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夏天，1270万名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这个数字是教育部在2025年11月20日公布的，比上一届多出48万人，规模再创新高。

往前数四年，2022届是1076万人。再往前翻到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只有103万余人。

二十多年间，毕业生规模涨了十倍还多。起点是1999年的高校扩招。扩招让千万家庭的孩子走进了大学，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不过，毕业生的增长更像一场冲刺，岗位的扩容则是一场长跑，两者的节奏并不一致。年轻人的选择，已经给出了信号。

2026年度国考，371.8万人通过资格审查，过审人数与录用计划之比约98:1。同年考研报名人数是343万，比2023年474万的高点少了131万。

国考人数首次超过考研。本次国考放宽了年龄限制，这也推高了报考人数。

一边升温，一边降温，说明的是同一件事：想靠多读几年书把就业往后推，这条路越来越窄了。技术也在改变规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发达经济体每10个招聘岗位中，就有1个要求求职者至少具备一项新技能。企业看重的，正从"读过什么学校"转向"能解决什么问题"。

人口曲线决定了这不是一时的拥挤。2003年至2016年，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大体在1600万左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毕业生规模仍会处在高位。

城镇每年新增就业目标在1200万人左右，经济增速保持在5%左右的合理区间。岗位在增加，但"一毕业就有好去处"的从容，确实不如从前。

所以，"离校后还能去哪"，答案不在某一个标准选项里。文凭依然是入场券，只是不再自带座位。

先找到一个能站住的位置，在真实的工作里把本事练扎实，再去谋求更好的机会，这比原地等待更现实。这道难题并非从2026年才出现。

三年前，一批毕业生就已经面对过同样的考验，他们的选择和处境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2025年11月20日，教育部公布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人。2026年度国考过审371.8万人，比上年增加约30万，实际参考283.1万人。

另外，青年失业率统计此后已调整为不含在校生，前后数据不宜直接对比。

2023年6月，中国16至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创下21%以上的历史新高，相当于城市中每五名年轻人就有一人没有工作。青年失业率达到总体失业率的四倍。

在经济温和复苏的过程中，年轻人承受的压力最为明显。秋秋生活在北京，拥有戏剧影视文学硕士学位。

受到导演张艺谋执导的舞台作品影响，她一直希望进入表演艺术行业。她先后向传媒公司和电视台投递了几十份求职申请，却没有收到任何一家的回复。

她是当年中国城镇超过1600万新增求职者中的一员。当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160万，岗位竞争随之加剧。

此后，她在人力资源行业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数据分析，月薪约1.4万元人民币。青年失业率上升有多方面原因。

有分析指出，疫情防控措施对经济造成了多方面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减少。人口结构也是一个因素。

中国不断推进城镇化，高校招生规模持续扩大，受过良好教育、家庭条件明显优于上一代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接受的教育以高端岗位、科技岗位和高学历岗位为目标，而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这类岗位恰恰日益紧缺。

青年失业率的上升还反映出结构性问题。中国正在扩大高科技产业规模，发展先进制造业，但有专家认为，这些领域创造的就业岗位还不够多。

产业结构从低端劳动密集型向高附加值技术和高端服务业的转型尚未完成，因此仍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重点发展领域包括先进制造、半导体、电动汽车和新能源等行业，这些行业可能需要特定的技能。

由于产业转移速度很快，学校可能需要开设相应课程，培养新毕业生在这些领域的能力。信息技术和金融是高校最热门的专业。

民营经济提供了中国80%以上的就业岗位。2021年以来，房地产、金融和民办教育等吸纳青年就业较多的行业进入规范调整期，面向年轻人的岗位有所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就业。

疫情防控措施大多取消后，降低青年失业率的条件并未随之改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年轻毕业生愿意接受的薪资与企业愿意提供的薪资之间存在差距，这反映出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工资增长速度。

此前一年，应届毕业生岗位的平均月薪略低于6000元人民币，而北京一套普通公寓的平均价格已超过6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83年的平均起薪。不过，劳动力市场虽然紧张，面向应届毕业生的岗位依然存在。

中国预计到2025年仍将有近3000万个制造业岗位空缺，接近该行业全部岗位的一半。中国经济仍在增长，岗位也需要有人填补，只是这些岗位并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想要的。

有观点认为，中国年轻人可能需要暂时放下梦想，先找到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无论薪水多低、多么失望，都先接受下来，等情况好转后再换工作。面对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一部分年轻人把目光投向了乡村。

