖的手，接了过来。褂子的布料已经洗得发白、变薄，但上头的针脚，还是那么细密。我记得，这是有一年冬天，我上山砍柴，褂子被树枝划破了，淑琴熬着夜给我补好的。她还嗔怪我，说我毛手毛脚的。
往事一幕幕，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闪过。那个爱笑的姑娘，那个给我补衣服的姑娘，那个在月光下听我讲故事的姑娘……都成了眼前这个男人嘴里“走了”的人。
“她为什么不来找我？返城以后，她为什么不来找我？”我终于开了口，声音沙哑得不像我自己的。
“她来过。”陈建军说，“七十年代末，她离婚后，偷偷来北京找过您一次。那时候您刚回城，还没住在这个院子。她打听到您在木器厂上班，就去厂门口等。她说，她看到您了，跟一群工友说说笑笑地走出来，看着精神很好。她就没敢上去认您。”
“为什么？”我的心揪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