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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授早揭开真相：非中国揪着历史不放，是日本干得太绝不认账
一位日本历史学者，来到南京，听一位老人讲述自己在战争中遭受的伤害。
老人流着泪说，听的人也受到了强烈冲击。他后来回忆，自己此前并不知道日军在中国做过这样的事。
这个人叫笠原十九司，日本都留文科大学名誉教授。他此后多年研究南京大屠杀，也不断反驳否认历史的言论。
所以，当有人又把中日历史争议归结为“中国不肯放下”，不妨先听听这位日本教授究竟在追问什么。
一、让他震动的，是受害者讲的事，自己竟然不知道
笠原十九司的研究，长期围绕日本侵华战争与南京大屠杀展开。
他查文献、走访遗址，也听幸存者讲述。资料上的战争，因而有了具体的人：谁失去亲人，谁遭受暴行，谁活下来以后仍背着伤痛。
他在采访中回忆，听一位遭受日军性暴力的老人讲述经历时，受到很大震动。
这种震动里，还有对本国历史认识的反问。
一个日本人长大、受教育，却可能不了解本国军队在邻国实施过的暴行。
问题由此已经不只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还包括后来怎样讲述，哪些内容被认真教过，哪些又被略去。
2022年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笠原强调，不能让谎言传播，希望日本政治人士和民众到南京了解真相，通过正确的历史教育避免惨剧重演。
他的立场很清楚：日本社会要承担的，是查明、认识和反省的责任。
二、日本自己的战争伤痛，不能遮住侵略造成的伤痛
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东京等城市遭受空袭，大量日本平民死伤。这些苦难应当被记住。
可如果讲战争只讲到这里，故事就缺了重要的一半。
日本为什么走到战争末期的灾难？此前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进行了什么军事行动？被占领地区的普通人又经历了什么？
这些问题，同样必须回答。
纪念本国平民的牺牲，与承认本国军队的加害责任，可以同时进行。
笠原等学者坚持研究，正是为了让被省略的部分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对受害国家而言，争论也往往从这里开始。亲人死于屠杀，档案和证言都在，后来却有人声称事情没有发生，或者把暴行说成正常作战，受害者怎么可能不回应？
这不是已经愈合的伤口被无端揭开。否认本身，就在继续伤害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
三、九月三日纪念胜利，纪念的是正式接受投降后的和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广播。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书。
中国将9月3日确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与正式签署投降书后的胜利纪念安排相衔接。
这段时间线，不能因为后来还有日本军人躲在海外丛林中拒绝放下武器，就改成战争一直打到1974年。
小野田宽郎当年长期滞留菲律宾，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事件。它能够引出军国主义教育、服从命令与战后责任等问题，却不改变日本国家已经投降的事实。
同样，评价他的经历，也不能只欣赏所谓坚持和忠诚，而不问当地居民受到了什么伤害。
战争叙述一旦只剩军人的传奇，就容易把普通人的遭遇挤到旁边。
从这个角度再看笠原的研究，意义正在于把受害者重新放回历史中心。
四、中国在一九七二年作出的选择，已经写得很明白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
声明中，日本方面表示，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中国政府则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这两部分，应当放在一起读。
中国选择推动两国人民走向友好，日本承认战争责任并反省，是正常化安排中的重要内容。
放弃国家间的战争赔偿要求，没有把侵略事实一并取消，也没有要求受害者从此停止记忆。
参考文案所列的具体赔款金额，并不是联合声明写明的数字，不宜当作条款复述。
但即使不附加一个巨额数字，这项政治决定的分量仍然清楚：中国为战后关系翻开了新页。
后来历史问题再次激化，便不能只问中国为什么提起过去，还得问，日本国内有关行为是否损害了当初表达的反省与责任认识。
五、教科书和靖国神社，为何总能重新引起争议
笠原十九司并非只在中国讲这些问题。他也参与日本国内有关历史教育的讨论，研究教科书中的战争叙述。
家永三郎长期提起教科书诉讼，笠原曾为相关诉讼作证。这说明日本社会内部，一直有人努力抵抗历史淡化与否认。
争议的焦点，并非每一句措辞都只能有一种写法。
学术研究可以核对材料、讨论范围、修正细节。但如果把已经有大量证据支持的暴行，说成可以随意否认的政治意见，性质就不同了。
靖国神社问题也有类似的区别。
1978年，十四名甲级战犯被合祀。此后日本政治人物的参拜，便不能简单当作私人追思行为，与邻国讨论战争责任的要求完全隔开。
担任公职的人去哪里、以什么身份纪念，都会产生公共含义。
如果口头反省侵略，实际行动却不断模糊战争责任，受害国家的疑虑就很难消除。
历史问题反复出现，往往正是因为这种矛盾没有解决。
六、能不能向前走，要看事实是否还被推翻
说日本“没有认账”，需要讲清对象和事情。
日本政府曾发表反省与道歉表态，日本社会也有大量学者、市民和记者持续调查战争责任。笠原十九司就是其中一员。
不能一边引用他的观点，一边又把所有日本人说成同一种态度。
真正应当批评的，是否认侵略、淡化暴行，以及用政治动作损害反省立场的行为。
这也让标题中的问题有了更具体的答案：中日关系要向前发展，不能要求受害者先放弃事实，再谈友好。
认定侵略责任，并不意味着要求今天的日本年轻人替前人承担刑事责任。要求他们了解历史，也不等于要他们背负仇恨。
恰恰相反，知道战争怎样发生、普通人怎样受害，才更容易识别那些为战争辩护的说法。
笠原等日本学者多年做的，就是这一类工作。
他们查阅材料，听取证言，参与教材编写，把本国社会尚未充分认识的事实继续讲出来。这样的努力，比一句“早就过去了”更有助于改善关系。
和平不能建立在要求一方忘记、允许另一方否认的基础上。
中国人记住侵略历史，与希望中日世代和平相处，并不矛盾。宽容可以体现在处理国家关系的选择上，记忆则保留着那些已经无法挽回的人命。
真想让历史争议减少，就应当让已有的反省站得更稳，让否认事实的人更难轻易改写叙述。
笠原十九司几十年的研究，已经说明日本社会有人愿意这样做。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仍有政治人物一次次往相反方向走。
参考资料
新华社：《专访：“不能让谎言到处传播”——访日本南京大屠杀问题研究专家笠原十九司》
人民网：《一个日本人，为何研究南京大屠杀40年？》
外交部：中日邦交正常化与1972年联合声明相关资料
笠原十九司：《南京大屠杀与教科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