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信
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频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
1920年7月9日，一张明信片从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寄出，收件地址是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收件人是胡适。全文只有七十余字，没有展开任何理论，也没有提出具体请求，却在极短的篇幅里，把刚刚驱走军阀张敬尧的湖南，与远在北京的新文化领袖胡适，接在了同一条通讯脉络上。
这封短简的第一句是“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毛泽东此前从上海已经寄出一信，此处追问是否收到，说明两人之间有一条处于使用中的通信渠道。7月9日的明信片不是孤立的问候，而是连续汇报中的一个环节。毛泽东7月7日刚从上海返抵长沙，此前在上海曾与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书籍，返湘途中又在武昌停留，与恽代英交流创办书社的经验。回到长沙第三天便提笔给胡适写信，说明这件事在他返湘之初的日程中占有实际位置。
真正承载信息的是第二句：“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张敬尧1918年入湘后摧残教育，湖南教育“停顿已半年有余”。1920年6月张敬尧被迫撤出，驱张运动取得胜利。接掌教育行政的方维夏推动了几件实事，时人概括为“教育经费独立”“私立学校增加”“学校内容革新”。毛泽东把报告的重点放在“教育界”，对接的正是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核心人物对教育改革与思想传播的关切。楚怡学校本身也是当时湖南新教育改革的一个前沿据点，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影响下率先进行教改实验，废除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转向以学生为中心。所谓“蓬勃之象”，在制度层面和思潮层面都有可验证的内容。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一句，分寸值得细看。它不提出任何具体诉求，把“借重”放在“将来”和“时机到”的条件之下，看似留有余地，实际上并非应酬空话。毛泽东与胡适之间的往来，此前已有实绩。1918年至1919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期间，曾旁听胡适的课，并经杨昌济介绍专程拜访胡适，讨论新思潮问题。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再次拜访胡适，“谈湖南事”，把在长沙筹办“自修大学”的初步计划向胡适求教，而“自修大学”这一名称本身就出自胡适。
胡适后来在日记中回忆，毛泽东依据他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讲演拟成章程，拿到他家“要他审定改正”。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也明确提到，自己不出国留学曾征求胡适意见，胡适“以我的意见为然”。这些往来说明，“借重先生”四个字在此前已经有过多次实际的请教与支持作为底子。
从返湘后的行动节奏看，“借重”的指向也并非空泛。文化书社的筹备在此信写作时已在武昌与恽代英商议之中，8月正式创办时，毛泽东还请恽代英等出具信用担保，以便向外地订购书报时免去押金。方维夏不仅是湖南教育行政的实际主持者，也是文化书社总社36名社员之一，曾两次向书社投资。俄罗斯研究会也在8月发起。这些事业的推进，在思想资源、新文化网络和办学经验上，与胡适所代表的方向存在可以“借重”的交集。
1920年夏天的毛泽东，刚刚在上海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返湘后立即着手以书社和研究会展开实际的组织与传播工作，但他并没有因此切断与胡适的通讯。他同时牵引多条线索，既不急于把任何一条线索封闭起来，也不把“借重”停留在客套层面。这张明信片的史料价值，恰恰在于它以最简省的形式，记录了一个青年行动者在湖南政治空间初开之际，如何选择报告的对象、如何界定报告的内容、如何为后续的行动预留接口。那条联络线在1920年7月仍在运转，并且被自觉地接入了湖南新局的脉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