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系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势力最庞大的派系之一。民间有句话流传甚广："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这里的"陈家党"，指的就是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核心的CC系。

CC这个名称从何而来，至今没有定论。一说来自英文Central Club，译作"中央俱乐部"，1927年二陈等人就是靠这个松散组织把蒋介石重新推上权力巅峰；

一说就是陈果夫、陈立夫姓氏拼音首字母的组合，党内不少人私下都这么理解。二陈本人一直否认CC系的存在，但这个名号还是在党内叫开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被迫下野赴日。南京被桂系控制，国民党的摊子眼看要散。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等人不甘心，凑了三四十人组织了一个"中央俱乐部"，专门从事拥蒋复职的活动。几个月后蒋介石回国复职，这批人各奔东西，只剩陈果夫守在南京。他借中央组织部这个位子，把散落各地的人重新联络起来，一步步把手伸进全国党务系统。陈果夫做的是笨功夫，一张名单、一份档案，慢慢编织出一张覆盖全国的党务网络。

1929年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个标志性事件。大会代表总共四百多人，其中三百多都是蒋介石指派圈定的。这次会上，陈立夫被提拔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就此站到了国民党的权力中枢。此后数年，陈果夫掌中央组织部，陈立夫掌中央党部秘书处，后来又兼管调查科——这个调查科后来演化成了名震天下的"中统"。CC系就此成型，党内再无人敢忽视这股势力。

这个派系扩张得很快。党务是根本，但CC系的手很快伸向了其他领域。

司法方面，他们搞"党化司法"，办法官训练所，要求司法人员必须研读"党义"，考核不合格就踢出去。更厉害的是，他们甚至办了一个专门给中统特务用的司法训练班，毕业生派到各地当"战区检察官"，专门在清共区抓捕、审讯、处决共产党人。这套系统的效率极高，也极为残酷，是CC系手上沾血最重的活儿之一。

文教方面，1930年代陈立夫当了教育部长，在各大学安插训导员制度。这些训导员名义上是辅导学生思想，实际上就是监视进步教授和学生，搜集情报，向特务系统报告。哪个教室在传播"危险思想"，哪个学生私下读了禁书，CC系都一清二楚。

宣传方面，中央日报从总馆到地方分社，历任主编全是二陈的亲信。这份国民党机关报实际上成了CC系的喉舌，其他报纸想发什么、不想发什么，也要看CC系的脸色。

人事方面更不必说。蒋介石在侍从室特设第三处，由陈果夫出任主任，专管党政人事安排。哪个省的党部主任委员出缺，哪个县的书记长要换人，哪个部门需要安插自己人——这些位置全在陈果夫的掌握之中。CC系推荐的名单，蒋介石通常照单批准。

经济方面，抗战胜利后借着接收敌伪资产的时机，CC系四处伸手，吞下了大大小小七八十个单位。齐鲁企业低价拿下青岛啤酒厂，只是其中一个著名案例。说是接收清点，其实与空手套白狼无异。这些经济利益养肥了CC系，也让这个派系有了更持久的根基——人事可以换人管，但钱袋子在自己手里，就有回旋余地。

到1930年代中期，CC系的势力已经盘根错节，覆盖党务、司法、文教、宣传、人事、经济各个系统。党内有人把二陈比作"看不见的皇帝"，这话不算太夸张。没有他们点头，很多人事安排出不了中常委会；没有他们配合，很多政策在地方上根本推不动。

当然，树大招风。CC系的做大，也招来了其他派系的忌惮。

政学系是行政官僚出身的派系，核心人物是杨永泰。杨永泰是省长出身，擅长写报告、做规划，和CC系那套靠档案情报把持人事的路数完全不同。两边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靠山，明争暗斗持续了数年。政学系要推行政务，CC系掌握着人事档案和特务情报；CC系想插手行政，政学系又守着各个省府的位子不让。1936年，杨永泰在汉口遇刺身亡，政学系元气大伤。此事是否与CC系有关，至今有争议，有说法称是CC系通过暗杀手段除掉了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但也有人认为真凶另有其人。无论真相如何，CC系在这场漫长的派系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然而CC系真正面临的危机，不在大陆，而在台湾。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岛。CC系在大陆经营多年，在"立法院"系统仍有相当势力。而陈诚出身黄埔军校教官系统，后来又主持三青团的实际工作，与CC系本就不是一路人。败退台湾后，陈诚身兼台湾省主席和东南军政长官，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是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CC系的老套路——用党务控制人事，用人事卡住行政——在陈诚面前碰了钉子。

