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之死：不是冤屈，是愚忠执念写就的必然结局！

谈及宋江之死，许多人会惋惜他被奸臣陷害、遭皇帝猜忌，叹一句“冤”。可细究《水浒传》的情节与宋江的性格逻辑便会发现，他的死从不是意外的悲剧，而是自己用“忠义”执念亲手铺就的必然之路，毫无“冤”可言。

宋江的死，源于他对“忠君”近乎偏执的信奉，这份执念让他连求生的机会都主动放弃。当奸臣以“安抚”为名，让宋徽宗赐下御酒时，反常的信号早已浮现：非庆功非祝寿，平白无故的赏赐本就可疑；天使拒绝共饮御酒，事后却在馆驿饮酒的破绽，更该让人心生警惕。

要知道，古代君臣赏赐御酒，使臣为表清白或显诚意，常会陪饮或先尝，可这位天使却以“自来不会饮酒”推脱，转头便在驿馆畅饮——如此明显的矛盾，宋江不可能没察觉。但他偏不深究，只因“君赐之酒”四个字压过了所有疑虑。在他眼里，拒绝御酒是“抗旨”，让使臣先尝是“疑君”，追查真相更是“谋逆”，这些行为都会毁掉梁山兄弟们用性命换来的“招安正名”，会让他毕生追求的“忠义”牌坊轰然倒塌。比起性命，他更怕的是“不忠”的骂名，这份本末倒置的执念，让他亲手端起了毒酒。

更值得深思的是，宋江并非看不清朝廷的腐朽，却仍要飞蛾扑火般往深渊里跳。他曾活捉高俅却礼送回京，曾目睹奸臣把持朝政、陷害忠良，更该明白梁山众人在朝廷眼中始终是“招安的草寇”，是可利用也可随时丢弃的棋子。卢俊义“坠水而死”的谎言漏洞百出——一个能征善战的武将，怎会轻易在淮河落水身亡？可宋徽宗对此毫不在意，既不派人核查，也不追究疑点，只在奸臣的花言巧语中“沉吟良久”，最终还是放任毒酒送往楚州。

宋江不会不懂，皇帝的“犹豫”从不是出于怜悯，只是怕落“杀功臣”的恶名；奸臣的算计也不是偶然，而是朝廷对“草寇出身”者的必然打压。但他偏要自欺欺人，把皇帝的冷漠当“君恩难测”，把奸臣的谋害当“命数使然”，甚至在中毒后，还将这份执念强加给兄弟。他骗李逵喝下毒酒，理由是“怕你造反坏了忠义之名”；他托梦给吴用、花荣，让本可安稳度日的二人在墓前自缢——在他的“忠义”体系里，兄弟们的性命、家庭都成了点缀自己“忠君”形象的工具，所有人都要陪他完成这场悲壮又可笑的“献祭”。

有人说，若宋江当时争取一下，或许能活。比如暂时搁置御酒，上奏说明疑虑，或借故拖延，观察朝廷动向。可这不过是旁观者的一厢情愿。以他的性格，“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刻在骨子里的信条，即便宋徽宗并非一心要他死，他也不会去“争取”。他一生都在为“洗去贼寇身份”而活：上梁山后力主招安，为的是让兄弟们“堂堂正正做朝廷官员”；征方腊时损兵折将也不回头，为的是向朝廷证明“梁山的忠心”；哪怕临死前，他最在意的仍是“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对他而言，活着却背负“不忠”的骂名，比死更可怕。他的死，就像一场早已写好剧本的戏，奸臣是推手，皇帝是观众，而他自己，是那个最投入的演员，主动走向舞台中央的断头台，还拉着一群兄弟陪葬。

宋江之死，从来不是“冤”，而是愚忠执念的必然结局。他用自己的性命，印证了封建时代“忠义”理想的虚妄——当朝廷腐朽、君心凉薄时，所谓的“忠”，不过是捆住自己的枷锁，所谓的“义”，也成了绑架兄弟的利刃。他到死都没明白，真正的忠义，该是护兄弟周全、守初心本色，而非为一个昏君、一个腐朽的朝廷，赌上所有人的性命。这样的结局，与其说是被害，不如说是他为自己的执念，选择的最终归宿，可悲，却绝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