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郎中进山寨给土匪治病，见牢里关着美妇，心里有了主意
民国十七年，深秋。
河南伏牛山南麓，连绵的山峦被一层灰蒙蒙的雾气罩着，太阳像一枚发白的铜钱，有气无力地挂在天上，照不暖这片兵荒马乱的土地。
赵长庚背着药囊走在山道上。药囊是粗帆布缝的，两层，外头缝了七八十个荷包，每个荷包里装着半斤上下的常用药材，黄芪、当归、柴胡、甘草、白术……加上针灸用的银针筒、火罐筒，总有三四十斤重。他手里拄着一根枣木棍，棍头包了铁皮，既是赶路的支撑，也是防身的家伙。枣木棍的根部，挂着一枚虎撑——黄铜打造的中空圆环，内藏几颗铜珠，走路时轻轻晃荡，发出沉闷而悠远的铃声。
赵长庚今年四十二岁，南阳府城人，在城南关开着一间不大的医寓，门楣上挂着一块黑漆匾额，上书“济安医寓”四个字。他父亲赵老郎中在世时，是南阳城里有名的中医，伤寒温病、跌打损伤，没有治不了的。赵长庚从小跟着父亲认药、背方、临症，二十岁那年考取了行医执照，正式挂牌问诊。他不像城里有些大夫那样摆架子，穷人来看病，诊金随意，实在拿不出钱的，药照抓，从不催讨。时间长了，城里人都叫他“赵善人”。
可赵长庚今天不在南阳城里。
他是昨天下午被人请来的。
来人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后生，瘦得像根竹竿，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短褂，裤腿挽到膝盖上面，脚上蹬着一双草鞋。他找到济安医寓的时候，赵长庚正给一个老妇人号脉。后生站在门口，也不敢进来，等赵长庚忙完了，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自家少爷得了急病，请赵先生救命。赵长庚问他家住哪里，后生支支吾吾，只说在山里头，路不远，走得快两个时辰就到。赵长庚看了看后生的神色，心里犯疑，但医者父母心，犹豫了一下，还是背上了药囊，跟着出了城。
出了城南门，过了白河，后生领着他一路往西走。起初还是官道，走着走着就拐进了小路，再走着就成了山路。赵长庚心里越来越沉。等到天擦黑的时候，后生把他领进了一片密林，林子里有三四个人接应，个个腰里别着短刀，脸上蒙着黑布。赵长庚当时就明白了，这是上了土匪的道了。
他没有跑，也没有喊。跑了没用，喊了更没用。他只是把药囊往肩上紧了紧，说了句：“带路吧。”
就这样，赵长庚在山里走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他被人蒙上眼睛，又走了小半个时辰，等黑布摘下来，眼前已经是一座山寨的寨门了。
寨门是用整根的原木钉成的，足有两丈多高，门楣上挂着一块木匾，刻着“虎啸寨”三个大字，字写得歪歪扭扭，笔画粗野，像是用刀尖划出来的。寨墙是用石头和黄土夯筑的，墙头上插满了削尖的竹签，几个端着长枪的匪兵在墙垛后面晃来晃去，见了赵长庚，有人吹了一声口哨。
赵长庚被领进了寨子。
山寨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正中间是一个开阔的院子，院子里支着几口大锅，伙房的人正在做早饭，灶火映着那些匪兵的脸，有的年轻，有的胡子拉碴，有的看起来还不到二十岁，脸上却带着一种麻木的凶相。院子北边是几排石砌的房子，房顶铺着茅草，屋檐下挂着干辣椒、玉米棒子和几条腌肉。院子的东南角有一个单独的小院子，院墙很高，墙头上拉着铁丝网，铁丝网上挂着几个铁铃铛——那是牢房。
赵长庚的目光在那个小院子上停了一瞬，然后就被人推进了正堂。
正堂里光线昏暗，只有一盏油灯点着。灯下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身材魁梧，方脸阔额，右眼上有一道陈旧的刀疤，从左眉骨一直拉到颧骨下面，把那只眼睛扯得微微歪斜。他穿一件黑绸对襟褂子，腰间系着一条巴掌宽的牛皮腰带，上面别着一把匣子炮。这人就是虎啸寨的大当家，姓周，江湖上叫他“周瞎子”——右眼虽然还在，但据说那只眼已经看不见了。
周瞎子面前摆着一碗酒，一碗肉，筷子搁在碗沿上，没动过。他身后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尖嘴猴腮的中年人，手里捧着一本册子，那是账架；另一个是个光头大汉，膀大腰圆，腰里别着两把匣子炮，那是炮头，姓马，匪兵们都叫他马炮头。
