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生攥着入职通知书站在“鼎盛财务”楼下，洗得发白的衬衫浸着汗。作为村里第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生，他揣着“在城里站稳脚跟”的执念，却在西装革履的人群里，像株格格不入的狗尾草，藏着几分攀附的小心思。

他的工位在财务部角落，每日埋首报表，日子单调得像上了发条。入职第三个月，电梯里的意外，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

那天他抱着沉甸甸的凭证盒挤电梯，盒子“哗啦”散了一地。手忙脚乱间，一双细高跟停在面前，财务部总监苏曼递来纸巾：“慢点，别划破手。”他抬头，撞进她温柔的眼眸——得体的职业装，利落的发髻，嘴角噙着笑，全然没有高管的疏离。她帮他摞好盒子，轻声问了他的名字，语气亲和得让他受宠若惊。

自那以后，苏曼格外“关照”他。开会时特意点他发言，报表出错也不斥责，反而拉他进办公室，泡上咖啡耐心指导。李根生心里的攀附火苗悄悄燃起，他知道，靠着这位女领导，或许能少走很多弯路。

关系升温在一个暴雨夜。李根生加完班出门，见苏曼站在路边皱眉——她的车蹭到了柱子，雨刷器徒劳摆动。他撑伞跑过去：“苏总监，我帮您处理。”

他帮着联系修理厂，又开车送她回家。到了楼下，苏曼轻声说：“上来喝碗热汤吧，看你淋透了。”他跟着进了屋，宽敞的房子收拾得整洁，却透着冷清。苏曼端来热馄饨和煮鸡蛋，柔声道：“我离婚了，一个人带女儿过，家里常没人。”

李根生心里一软，看着眼前“柔弱”的女人，再想起农村的女友晓梅——那个等他攒够彩礼就结婚的初中同学，竟觉得苏曼格外有吸引力。离开时，苏曼拍着他的肩：“根生，你人老实，以后就当我干弟，在城里有事，姐帮你。”

“干姐”二字，成了暧昧的开关。苏曼常叫他去家里吃饭，带自制便当；他帮着接她女儿放学，陪孩子写作业；工作上的难题，苏曼一句话就能摆平；她一句“想找人说说话”，他便陪她聊到深夜。

单位的流言很快传开，“攀高枝”“老牛吃嫩草”的议论不绝于耳。李根生不是没听见，可他贪恋着苏曼带来的便利和温柔，索性装聋作哑。他对晓梅越来越敷衍，电话里总说“忙”，面对彩礼的追问，也只是含糊其辞——他以为，抱紧苏曼这根“大腿”，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转折来得猝不及防。一个深夜，李根生接到陌生电话，对方带着酒气嘶吼：“你是苏曼的‘干弟弟’？有种来她家门口，看看她是谁的女人！”他心头一紧，抓起外套就往苏曼家跑。

楼下，一个男人正疯狂砸门，苏曼抱着女儿缩在门边，脸色惨白。李根生冲上去阻拦，争执中才知，这竟是苏曼的前夫！男人红着眼骂：“苏曼你骗子！说分居离婚，手续至今没办，你跟这小子厮混，把我当傻子耍！”

李根生如遭雷击，转头看向苏曼。那个温柔的“干姐”，此刻脸色煞白，眼神躲闪：“根生，我跟他早没感情了，就是没来得及办手续……”

“没来得及？”他声音发颤，“你说离婚半年，让我心疼你，陪你熬夜，全是假的？”

那晚他才看清真相：苏曼不是柔弱单亲妈妈，而是因嫌弃婆婆农村出身，把丈夫赶出家门，却因财产分割迟迟不离婚；对他的“关照”，不过是寂寞时的消遣，利用他的老实填补空缺；就连馄饨、热汤，都是精心编织的陷阱。

更让他崩溃的是，几天后晓梅突然出现在公司前台。原来苏曼私下找过她，语气轻蔑：“李根生现在跟我在一起，你一个农村姑娘，别耽误他。”

晓梅红着眼眶问：“根生，彩礼我能跟爸妈商量少要，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李根生张着嘴，只剩满心愧疚和窝囊。

消息很快传到老家。家族群里，叔伯们臭骂他“忘本”“攀高枝丢尽脸”；村里流言四起，说他“被城里女人耍了”“当了小三还不知情”。爱面子的父母气得病倒，打电话时声音发抖：“赶紧滚回来，别在城里丢人！”

职场上，苏曼为自保，对外宣称是他“纠缠不清”，把他调离核心岗位，处处穿小鞋。同事们的眼神满是鄙夷，曾经的“关照”变成排挤，他成了孤家寡人。

最终，李根生辞了职，灰溜溜回了农村。晓梅断了联系，彩礼成了泡影；父母对他冷言冷语，家里气氛压抑得喘不过气；村里人的指指点点，让他连门都不敢出。

深夜，他坐在自家破旧的院子里，望着天上的星星，想起城里的日子——电梯里的温柔、暴雨夜的热汤、“干姐”的承诺，还有自己可笑的功利心，喉咙一阵发紧。他以为抓住了攀高的梯子，却不料是通往深渊的枷锁。

“城市套路深，我想回农村”，这句曾被他当作玩笑的话，如今成了刻在心底的悔恨。当欲望战胜道德，当功利遮住双眼，他终究输得一无所有，只剩满肚子的懊悔和对城市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