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识宇
一九五五年六月，长沙，初夏微热。
毛主席在结束湖南农村的视察后，匆匆吩咐工作人员备车。车子没有驶向检阅三军的高台，也没有开往接见外宾的大厅，而是拐进了城中的一条小巷。那里住着他的恩师——杨树达。
此时的杨树达，已是蜚声学界的语言文字学大师，但晚年哮喘病发，卧病在床。
毛主席的到来让这座幽静的小院瞬间热闹起来。师母熊振吾忙前忙后，端茶倒水，眼角却难掩忧色。
寒暄过后，毛主席从怀中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轻轻放在恩师枕边：“先生，这是一点心意，五百元，您先拿着治病。”
话音未落，师母的手已按在了信封上：“润之啊，不是我们不领情。可你一个月工资才几个子？这钱，莫不是公家的？”
空气瞬间凝固。秘书田家英正要解释，毛主席却摆摆手，朗声笑道：“师母放心，这钱干干净净，是我写《毛泽东选集》的稿费，每一文都是稿纸上爬格子的辛苦钱。”
杨树达闻言，微微颔首，用浓重的长沙口音说：“稿费好，稿费干净！”
他转而望向窗外，仿佛这五百元钱，勾起了那些风雨如磐的岁月。
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杨树达出生在长沙一个清贫的耕读家庭。
彼时的湖南，正是晚清变法思潮最活跃之地。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功业尚在，谭嗣同、唐才常的维新呐喊又起。
一八九七年，他考入长沙新创办的时务学堂。这所学堂由熊希龄主持、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课程分“博通学”与“专门学”，既读经史诸子，也习公理、格算、中外史志等新学。
这种既深植于传统又直面新知的求学经历，让他早早具备了清醒的认知：中国的落后，不仅在思想人心，更在器物制度。
一九〇五年，二十岁的杨树达考取官费留学资格，东渡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他目睹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铁路纵横，工厂林立，国民教育普及。更让他震撼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古籍的研究竟然如此精深。
“我们自己的宝贝，自己不会用，别人却拿去做成了利器。”杨树达在致友人的信中痛心疾首。
在日本期间，他遇到了改变其一生的人物——当时正在日本流亡的革命家黄兴。黄兴常对留学生说：“救中国，先救湖南；救湖南，先救学风。”这句话，杨树达记了一辈子。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杨树达中断学业，毅然回国。他拒绝了湖南省政府的高官厚禄，选择了当时最清苦的职位——教书先生。
在他看来，“官可以不做，书不可不教。中国人把民国想得太简单，以为推翻了皇帝就万事大吉。其实，不改造国民性，不重塑人心，共和只是空谈。”
一九一三，毛主席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四师并入第一师范，毛主席在这里遇到了杨树达。
一九一八年，皖系军阀张敬尧被任命为湖南督军。这位“张毒”主政湖南期间，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他滥发纸币，导致湖南货币贬值十倍，百姓倾家荡产；纵兵抢劫，长沙城商户十室九空，街头满目疮痍；摧残教育，克扣教员薪俸，强占校舍为兵营；勾结日本，出卖湖南矿产与航运权利。
一九一九年末，湖南各界人士成立“驱张请愿团”，决定赴北京请愿。
毛主席作为公民代表，杨树达作为教育界代表，双双入选。这是一次奇妙的组合——一位是锋芒毕露的青年革命者，一位是满腹经纶的儒雅学者。
一月二十日，北京下起了大雪。请愿团在新华门前被军警阻拦，毛主席和杨树达决定直闯北洋政府的心脏。
杨树达利用自己教育界名流的身份，率先上前质问接待官员：“湖南三千万父老，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张敬尧卖国虐民，政府为何不管？”
他的质问义正辞严，句句引经据典，说得官员哑口无言。
而毛主席则组织了数十名湖南籍学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地演讲，组织舆论攻势。他起草的《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传单，如雪片般飞向北洋政府的每个衙门。
一九二〇年六月，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终于免除张敬尧职务。当消息传回湖南，整个长沙城沸腾。
驱张运动胜利后，毛主席利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身份，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提出“平民主义大学”的理念，免费为有志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杨树达则重返书斋，先后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埋首于古文字与经史研究。两人虽然道路迥异，却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