“赵先生，”周瞎子开口了，声音低沉，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委屈你了。实话说，我们寨子里有三十几个弟兄生了病，镇上药铺的大夫请了两个，治了半个月，不但没治好，反倒死了三个人。我派人打听，说南阳城的赵善人医术好，这才用了这法子请你来。”
赵长庚把手里的枣木棍靠在桌边，解下药囊放在脚跟前，抬眼看了看周瞎子。
“治病可以，”他说，“我有两个条件。”
周瞎子眯了眯那只还能看见的左眼：“你说。”
“第一，我看病的时候，你们的人不许在旁边指手画脚，我说怎么治就怎么治。第二，”赵长庚顿了一下，“我要先看看病人，也看看你们寨子里的水井和伙房。”
周瞎子听了，咧开嘴笑了一声，露出一口焦黄的牙：“赵先生，你倒是爽快。成，依你。”
赵长庚背上药囊，跟着周瞎子出了正堂。
先去了伙房。伙房是一间大石屋，灶台是用土坯垒的，上面架着三口大铁锅，锅里煮着稠糊糊的玉米面粥，旁边一屉窝窝头刚刚出锅，冒着热气。灶台旁边有一口大水缸，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膜。赵长庚蹲下来，凑近水缸闻了闻，又伸手到缸底捞了一把，指缝里夹出来几粒黑色的东西，是老鼠屎。他皱了皱眉，没说话。
又去了水井。水井在院子西边，井口用青石条围了一圈，井壁长满了青苔。赵长庚让人打了一桶水上来，舀了一瓢，对着油灯看了看，水是浑浊的，底下沉着一层细沙和草屑。他又尝了一口，微微发涩。
“这井是什么时候挖的？”他问。
周瞎子说：“去年秋里挖的，原来的井在山下沟里，今年开春塌了，就在寨子里重新挖了一口。”
赵长庚点了点头，心里已经有了几分底。
然后他去了病人住的地方。那是三间石屋，门一推开，一股潮热的浊气扑面而来，混着汗臭、药味和一种若有若无的腥甜气息。屋里并排铺着二十几张草席，每张席子上躺着一个病人，有的盖着破棉被，有的什么也没盖，蜷缩着身子，嘴唇发白，额上冒着虚汗。赵长庚走近一个年轻匪兵，伸手搭上他的脉，指下的脉象细而数，像是水面上漂着一层浮油。他又翻看那人的眼皮，眼白泛黄，舌苔厚腻，舌质偏红。
“发热发冷，头痛恶心，有没有？”赵长庚问那年轻匪兵。
年轻匪兵点点头，声音虚弱：“每天下午就开始烧，烧到半夜，出一身冷汗，早上起来又冷得打摆子。”
赵长庚又看了几个病人，症状大同小异。他站起身，对周瞎子说：“是疟疾。”
周瞎子一愣：“疟疾？我们这山里，怎么会有疟疾？”
赵长庚没有立刻回答。他在屋里转了一圈，看了看窗户——窗户很小，糊着纸，几乎不透气；又看了看地上的草席，席子底下的地面是湿的，墙角长了一层青苔，显然是常年不见阳光。然后他走到屋外，看了看石屋背后的地势——石屋背靠着一面陡坡，坡上的水流下来，顺着墙根渗进了屋里。
“你们这寨子建在半山腰，背阴，湿气重。水井挖得太浅，水不干净，伙房的缸里进了老鼠。再加上弟兄们住得挤，屋子不通风，白天出汗晚上受凉，瘴气一蒸，人就要打摆子。”赵长庚说得很慢，像是在给周瞎子讲道理，“这病不是一天两天得的，治起来也得十天半个月。”
周瞎子听了，脸色沉下来。死了三个人，病了三十几个，要是再拖下去，这寨子恐怕撑不住。他正要开口说些什么，忽然有人从寨门方向跑过来，是个放哨的小匪兵，气喘吁吁地喊了一声：“大当家，二当家回来了！”
周瞎子脸上微微一变，转头朝寨门看去。
赵长庚也跟着看过去。
寨门开了，七八个人骑马进来，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身形精瘦，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腰间没有别枪，手里却握着一根很长的旱烟杆。他下马的动作很轻巧，像是踩着棉花下来的，脸色白净，眉毛很浓，眼神却有些飘忽。他身后跟着几个匪兵，其中一个手里牵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绑着一个女人。
那女人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穿一身素白的绸衣，虽然衣服上沾了泥土和草屑，头发也有些散乱，但那张脸却掩不住一股清秀。她的双手被绳子捆在身前，绳结打得很紧，手腕上的皮肤已经磨出了红痕。她的嘴唇抿着，脸上没有哭，也没有喊，只是一双眼睛，乌沉沉的，像是在看着什么很远的地方，又像是什么也没看。
“二哥，回来了。”周瞎子迎上去，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客气。
