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一女医生频繁头晕却查不出原因,丈夫喝水时发现蹊跷。
那个女医生就是我。我叫陈芸,在宜昌沿江大道边上那家三甲医院的心内科干了十二年。
头晕是去年秋天开始的。说晕也不是天旋地转那种晕,就是脑袋里像塞了一团湿棉花,早上查房的时候脚底下发飘,写病历写两行字眼睛就花,得闭上歇一会儿才能接着往下写。心内科的人最怕自己心脏出毛病,我先给自己拉了个心电图,窦性心律,好得很。又背了个二十四小时动态血压,也正常。甲功五项、血常规、颈动脉超声,连头颅磁共振都做了,报告出来干干净净,连个缺血灶都没有。
科里老主任端着搪瓷缸子从我背后路过,瞟了一眼电脑屏幕:“陈芸,你是不是晚上不睡觉刷手机刷的?”
我说我哪有那个闲工夫。老二才四岁,每天晚上折腾到十点半,等他睡着了我还得爬起来改学生的规培病历,能十二点躺下就算早的。老主任说那不就结了,你回去睡两天好觉比啥检查都管用。
可我心里不踏实。一个心内科大夫,天天跟病人说“你这个症状得重视”,轮到自己身上反倒一句“没事”就打发了,那不合逻辑。我又悄悄让护士给我抽了一管血,送到检验科加了个毒物筛查。结果还是干干净净。
那段时间我脾气特别差。周斌——就是我丈夫——在夷陵区一家建材检测公司做质检,他这人嘴笨,翻来覆去就一句话:“你请假休息两天。”我一听“休息”两个字就来火。我休息了,病房谁管,门诊谁坐,下个月竞聘副主任的述职报告谁写?他就闷头不说话了,蹲阳台上拿个小刷子刷他那些破石头,一刷能刷一个钟头。我更来气,觉得他宁可跟石头待着也不愿意跟我多说一句。
我婆婆是前年从秭归乡下上来帮我们带老二的。她来了以后家里确实松快了不少,地有人拖了,饭有人做了,老二放学有人接了。但我跟她之间一直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她做的菜咸得要命,我说了两次“妈少放点盐”,她当时点头,第二天菜照样齁咸。后来我就不说了,咸就少吃两口,或者拿开水涮涮。她大概也觉出来了,话越来越少,每天吃完饭就钻厨房里收拾,把碗筷洗得叮当响,洗完又把灶台擦三遍。我跟周斌说“你妈是不是不高兴”,周斌说“她就是那个习惯,你别多想”。
日子就这么别别扭扭地过着。我头晕越来越重,有时候上午门诊看到第十个病人,眼前突然就糊了一下,像电视机信号不好的那种闪屏。我扶着诊室桌子缓几秒钟,接着叫下一个号。我没跟科里任何人说,更没跟周斌说。说了又能怎样,他只会让我请假。
真正出事是那天夜里。周斌有个雷打不动的毛病,凌晨两点左右必须起来喝一次水。我们家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凉水壶和两个玻璃杯,左边是我的,右边是他的。那天他摸黑起来倒水,端起自己那杯灌了半杯,咽下去的时候突然停住了。他后来跟我形容,说嘴里有一种极细极细的沙沙感,像喝了一口没过滤干净的井水。他没当回事,又喝了一口,还是沙。他把杯子举到窗户透进来那点路灯光底下看,杯壁上挂着几颗针尖大的白点。
周斌这个人,平时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但在他那一行干了十五年,水泥砂浆里少放了一克外加剂他拿舌头都能尝出来。第二天是星期六,他趁我出门买菜,把两个杯子装进塑料袋塞进公文包,骑电动车去了单位。
下午他把一张化验单拍在餐桌上。我刚把菜放下,手上还沾着水,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送检样品:玻璃杯残留物;检出成分:酸枣仁皂苷、柏子仁提取物,微量”。
我看了两遍没看懂。我说你从哪儿弄的酸枣仁柏子仁,你失眠了?周斌脸绷得跟水泥地似的,说:“你自己看,这是你那只杯子里头的东西。”
