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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之差,莎拉顺利通关,防长支持率低至1%,老办法早已不好用了

菲律宾政坛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掌握权力的人,不一定掌握民心;天天出现在新闻里的人,也未必有人愿意给他投票。2026年10月,这种反差越来越明显。

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不断炒作南海问题,可最新总统候选人意向调查中,他只拿到1%的支持率。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身陷弹劾风波,支持率却达到50%。

一个忙着展示强硬,一个忙着应付官司,选民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更值得琢磨的是,莎拉不仅保住了民调优势,还在弹劾程序中连续度过关键关口。

原本四项指控同时推进,如今撤掉三项,只剩资产申报相关争议。马科斯阵营本想通过法律程序限制这个最有竞争力的对手,结果事情越来越复杂。

我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家族斗争,而是菲律宾政治正在暴露一个老问题:掌握行政资源,可以给对手制造麻烦,却不代表能够改变民众的选择。过去靠政治联盟、司法压力和对外强硬姿态争取主动的办法,如今越来越难取得预期效果。

先看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9月7日,菲律宾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被执行逮捕令。

他是总统马科斯的表弟,涉嫌卷入防洪工程资金腐败案件,涉及金额74.4亿比索。菲律宾曾有大量防洪项目遭到质疑,部分工程被指没有实际建成,或者施工质量存在严重问题。

2025年,相关丑闻还引发了大规模民众抗议。新华网这件事为什么重要?

因为它戳中了菲律宾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一个长期遭受台风侵袭的国家,花钱修建防洪工程,本来就是为了减少人员和财产损失。

如果财政投入巨大,灾害来临时设施却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民众自然会追究责任。国防部长可以在国际会议上发表强硬讲话,议员可以在国会争论国家安全,但普通家庭首先要面对的,还是收入、物价和公共服务。

政治人物能不能让生活好起来,比他在外交场合说了多少漂亮话更加重要。这恰恰是特奥多罗面临的难题。

10月12日公布的菲律宾亚洲脉搏民调,调查时间为9月17日至24日,受访者共2400人。

如果按照调查中的候选人名单进行2028年总统选举模拟,莎拉获得50%的支持,前副总统罗布雷多获得26%,参议员拉菲·图尔福获得12%,特奥多罗则只有1%。

50%对1%,差距不是一点半点。10月21日,特奥多罗再次谈到自己的政治前途。

他没有彻底排除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的可能,但强调目前还有更紧迫的工作需要处理。这样的回答给自己保留了余地,也说明他尚未正式展开总统竞选。

不过,政治愿望和选举实力是两回事。特奥多罗并非政坛新人。

他参加过2010年总统选举,2022年又竞选参议员,两次都没能达到目标。如今担任国防部长,拥有更多公众曝光机会,却仍然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全国性支持基础。

在我看来,他真正的问题不是声音不够响,而是政治路线太依赖安全议题。菲律宾当然有自己的安全政策和外交诉求,但总统选举考验的是全面治理能力。

老百姓需要知道,一个候选人打算怎样改善就业、农业、教育和基础设施,而不是只听他反复强调外部威胁。强硬言论可以争取特定群体的认同,却很难代替完整的发展方案。

再看莎拉,她面临的压力其实更大。9月23日,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以13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改变了此前关于定罪票数的解释。

原先按照24名参议员计算,需要16票才能定罪。新规则则根据最终有资格参与审判的参议员人数确定门槛,如果能够参与的只有20人,就需要14票。

13票赞成调整规则,与14票的定罪门槛之间,数字上仅差一票。当然,这属于两个不同的投票环节,不能直接当成莎拉已经通过最终审判。

真正重要的是,她在这轮复杂的程序争议中保住了继续参与政治竞争的机会。

紧接着,10月13日,检方主动减少了针对莎拉的弹劾指控。原本涉及机密资金使用、涉嫌威胁、贿赂以及资产问题的四项指控,最终只保留有关不明财富和资产申报的一项。

参议院弹劾法庭接受撤诉安排,后续审理计划于11月继续。新华网这对莎拉来说,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进展。

不过,撤诉不等于法院认定她没有责任。检方强调,集中处理财产问题是为了提高审理效率,并认为保留下来的指控仍有足够分量。

莎拉方面则坚持认为,多项指控被撤回说明原有证据存在问题。双方的法律争论还没有结束,但在政治层面,案件的重点已经发生变化。

过去四项指控同时存在,莎拉需要在多个方向应付质疑。如今只剩一项,她的法律风险更加集中,政治活动也获得了更多空间。

我认为,这正是菲律宾传统政治操作容易遇到的难题。使用司法程序处理政治人物的违法嫌疑,本身有必要,也必须依法进行。

但是,如果执政阵营希望通过司法压力直接解决选举竞争,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政治调查需要经得起证据检验,选举竞争则要争取民众认同。

这两套逻辑不能混为一谈。假设莎拉最终失去参选资格,她背后的支持者也不会自动改投马科斯阵营。

那些因为经济治理、腐败问题或地方利益而不满政府的人,仍然需要一个能够代表自身诉求的政治人物。换句话讲,限制一个对手的参选资格,不等于解决了自己缺少支持者的问题。

菲律宾2022年总统选举就是很好的例子。当时马科斯与莎拉组成竞选搭档,依靠双方家族的政治资源赢得选举。

两大家族合作时能够迅速扩大支持基础,关系破裂后,又各自争取原先共同拥有的选民。这样的联盟,从建立之初就带有很强的利益色彩。

一旦权力分配出现分歧,昔日盟友就可能变成最大的竞争对手。菲律宾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但此次冲突有一个特殊之处:副总统在政治压力持续增加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相当强的群众基础。

