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涌圭表，笔绘沧溟。大历六年（771年）的明州（今浙江宁波）海岸，晨雾还未散尽，五十三岁的窦叔蒙已蹲在礁石上。他身着粗布短褐，裤脚卷至膝盖，沾着咸湿的海泥；手中握着一把铜制圭表，圭面上刻着细密的刻度，正随着海浪的起伏，记录着潮头与礁石的距离。身旁摊开的木简上，早已写满密密麻麻的数字——“朔日寅时潮高六尺，卯时潮落三尺”，每一笔都透着严谨；远处，明州港的商船正待潮起扬帆，船工们的号子混着海浪声，成了他观测时最鲜活的背景音，也让这清冷的海岸，多了几分人间烟火气。

窦叔蒙的一生，如一部浸着海水的观测手记，以执着为笔，以精密为墨，以海岸为纸，在盛唐的海洋探索史上，既用《海涛志》揭开了“潮汐随月动”的科学密码，更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守，证明了大唐科技不止于诗赋书画，更藏着对天地规律的深刻洞察。他并非出身名门，只是明州当地一位普通学者，却因明州“港通四海，商聚八方”的地理特质，与潮汐结下不解之缘。明州作为唐代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商船往来于日本、高丽、南洋，皆待潮而发”（《新唐书·地理志》），但彼时船工们只能靠“经验观潮”，常有因潮汐预判失误导致船只触礁的事故。窦叔蒙见此情景，便立志“测潮汐之律，为舟人指路”。从此，无论风雨寒暑，他每日都会准时出现在海岸：潮起时，用圭表测浪高、记时辰；潮落时，观海底礁石、算退潮速度；遇朔日、望日（农历初一、十五），更是通宵观测，记录“大潮”与“小潮”的变化。十年间，他积累了数千组数据，终于在大历六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海洋潮汐学专著——《海涛志》（又称《海峤志》）。

《海涛志》的智慧，在于它用“中国式观测”破解了潮汐的科学规律，开创了古代海洋科学的先河。书中明确提出“月周天而潮应”的核心观点，指出潮汐的涨落与月亮的运行周期密切相关：“月亮绕地球一周，潮汐便会相应变化；一朔一夜（一个农历日），潮水各涨落两次”，这与《全唐文》收录其言“一朔一夜，潮各再至”的记载完全吻合。他还创造性地绘制了“潮汐表”，将一个月内的潮汐变化分为“大潮”“中潮”“小潮”，标注出每日涨潮、落潮的精确时辰，甚至能推算出“冬至、夏至”等节气时的潮汐特殊变化。这种精密的观测，远超当时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比欧洲最早的潮汐表（13世纪英国伦敦潮汐表）早了五百多年。明州船工们依据《海涛志》的指引，“待潮出港，顺潮归航”，触礁事故大幅减少，《鄞县志》载当时明州港“舟楫安行，商货云集，岁入倍于往昔”。窦叔蒙虽默默无闻，未入正史列传，但其著作却通过船工、商人的传播，影响了东南沿海数百年的航运史。

更难得的是，他的探索精神里，藏着“敬畏自然、利用自然”的东方智慧。不同于西方早期“潮汐为神怒”的迷信认知，窦叔蒙始终以“客观观测”为基础，既不夸大潮汐的“神秘性”，也不忽视其“规律性”，而是主张“顺潮而为，而非逆潮而行”。这种理念，不仅体现在他对潮汐的研究中，更成了后世中国人与海洋相处的核心准则——从唐代的海上丝路，到宋代的泉州港繁华，再到明代的郑和下西洋，背后都藏着“观天测海、顺势而为”的科学态度。

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宁波舟山港看到现代化的潮汐观测站用卫星、雷达精准预测潮汐，在“深海探测”工程中用载人潜水器探索海底奥秘，在“海洋强国”战略下推进港口建设、远洋渔业发展时，仍能清晰触摸到窦叔蒙“潮汐测天时”的精神脉络。他留下的，从来不止一部《海涛志》，更是一种“于细微处探规律、于平凡中求真理”的探索精神——这种精神，在当代建设海洋强国的征程中，愈发闪耀着时代光芒。

如今，我们的海洋科学家如窦叔蒙般“执着观测”，用自主研发的海洋监测设备，获取全球海洋数据；我们的港口建设者依据精准的潮汐预报，建设深水良港，让中国港口吞吐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我们的远洋船队借助潮汐规律，优化航线，让“中国制造”通过海上丝路运往全球——这些实践，都是对窦叔蒙探索精神的传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在海洋领域的生动体现。明州的海浪仍在拍打礁石，窦叔蒙的铜制圭表虽已湮没在历史尘埃里，但他“潮汐测天时”的精神，却如海上的灯塔，永远指引着中国人探索海洋的方向。它提醒我们：海洋强国的建设，既要靠先进的科技装备，更要靠“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而中华民族与海洋的故事，也将在这种精神的滋养下，继续书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