在北平的日子里，杨树达成了当时最负盛名的语言学家。他的《中国语法纲要》《词诠》《马氏文通刊误》等著作，开创了古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新天地。学界评价他“为往圣继绝学”，他却自嘲：“我不过是给老祖宗的学问，套上了一层现代的外衣。”
而此时的毛主席，正带领红军转战井冈山，经历着九死一生的战斗。杨树达虽人在书斋，却时刻关注着学生的安危。每逢红军消息传来，他总是让家人买回所有报纸，细细研读。
有学生问他：“先生如何看待共产主义？”
他回答：“我研究文字训诂，不懂政治。但我知道，润之那孩子心里装的是百姓。”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城内人心惶惶，各家大学都在准备南迁。
一天，一位日本“学者”拜访杨树达，带来了一纸聘书。
“杨先生，您的《词诠》在日本影响很大。帝国大学希望您能去东京讲学，一切待遇从优。”来人彬彬有礼，却难掩傲慢。
杨树达翻看着聘书，突然问道：“贵国军队何时撤出中国？”
“这……这是政治问题，与学术无关。”
“国家都没了，哪来的学术？”杨树达将聘书推回去，“请转告贵国政府，杨树达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在送走这位日本“客人”后，杨树达携家带口踏上了南归之路。
一路上，他目睹了逃难百姓的惨状，也见证了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到达长沙时，这位五十二岁的教授已是两鬓斑白。
时光飞逝，来到了一九四九年四月。
彼时，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湖南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棋盘。
当时的湖南省主席程潜态度暧昧，手握重兵的陈明仁摇摆不定。长沙城内，特务横行，白色恐怖笼罩三湘大地。
七月下旬的一天，陈明仁的副官突然造访杨宅，带来口信：“司令想请杨先生过府一叙。”
杨树达心知肚明。他换上长衫，拄着拐杖，走进了戒备森严的警备司令部。
陈明仁开门见山：“杨先生，毛泽东是你的学生。你说说，他会怎么处置我这样的人？”
杨树达沉默片刻，缓缓说道：“将军若能顺应民心，使湖南免遭战火，不是杀人，是救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可我是国民党中将……”
“将军首先是中国人。”杨树达打断他。
这番对话，在长沙的地下党渠道中迅速传到北平。毛主席得知后，立即通过秘密渠道给杨树达捎信：“请先生转告陈明仁将军，只要起义，过往不咎，一切待遇从优。”
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发表通电，宣布湖南和平起义。长沙城内，没有响起一枪一炮，红旗顺利升起。杨树达看着人民解放军入城，老泪纵横。
新中国成立后，杨树达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但他依然是那个倔强的教书先生，不迎合，不媚俗，不搞特殊化。省委给他配了专车，他从来不坐；政府要为他建教授楼，他坚持住在老房子里。
一九五五年，杨树达哮喘病加重，咳嗽不止。毛主席在视察湖南时，听闻此事，立即决定亲自探望。于是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当毛主席说明五百元是《毛选》稿费后，杨树达长叹一声：“稿费好，稿费干净。我当年拒日本人的钱，也是这个道理。”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杨树达在长沙病逝，享年七十一岁。
杨树达的一生，几乎贯穿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七十年。他生于晚清，长于民国，终于共和，亲历了从帝制到共和、从战乱到统一的完整转型。在这七十年里，他始终坚守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底线——不媚权，不附贵，不趋利，不避害。
有人说他迂腐，因为他拒绝过国民党的官位，也拒绝过日本人的金钱。有人说他固执，因为他坚持学术独立，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向权贵低头。但正是这份迂腐与固执，构筑了中国文人的风骨。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个故事，或许应该思考：在物质丰裕的当代，什么才是真正的风骨？欢迎您把自己的答案写在评论区。
参考资料：《词诠》《毛泽东年谱》《湖南通史·近代卷》《驱张运动史料汇编》《积微居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