10月15日公布的另一组民调数据,也很值得注意。莎拉的工作认可度为54%,信任度为55%;马科斯的工作认可度为30%,信任度为29%。

这组数字与总统候选人支持率不是同一指标,但都说明莎拉拥有明显的民意优势。

这就意味着,马科斯阵营面临的麻烦不只是莎拉本人。更深一层的困难在于,执政集团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延续自身政治路线、又具备足够吸引力的人选。

马科斯受到菲律宾总统任期制度约束,2028年不能直接寻求连任。继任安排越接近现实,内部政治力量就越会重新计算利益。

如果始终拿不出具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即使通过各种程序限制莎拉,也不一定能够赢得下一次选举。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重视:菲律宾政客不断炒作对华议题,到底能换来多少政治收益?

10月16日,中国国防部就特奥多罗近期涉华言论作出回应,批评菲律宾个别政客利用反华姿态谋取政治利益,指出有关行为损害菲律宾民众福祉,也给中菲关系和地区安全带来破坏。新华网

中方的态度十分明确。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容侵犯,南海问题也不应该成为个别政治人物争夺权力的工具。

我认为,特奥多罗这类政治人物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外交场合的关注度当成国内选举的支持度。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他今天在南海问题上发表强硬讲话,明天就能成为新闻焦点。但当选民真正走进投票站时,还会考虑自身收入、社会治安、公共工程和政府信誉。

一个国防部长可以凭借强硬立场获得部分政治关注,却不能因此证明自己具备领导整个国家的能力。尤其是菲律宾经济与周边市场联系密切,外交政策更不可能只考虑政治人物的个人得失。

今年10月2日,菲律宾贸易和工业部长克里斯蒂娜·罗克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明确谈到中国市场对菲律宾的重要性,并希望进一步利用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带来的发展机会。她还看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对产业链合作的推动作用。

新华网注意,这可是菲律宾政府负责经贸事务的重要官员。国防部门不断强调安全竞争,贸易部门却在考虑怎样扩大与中国的商业合作。

这不是菲律宾独有的情况,而是许多国家面对地缘竞争时都会碰到的现实选择。安全问题必须认真对待,经济发展同样不能放弃。

中国是菲律宾重要的商品供应来源。2026年5月,菲律宾从中国进口商品约42.3亿美元,占当月进口总额的31.7%。

大量商品、原材料和零部件经过贸易渠道进入菲律宾市场,最终与当地企业生产和家庭消费联系在一起。

这就决定了,菲律宾政客可以在讲话中不断提高调门,真正制定经济政策时,却不得不考虑贸易成本。双方一旦发生严重经贸摩擦,企业需要重新安排供应链,消费者可能面对价格压力,政府也要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风险。

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最终目的,应该是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而不是服务于某个人的政治前途。当然,菲律宾内部不同政治力量的对华态度不会完全一致。

即使未来莎拉赢得总统选举,中菲之间的海洋分歧也不会自动消失。国家利益、军事合作以及国内政治力量的制约,都可能使菲律宾继续维持复杂的外交政策。

但是,处理分歧可以谈判,可以建立沟通机制,也可以在坚持各自立场的同时扩大经贸合作。把国家安全问题变成竞选宣传工具,只会增加误判风险。

从中国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坚持原则,不被菲律宾内部政治斗争牵着走。对于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为,必须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对于愿意发展正常经贸关系、维护地区稳定的力量,也没有必要关上合作的大门。

菲律宾毕竟是中国的邻国,两国之间存在长期而广泛的经济联系。无论未来谁担任菲律宾总统,都不可能改变这一基本地理和经济条件。

再回到莎拉与特奥多罗的民调差距。我认为,50%和1%之间最大的区别,不是谁更加擅长政治表演,而是谁拥有更稳定的选民基础。

莎拉背后有杜特尔特家族积累的地方政治资源,特别是在棉兰老岛具有深厚基础。特奥多罗虽然担任重要政府职务,却仍然缺少同等规模的基层政治支持。

职位能够带来权力,权力能够带来曝光,但曝光不一定能够转化为选票。马科斯阵营如果看不清这一点,接下来恐怕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对手出错,自己就很难真正建立优势。因为选民最终不仅要判断谁不值得支持,还要判断谁有能力治理国家。

莎拉眼下只是暂时守住了关键政治空间,距离2028年总统选举仍有相当长的时间,法律审理和政治竞争都存在变数。但她持续领先的民调,已经给菲律宾其他政治人物提出了一个严肃问题。

如果连自身的经济治理成绩都无法让民众满意,凭什么指望他们仅仅因为对外强硬,就改变投票选择?过去菲律宾政治精英习惯依赖家族结盟、职位分配和政治攻防。

现在这些办法依然存在,却越来越难单独决定结果。特奥多罗的1%,是对依靠外交姿态积累选举资本的一次提醒。

莎拉暂时度过法律程序中的关键关口,则说明政治竞争不能只靠不断给对手施压。未来真正决定菲律宾政治走向的,仍然是经济、民生、公共治理和选民对政治人物的实际判断。

到了2028年,无论谁最终胜出,都必须面对同样的现实:一个国家不能靠制造外部矛盾解决内部问题,也不能靠长期的家族争斗代替经济建设。能够赢得一时关注的人很多,能够让民众生活真正改善的人却不容易出现。

菲律宾政坛最该改变的,恐怕不是竞选口号,而是那些已经被反复证明难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政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