来自上海的威尔·王在纽约留学后回国，创办了一家社会企业，致力于搭建城乡之间的桥梁。这家企业组织城市孩子到乡村开展教育研学活动，让他们尝试售卖物品。

2020年，超过1000万人返乡入乡创业创新。威尔·王认为，中国过去人多地多，随着时间推移，农业人口快速减少，而对农业的需求并没有改变。

只要掌握农业技术，就能在乡村获得更多资产，收入也一定会更好。传统上，中国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读大学。

而随着就业市场上的毕业生增多、岗位减少，人才开始出现双向流动。近年来，约70%的高校毕业生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实现就业。

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政策和环境。乡村振兴推进以来，下乡变得非常热门；城市竞争太激烈，很多人不想留在城市；在农村挣的钱并不比城市少，而消费水平仍然较低。

在乡村，每年花大约3万元就能租到一套很好的房子；而在城市，仅仅是住房就会消耗大部分时间和金钱。中央政府积极推动乡村振兴，并表示将加大投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乡村将拥有更多城市生活的便利。

但有观点认为，如果让年轻人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选择工作地点，他们自然会选择城市，因为城市更加现代化，更适合追求社交生活、自由和繁华都市景象的年轻人。中国乡村地域广阔，但要充分释放乡村潜力，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农业产出约为1万亿美元，而中国经济总量约为18万亿美元，农业约占GDP的7%。有专家估计，农村最多能提供约100万至200万个就业岗位，不足以吸纳未来几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

对参加研学的城市孩子而言，走进乡村让他们看到了国家的另一面。一名孩子表示，通过卖东西学到了不少买卖的道理，也感到卖东西其实并不容易，连本钱都很难收回。

另一名孩子认为，这样的活动能让自己了解城市以外的村庄和风俗，也能磨炼意志。还有一些年轻人选择成为"全职儿女"。

佳怡当时31岁，住在浙江杭州。她通常早上9点开始一天的"工作"：陪父母晨练，陪他们去市场买菜，然后为全家准备午饭，午饭后午睡。

她过去以卖服装为生，但生意没能挺过新冠疫情。从2023年初开始，她成为一名全职女儿，已退休的父母每月付给她8000元人民币。

按她的说法，这比所在城市毕业生可接受的薪资低约20%。全职儿女的工作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轻松。

佳怡说，这份工作听起来无非是做饭、开车、买菜，但她此前在这方面的经验完全是零，连青菜和娃娃菜都分不清，一开始非常害怕。回到家庭后，她发现这些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全职儿子""全职女儿"的概念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走红。在城市中每五名年轻人就有一人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受雇于父母成为一种可行的就业选择。

对一些人来说，这不仅是找不到工作时的权宜之计，也是逃离高强度职场压力的一种方式。但这种看似临时的工作，长远来看可能对年轻人乃至中国经济产生影响。

有观点担心，在长期脱离社会之后，等到经济恢复正常时，他们是否会失去继续工作的动力，这是需要警惕的问题。全职儿女现象只是赚钱观念变化的表现之一。

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应届毕业生表示并不急于找工作。有分析指出，城市出身的年轻人即便不是来自精英家庭，他们的祖父母也往往通过上世纪90年代的住房制度改革在市中心拥有房产。

有了这样的依靠，年轻人接受自己不满意的工作的压力也随之降低。有观点认为，多数失业的年轻人是主动辞职的。

有人回忆，读大学时身边很多人想找工作，却又怕累，眼高手低，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落差。而如今，大多数企业都需要加班。

有分析指出，拥有大学学历的城市青年对工作的期望与就业市场所能提供的岗位并不匹配。他们之所以有底气这样做，是因为从小到大，父母基本都会尽力满足孩子的需求。

对佳怡来说，与父母之间的这种安排并不只关乎金钱。她认为，在外面上班就像得过且过，只要当天完成任务、老板不来找自己就行；而为家里工作，就会看得更长远，今天做的事情将来可能会有回报。

她的家人也这样认为，即使挣得少一些，他们也认为她能收获更多。有观点曾预计，青年就业问题在好转之前可能还会加剧。

2023年下半年，数以百万计的新毕业生将进入一个在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尚未完全恢复的经济环境。有专家认为，应当将青年就业视为一个代际问题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