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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刚胜利,是谁提议“抢东北”?不是毛泽东,不是蒋介石

11月10日,湖南醴陵办了一场家风故事分享会。会上放了一部短片,讲述罗荣桓、黄克诚、李六如3位湘籍纪检监察先辈严守公私界限、从严治家的故事。台下不少人听得很认真。

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记得的黄克诚,也是这个样子:人很瘦,戴副眼镜,说话直,不讲排场。不过把时间拨回1945年9月,这位后来的开国大将做过一件很“越位”的事。他当时只是个师长,却替中央把出关要派多少兵都算好了。
那年9月,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部队回苏北,途经华中局驻地盱眙县黄花塘时,得知苏联红军已进入中国东北,消灭了日本关东军,我军也有少量部队进入东北。他马上意识到,这样的机会不会一直等着。
他去找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想请华中局出面给中央发电报,建议立即派大部队去东北。饶漱石认为当时这样做不妥,不同意发这个电报。照一般的规矩,事情到这里也就算了。

黄克诚没有就此罢手。他回去以个人名义起草了一封内容针对当前局势及军事方针的意见和建议电报,9月14日,经华中局电台向中央发出。一个师长绕开顶头上司直接给中央发报,在当时很少见。
电报的口气很硬。他认为东北既然能派部队进去,就应当尽量多派,能去十万人为最好。关内也不能散着摆,要集中收缩关内各根据地兵力,以晋察绥和山东为中心,形成两大战略根据地。
结尾处他把姿态放得很低,承认自己掌握的材料不多,可能有片面的地方。核心判断却一点不含糊:目前我党若没有联成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光靠谈判或者外国干涉,风险都很大。

一个师长为什么敢这样下判断?因为他看准了一段空档。日本投降以后,东北的日伪政权垮了,城市由苏军占着,国民党军队主力尚在大后方,一时还来不及接管东北。
蒋介石手里的牌其实不差。8月14日,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承认国民党对东北的管辖权。名义上他占着先,只是部队离得太远,美国的船一时也运不完。这段空档能维持多久,当时谁也说不准。
巧的是,黄克诚发电报这一天,延安也来了“客人”。9月14日上午,在延安没有得到任何通报的情况下,一架苏军飞机降落在那块已经成为机场的空地上。从飞机上下来的,是冀热辽军区的曾克林。

曾克林带的是最早出关的一支部队。他们于8月30日下午发起对山海关的进攻,21时收复山海关,9月5日到达沈阳。可是到了沈阳,苏军却不让他们下火车。曾克林的电台功率很小,过了锦州就和上级联系不上了。
这次他是陪苏军代表来延安的。苏方转达的意思很直接:长春、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必须交给国民党,而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锦州、热河两省可交给中共接管。东北的空档是真的,苏军划下的底线也是真的。
就这样,两条消息几乎同时到了延安。从东北来的那条讲清了那边的实情,从苏北来的那条讲的是该派多少兵、全国怎么布局。这两条一对上,决策就有了依据。

延安并不是这时候才想到东北。6月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讲过,只要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8月29日,刘少奇又起草指示,要求部队迅速进入东北,控制乡村和中小城市。只是那时派过去的多是干部和小股部队。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延安的工作由刘少奇主持。黄克诚的电报到了以后,当时负责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异常重视,立即把它转发给了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
接下来几天推进得很快。9月17日,刘少奇起草电报,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重庆回电完全同意。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电,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抽调10万部队迅速进军东北。

刘少奇还亲自给这位师长回了电,告诉他“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他提的十万这个数,跟中央最后定下的规模正好对得上。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提建议的人很快就成了执行的人。9月22日,两淮战役胜利结束。第二天,黄克诚即接到了党中央调他挺进东北的命令。
出发前,关内流传着一种乐观的说法。先出关的部队传回消息,说东北到处是武器和物资,于是上级考虑负重过多将影响行军速度,要求部队把武器留下来交给地方,说到东北就能拿到新的。

黄克诚对这个说法不太放心。他不但坚持让官兵把武器都带上,而且还带上了过冬的棉衣。三万多人背着枪炮和棉衣赶路,确实更累,当时看起来像是多此一举。
路很不好走。部队全靠步行,在冀东时,敌杜聿明部5万余人逼近山海关,原定路线已经走不通,黄克诚于11月8日建议改从山海关以西的冷口绕道出关。
11月25日,第三师主力赶到锦西江家屯,锦州也在同一天失守。由于长途跋涉,部队伤病等原因,发生一些减员,到达东北时,部队的人数是三万二千。国民党军差不多是踩着他们的脚后跟到的。

到了以后才发现,“遍地是枪”的说法靠不住。苏军受条约约束,不准共产党的军队进大城市,也不准接收日军留下的军用物资。那些空手来的部队只能临时想办法,带着武器和棉衣的第三师总算保住了战斗力。
11月26日,黄克诚给毛泽东发电报,将这些困难概括为“七无”。电报里说,部队行军五十多天,出发时听说可以坐火车、到东北换装备,现实差得太远,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光诉苦不是他的作风,他同时提了办法:“我建议我军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备。”

9月那封电报讲的是要不要去东北,11月这封讲的是去了以后怎么站住脚。12月28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据说,毛泽东12月28日给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就是根据黄克诚等人的意见拟定的。
从这以后,第三师就在东北扎下了根。1946年,这支部队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第6纵队第16师、西满军区,后来又一路打到辽沈战役。抢着出关只是开了个头,靠剿匪、建政权和土地改革,才在东北真正站稳。
黄克诚1902年10月1日生于湖南永兴下青村一个农民家庭,1986年12月28日在北京去世,今年12月是他逝世40周年。今年春节,下青村的陈列室依然游人如织,人们在参观中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如今去那里的人,多半是冲着他的清廉家风。1945年秋天的那两封电报,其实也是同一种脾气:看准了的事就说出来,说完了自己带头去做,连三万人过冬的棉衣都提前想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