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人口结构迎来历史性拐点。

《中国统计年鉴 2026》数据显示：国内 65 岁及以上人口约 2.24 亿，0—14 岁少儿人口约 2.12 亿，老年抚养比 23.1%，少儿抚养比 22.0%。

这意味着，65 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首次超过 0-14 岁少年儿童。

回溯十年，2016年老年抚养比仅15%；到2024年，老年抚养比已经追平少儿抚养比，二者几乎持平；2025 年，老年抚养比正式反超。

这个数字的变化和趋势，到底意味着什么？社会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一、社会流动性的凝滞：老龄化会重塑阶层结构

人口老龄化并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事实上，它更关系到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阶层流动会因为老龄化而“冻结”，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少子化背后是同龄竞争者的减少，年轻人不那么拥挤了，不管读书还是找工作似乎都会变得更容易，这是表面现象。

但这不是单纯的“好事”，因为资产被固化了。

在一个老人越来越多的社会里，房产、存款、社会资源这些存量财富和资源会高度集中在年长一代手中，年轻人想要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会越来越难。

社会心态也会受到影响。中青年群体在老龄化社会会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压力，导致他们投资、创业之类的风险偏好明显降低，跨地区流动意愿也会随之下降。

说到底就是，老龄化社会中，社会整体的"冒险精神"会变淡。

这很容易就能想到——年轻社会天然更多鼓励试错和闯荡，因为年轻人试错成本很低。但偏老的社会将天然倾向于保守和守成，因为"输不起"。

所以，人口年龄结构改变的是社会整体的风险偏好，这也会导致创新活力下降和阶层流动通道收窄。

日本学者山田昌弘提出过一个"希望格差社会"的概念——收入差距扩大、非正规就业增加、教育机会受家庭背景主导、"父母格差"现象凸显。

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降低、社会活力下降，这就是“希望格差社会”的结果。

二、AI、资本与代际分配：技术红利会流向谁？

在这个时代，谈论任何话题都离不开AI，包括老年人数量超过孩子数量也是。

AI会被看做老龄化的可能解药——年轻人少了，就让机器多干活。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对此也有乐观的表述：AI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有机会抵消亚洲老龄化造成的相当一部分经济损失。

但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有一个问题：机器创造的财富，到底属于谁？

IMF的世代交叠模型中有这样的结果：在同一场AI革命中，65岁群体往往比25岁群体更早、更多地获得收入增长。

为什么会这样？似乎跟人们的日常逻辑不太一样。因为，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积累，持有储蓄、股票、养老金这些金融资产，而AI作为资本密集型技术，一旦推高资本回报，资产持有者便能迅速受益。

年轻人没有资本收入，主要依靠劳动得来的工资，他们收入上涨需要经过企业投资、生产率传导的漫长链条。更悲催的是，年轻人在AI过渡期内还可能因为岗位替代而失业。

这导致，AI越是成功地用资本替代劳动，就越可能把新增收入分配给已经拥有资本的老年人。

在AI时代，国家的经济数据可能增长得不错，养老金账户和金融资产价格也表现良好，但一部分年轻劳动者却可能觉得自己根本无法分享到技术革命的成果。

历史上，其实这种现象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生产率飙升而工人实际工资长期停滞，经济史上称之为"恩格斯停顿"。

老龄化社会，AI带来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谁来干活和制造财富"，而是"谁能拿到技术红利和资产财富分配"。

AI在老年人多于孩子的社会，将更激烈地重塑财富的流向。现在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很尖锐地体现在了养老金之类的问题上，AI时代它反而会加剧。

三、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发展成果的"副作用"

老龄化总是被定义为"危机"，老人似乎也因此被看成是偏负面的存在，这是不应该的。

毕竟人人都会老，社会对老人反而要加大关注力度和支持资源。

其实老人变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更多人活到了79岁以上。202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比1981年的67.8岁延长了11年多。

让更多人活得更久，本身就是发展的目的，而不是发展的代价更不是一种不良现象。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长寿人口"群体。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阶段：人活着的时间，第一次超过了劳动的时间。

老龄化社会，需要做的是重新认识老年时代的价值。

传统的"学习—工作—退休"三段式人生不一定需要再那么清晰地界定，多阶段人生也未尝不可。比如40岁重返校园、50岁开启第二职业、70岁做志愿者。

2025年银发经济规模已经突破了9万亿元，2035年有望达到30万亿元。

但不能把银发经济看成一种生意。本质上它背后说明的是，在2.2亿老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健康的、有消费能力的、有精神需求的"新老年人"。

老年人数量终于比孩子多了，这不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但社会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制度设计和观念都需要更新。

过去四十年，中国靠"人多且年轻"赢得了红利式的增长；未来四十年，中国必须学会靠"人活得久且活得好"来赢得质量。

当下的制度设计、文化经济，还停留在为年轻社会准备的模式之中，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未来，养老金体系需要重新建立代际契约的可持续性，AI等技术红利的分配也需要制度性的再平衡，社会对人生阶段的定义也需要重构。

老年人的数量比孩子多了，这不是一件“悲哀”的事，而是一个必然到来的社会阶段、必然要解决好的治理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