陈诚以"行政院"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授权代行某些职权。这本是行政系统的常规操作，却遭到CC系控制的"立法院"否决。理由是程序不合，权力来源存疑。"立法院"不买账，"行政院"的政令推行就卡住了。

陈诚大为光火。在一次"行政院"会议上，他拍着桌子大发雷霆，指责CC派从中作梗、故意掣肘，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据说陈诚当场甩下一句话："今后行政院长只好让陈立夫来担任。"说罢拂袖而去，当场提出辞职。

这不是简单的意气之争。CC系与陈诚的矛盾，本质上是两种权力逻辑的冲突：陈诚要的是令行禁止的行政效率，CC系要的是对人事和政策的最终控制权。两边谁也不肯让步。

陈诚事后向蒋介石告状，状纸里把CC派说得一无是处，建议将陈立夫、萧铮等CC派头领统统抓起来，送到火烧岛监禁。火烧岛就是绿岛，台湾最著名的政治犯监禁地。陈立夫见蒋介石明显偏向陈诚，便主动避居台中，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请求批准出国。

1950年，国民党在台湾的改造已经势在必行。CC系成为替罪羊，有其内在逻辑。蒋介石需要为失去大陆寻找一个说法，而最方便的解释就是把责任推给"党务系统的溃烂"。CC系掌管党务二十多年，首当其冲。

1950年7月26日，蒋介石宣布中央改造委员会名单。名单一出，舆论哗然：陈果夫只落得一个中央评议委员的虚衔，在党内已经说不上话；陈立夫则完全被排除在外，党务核心位置一个也没拿到。这意味着CC系在党内的核心地位被彻底剥夺。

据说蒋介石曾召见陈立夫，问他对国民党改造有什么想法。陈立夫的回答很干脆："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该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由我和果夫承担，所以我们兄弟不宜参加党的改造。"这番话等于主动认罪换平安，把大陆失败的锅揽到自己身上。蒋介石听完，沉默不语。那份沉默本身就是最明确的答案——好，那就由你们来背这个锅。

紧接着，蒋介石又免去陈果夫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将中央合作金库、中国农民银行等CC系掌控的经济机构一一裁撤。经济命脉被斩断，CC系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没有钱、没有枪、没有人事权，二十多年经营的派系，几纸公文就拆得七零八落。

1950年8月，蒋介石召见陈立夫，告诉他必须24小时内离台。整场谈话不到十分钟。没有解释，没有告别，只有命令。陈立夫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他是被"礼送出境"的，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就是驱逐。事后宋美龄赶来送行，送了他一本《圣经》。陈立夫指了指墙上蒋介石的肖像，说了一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夫人，那活着的上帝都已经不信任我了，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陈果夫此后不久病重，1951年病逝于台北。蒋介石没有允许陈立夫回台奔丧。兄弟二人，从此阴阳两隔。生前，陈果夫是CC系在台湾的最后一点象征；他死后，CC系在台湾的痕迹也被迅速抹去。

1965年3月，陈诚病逝。此后蒋介石开始考虑让陈立夫回来。1966年蒋介石过寿，陈立夫回台祝寿，两人见了面，据说蒋介石对他说了句"委屈你了"。但直到1969年，陈立夫才正式带家人回台湾定居。此时距离他被驱逐已经十九年，距离陈果夫病逝也已经十八年。二陈时代早已过去，陈立夫回来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回台后他深居简出，不再过问政治，只做些文化研究和中医推广的工作，在中国医药学院担任董事，推动中西医结合，还主持孔孟学会的事务。。

2001年2月8日，陈立夫在台中病逝，享年一百零一岁。他比蒋介石多活了二十六年，比蒋经国多活了十三年，比那个曾经把他赶出台湾的旧时代多活了很久。CC系的故事，连同那个时代的一切恩怨是非，都已经沉入历史的深处，只留下"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样一句话，被后人反复提起，又很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