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五大战略区都实行"一元化"领导，中央局书记必须兼任野战军司令或政委。

然而华东区却成了唯一例外——陈毅仅以副书记身份，却统帅华东野战军；

而"一把手"饶漱石虽掌控华东局，却被排除在野战军之外！

这种看似违反常规的人事安排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权力博弈？

一场始于1942年的较量，最终谁笑到了最后？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为统筹党政军全部力量进而打败敌人，各战略区原则上要实施“一元化”领导，以免令出多门互相掣肘，即各中央局书记同时兼各一级军区司令员（或政委）、各野战军司令员（或政委），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总体来看，在逐渐形成的五大战略区中，唯独华东区是个例外。

关于这个原则，地理上距离中央最远的东北区，执行得最为彻底，自1946年6月起，东北局书记始终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以及1948年以后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注意罗帅是以军区第一副政委的身份，兼职东北野战军政委。

中原野战军的情况也差不多，早在1945年8月，由抗战时期北方局改组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即以小平同志为书记，稍后兼任晋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政委。1948年5月重新划分战略区后，再改称中原局书记、中原军区政委兼中原野战军政委。

西北区的领导体系稍显复杂，因为彭老总是以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身份，于1947年春临危受命，全权指挥西北战场的作战，且初始兵力规模较小，还不足以组建野战军级别的编制，因此只称为“西北野战兵团”，直到7月间才改称西北野战军。

正式确立彭老总在西北的“一元化”领导，已经是1949年的6月间，经过必要的组织调整，彭老总出任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已改称），换句话说，各战略区具体情况不同，完全实现一元化领导的时间点也不尽相同。

唯一例外的是华东战略区，自1947年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成立之日起，陈老总即是以华东局副书记的身份，出任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单单华东区没有施行“一元化”领导呢？

一、陈毅和饶漱石的关系太过复杂

1941年那场事变以后，延安不仅下令重建了新四军军部，还决定将原“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组建了全权领导华中地区抗日的“华中局”，以少奇同志为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成为毫无争议的“一把手”。

彼时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部主任饶漱石的党内职务，分别为华中局常委和副书记。不过少奇同志返回延安之前，推荐了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之职，而陈毅职务调整为为副书记兼代军长，这就有些麻烦了。

陈老总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军政经验丰富，且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饶漱石此前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也就是“白区党”出身，军中资历较浅，在战争年代的华中局和新四军系统内，骤然间形成饶正陈副的关系，两人性格和工作方式又截然不同，出现矛盾是难免的。

双方之间的矛盾，在1942年10月的“黄花塘事件”中公开化了，两人分别致电延安汇报情况，最终的处理结果，是陈毅奉调回延安开会和参加整风，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交由饶漱石主持，从表面上看是饶取得了胜利，并于1945年8月，正式出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

然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陈毅到达延安后，毛主席虽然拒绝聆听陈毅的委屈，但是在稍后给华中局的长电中，却强调陈毅在执行中央路线上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在七大结束后将“仍回华中工作”，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办法。

换言之，延安虽然默认了饶漱石在华中局和新四军的领导地位 ，但是饶试图将陈排挤出去的目的，却也没有达到，抗战胜利以后，陈毅仍然赶回华中工作，期间延安还特电华中局强调：

“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毅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1945年9月，华中局和山东分局（级别比中央局低半格，但也直接受党中央领导）合并，正式组建中共中央“华东局”，鉴于饶漱石之前的职务，那么华东局书记的人选，当然是毫无悬念的，陈毅则出任副书记。

如此，饶漱石以华东局书记的身份，兼任新成立的华东军区政委，成为华东战略区的“一把手”，陈毅以副书记的身份，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其实是华东战略区的“二把手”，在组织上要接受饶的领导。

不过在华东军区序列内，以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共同组建“华东野战军”时，中央军委却直接任命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使饶漱石成为西北、中原、东北和华东四大战略区中，唯一不在野战军兼职的中央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