我脑子转了好几圈才转过来。我问他,你意思是有人往我喝水的杯子里搁东西?周斌说,他杯子里的残留只有他自己那晚喝进去的那点,我杯子里头的量明显多得多,杯壁上挂着,水底还有一层细末。
我第一反应是单位的人。我们科那个副主任的位置,盯着的人不止我一个。周斌摇头,说这东西是中药粉末,不是化学药,单位的人要搞你直接弄点地高辛、氯化钾,那才叫干净利落,谁费劲巴拉去磨酸枣仁粉。
他说得对。酸枣仁和柏子仁,安神的,乡下老太太都知道这两样东西。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婆婆正蹲在地上拿抹布擦橱柜门底下的踢脚线,擦得特别认真,脑袋都快要塞进柜子底下去了。她穿着一件我前年淘汰下来的旧棉袄,袖口磨得起球,后脖颈露出一截被太阳晒得黢黑黝黑的皮。
我什么都没说,转身进了卧室,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周斌去问他妈。我在卧室里竖着耳朵听,听不太清,只听见婆婆的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后来就变成哭腔了,嘴里反反复复念叨一句话:“我哪晓得嘛,我哪晓得会搞成这样嘛……”
周斌进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他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搓了半天脸,跟我说,妈承认了。她来的时候从老家带了一包柏子仁和酸枣仁,在镇上药铺打的粉,本来说是给她自己喝的,她睡眠也不好。来了以后看我天天半夜不睡,早上又走得早,脸黄得跟腊肉似的,她就想,安神的药嘛,又不是毒药,每天捏一撮搁我杯子里,让我睡得沉一点,“脑子清爽了就不晕了”。她怕我不喝,就没跟我说。
我听完,后背一阵一阵发凉。我承认那一刻我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不是什么婆媳情分,是两个字:投毒。我一个心内科大夫,天天跟病人掰扯“吃药遵医嘱”,自己被人往杯子里偷着加东西加了快两个月,我连知道都不知道。如果她往里搁的是别的东西呢,如果我正好在吃什么跟她这粉子犯冲的药呢?我是医生,我比谁都清楚“不明成分摄入”这四个字有多重。
但紧接着我又想起另一件事。我确实在吃药。头晕最厉害那阵子,神经内科的同事给我开了氟桂利嗪,改善脑循环的,那药本身就有嗜睡副作用。婆婆的酸枣仁柏子仁粉叠加上去,难怪我白天跟踩在云彩上一样。
第二天早上我在客厅拦住了婆婆。我尽量压着声儿问她:“妈,你给我杯子里加东西,为啥不跟我说一声?”婆婆站在阳台门口,两只手攥着围裙下摆,搓过来搓过去,憋了半天憋出一句:“我怕你不喝。你们城里人瞧不上我们乡下的土方子。”
我说这不是土方子洋方子的事,你往我杯子里搁东西,你得让我知道。她说我晓得了,以后不搁了。我说那你知道你搁了以后我天天头晕得连班都上不利索吗。她眼睛一下就红了,嘴唇抖了两抖,说:“我……我就是想让你多睡会儿。你天天半夜还在那电脑上敲敲敲,我看了心里头难受。我又不敢跟你说,你跟我说话从来都是‘嗯’‘好’‘知道了’,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这话把我噎住了。
周斌在旁边插了一句嘴:“陈芸,妈不是坏心。”
我说我没说她是坏心,但好心办的事就不是错事了?他说那你想怎么样,让妈给你跪下认错?我说周斌你少在这儿和稀泥,你妈往你媳妇杯子里下东西,你倒会做好人。他说那你让我怎么办,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我老婆,我夹在中间能怎么办。
我说你早干嘛去了,你发现杯子里有东西的时候,你第一个电话打给谁了?你跟你妈串通好了才告诉我是不是?
