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孟子》的时候，一开始小君是有疑问的。

了解过《史记》中所记载的孟子的行程，孟子是先到齐国未受齐威王重视后到了宋国提出了轻赋税的主张，而后到了滕国提出“民有恒常”和“井田制”之后才到了魏国见魏惠王，也就是《孟子》中的梁惠王。

既然如此，《孟子》为何不依时间顺序来记录孟子的行程，却将孟子见魏惠王放在全书的最开始呢？难道是因为梁惠王比齐威王牛么？显然不是。在通读《孟子》之后，我才了解，之所以将与魏惠王的对话放在最开始，是因为义利之辩论是孟子学说的核心要点之一。

彼时，魏国的处境相当困难。先是与齐国的大战败北，失去了大将庞涓。之后又败给了秦国丢了河西之地，魏惠王的弟弟公子卯都被人抓去当人质了。这还没完，南边的楚国又趁虚而入，掠走八邑。魏国再这么输下去估摸着老本都要赔光了。

所以在此国家艰难的情况下，魏惠王初见孟子时最想听到的就是有利于保全国家，挽救局面的利好方案。而这就是魏惠王所在意的“利”。因此，魏惠王见孟子开口便直接了当的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足见魏惠王之急切。但是，孟子开口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这，谈不拢，根本谈不拢嘛。

我们知道，在孟子之前“义”与“利”的关系似乎就是对立的。孔子便曾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实这句话后人也有所误解，我们之后再聊。不过从小君之前关于“义”的文章，我们便知道“义”本就带有奉献与自我牺牲的意义，而“利”则是为自身谋求利益的意思。奉献与利益，如何看都是背道而驰的概念。

若这般看来，孟子若真以“义”来应对魏惠王之“利”，还真是相当迂腐啊。

但孟子虽说游历各国并不太待见，且有着自己坚守的价值观，但也绝非是个不通人情世故迂腐之人。因此，孟子在与魏惠王的对话中，并没有将“义”与“利”完全对立。而是扩大的利的价值和内涵，对比了小利与大利的效用罢了。

对于孟子来说，但追求眼前的富国强兵不过是小利，但若能从任意着手，才是根本上的大利。只可惜，对于当时的魏惠王来说，孟子所描绘的美好前景太过遥远，完全解不了他当下的燃眉之急，因此这场小利与大利之争必然是没有结果的。

更可惜的是后世的儒者们却以“义”与“利”的对立来解读孟子与魏惠王的这段对话。既显得魏惠王的“利”狭隘浅薄，也使得孟子的“义”显得迂腐不合时宜。

事实上，“义”与“利”并不矛盾，也没有绝对的壁垒，对此古人也早有阐述。不过今天由于篇幅原因，我们下回继续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