周斌脸涨得通红,说陈芸你讲不讲道理,我要是跟我妈串通,我犯得着拿去单位化验吗。
婆婆在旁边听我们吵,突然蹲下去了,蹲在鞋柜边上,两只手抱着膝盖,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嘴里含含糊糊地说:“我明天就回秭归去,不给你们添乱了……”
老二从房间里探出半个脑袋,手里攥着个奥特曼,看了看他妈,又看了看他奶奶,说了一句:“奶奶你别走,妈妈不喝你倒的水,我喝。”
客厅里一下子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嗡嗡响。
那之后婆婆确实再没碰过我的杯子。她把那包药粉塞进自己柜子最里头,拿一件旧毛衣裹着。我的杯子被她单独搁在茶几另一头,离水壶远远的。她做饭还是咸,但会单独给我盛一小碗出来,兑半碗水再端上桌,什么话都不说。我下班回来,她也不像以前那样“回来啦”招呼一声就钻进厨房,现在她连招呼都不打了,就在客厅坐着叠衣服,叠得方方正正,摞得跟豆腐块一样。
我心里头那股火其实一直没下去。我是医生,我比任何人都明白,往一个人杯子里偷偷加东西,不管加的是什么,不管加的人是谁,这事本身就是在踩线。她委屈,她觉得她一片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可我的委屈跟谁说去?我头晕了半年,做了那么多检查,花了小一万块钱,最后发现是自己家里人在我杯子里“下药”。这事搁谁身上能一笑了之。
但我也没法真的恨她。有一回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她房间门缝还透着光,我凑过去听了听,她在里头跟老家的姐妹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我就是嘴笨,想帮忙帮不到点子上,让人家烦……我晓得自己讨人嫌,等老二上小学我就走……”
我站在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没推。
后来我跟周斌又吵过一回。他说我对他妈态度太冷,说老太太现在连电视都不敢开大声,怕吵着我写东西。我说周斌你摸着良心讲,我要是往你妈碗里天天搁安眠药粉子,你还能跟我笑嘻嘻的?他说那不一样,我妈是长辈。我说你这不就是双标吗。他说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你文化比我高。
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他觉着我得理不饶人,我觉着他揣着明白装糊涂。他觉着他妈已经认错了、退让了,我还不给台阶下,是我不厚道。我觉着认错归认错,这事在我这儿就是过不去,你总不能让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这事过去快两个月了。我现在头晕好多了,停了氟桂利嗪,也不再喝那杯“加料水”,脑袋一天比一天清爽。婆婆还在家里待着,接送老二,做三顿饭,拖地擦桌子。我们之间的对话基本围绕“今天买了什么菜”“老二作业写完了没有”“物业费交了没有”,多一个字都没有。
昨天我下班回来,口渴得厉害,顺手拿起茶几上我的杯子要倒水。婆婆坐在沙发上,眼睛盯着电视,但余光我知道她在看我。我把杯子放回去,从厨房柜子里拿了个一次性纸杯,倒了一杯凉白开,站在厨房里头喝完了。
出来的时候婆婆还盯着电视,遥控器拿在手里,频道从头按到尾,又从尾按到头,一个台都没停住。
我走过去,把我那个玻璃杯拿起来,拿到厨房水龙头底下冲了冲,然后拎起凉水壶,倒了大半杯,端着走回客厅,坐她旁边,喝了一口。
她遥控器不按了。
电视里在播天气预报,说明天宜昌阴转小雨,十五到二十一度。她说了一句:“明天落雨,你出门记得带伞。”我说嗯。她又说:“老二那个外套薄了,我明天给他换件厚的。”我说好。
她把遥控器搁在茶几上,起身去阳台收衣服。收完进来的时候路过我旁边,手在我肩膀上搭了一下,很快就拿开了,像是怕烫着似的。
我杯子里的水喝完了,杯底还剩最后一小口,凉白开,什么味道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