那蓝衫男人——二当家，姓孙，绰号“孙算盘”——把旱烟杆在掌心里敲了敲，笑着说：“大哥，这趟出去，摸了个好窑。城北刘家洼的刘老财，家里有的是钱，他闺女，我顺便请上山来住几天。”
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女人，语气轻描淡写，像是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周瞎子皱了皱眉，但没有说什么。山寨里的规矩，二当家管着绑票的事，绑了“花票”回来，那是他的本分。只是周瞎子心里隐隐觉得不妥——花票在山上过夜，那是要出事的。可眼下弟兄们病的病，死的死，寨子里人心惶惶，他也不好在这件事上跟孙算盘翻脸。
赵长庚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那个被绑着的女人。女人的目光恰好扫过来，和他的眼神碰了一下。那双眼睛里没有哀求，也没有恐惧，只是很深很深地看着他，像是要把他的脸记住。
赵长庚心里动了一下。
他收回目光，转头对周瞎子说：“大当家，我先给弟兄们开方子，今天就煎药。不过有一件事，我得先说清楚。”
“什么？”
“这疟疾，”赵长庚指了指那三间石屋，“光靠吃药不够。房子要腾出来一间，把窗户开大，让太阳晒进来。地上铺一层干石灰，吸潮。伙房的水缸要清，不能再用井里的生水，喝的水必须烧开。还有，病人的席子底下，明天出太阳的时候，全部搬到院子里晒。”
周瞎子一一应了。
赵长庚打开药囊，从荷包里抓出柴胡、黄芩、常山、草果、槟榔，又取出一小包青蒿，让人拿去煎。他一边配药一边吩咐伙房的人，把灶台旁边的水缸刷干净，烧一锅开水，放凉了再喝。伙房的厨子是个五十多岁的矮胖男人，姓吴，原先是山下村子的农户，被土匪抓上山来做饭的，听了赵长庚的话，连连点头，眼里竟然有几分感激，像是终于有人替他说了一句该说的话。
忙到中午，药煎好了。赵长庚亲自端着药碗，一个一个地喂病人。那个年轻匪兵喝药的时候呛了一口，赵长庚拍了拍他的背，说：“慢慢喝，急不得。”
年轻匪兵抬起头，看着赵长庚，忽然低声说了一句：“赵先生，你……你走吧。这寨子里，待久了不好。”
赵长庚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没有回答，只是把碗里剩下的药喂完。
下午，赵长庚又去看了那个被关在牢里的女人。
牢房就在寨子东南角的小院子里。院门锁着一把大铁锁，门口站着一个匪兵，见了赵长庚，伸手拦住：“赵先生，这里不能进。”
赵长庚说：“大当家让我来看看病人的住处，这院子里潮气重，怕是有瘟气。”
匪兵犹豫了一下，看了看赵长庚身上背着的药囊，又看了看远处正堂的方向，到底还是开了锁。
赵长庚走进院子，看见那女人坐在一间石屋的角落里，双手还被绑着，面前放着一碗没动过的饭，窝窝头已经凉了，菜汤上面凝了一层油皮。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看见是赵长庚，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
赵长庚走到她面前，蹲下来，伸手把她的手腕翻过来看了看。绳子勒得太紧，皮肉已经发紫了。他从药囊里摸出一小瓶药膏，那是他自己用黄蜡和当归熬的，治外伤用的。他解开绳子，把药膏抹在手腕上，动作很轻。
女人没有缩手，只是看着他。
“你叫什么？”赵长庚问。
女人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沈玉贞。”
声音很轻，但很稳。
“刘家洼的？”
“嗯。”
赵长庚把药膏收好，重新把绳子松松地系上——不系不行，门口有人看着。他站起来，低声说了一句：“别怕。能走的时候，就走。”
沈玉贞抬起头，那双乌沉沉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点别的东西。她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赵长庚已经转身出去了。
那天晚上，赵长庚住在山寨后院的一间小屋里。屋子不大，一张木板床，一床薄被，窗户纸上映着外面哨兵来来回回的影子。他没有睡，坐在床沿上，把药囊里的东西一件一件翻出来看。银针筒，火罐，几包丸药，一叠写了方子的纸——都是白天看病时记下的。他把那些纸翻来覆去地看，脑子里想的却不是药方。
他想起沈玉贞被绑着的手腕，想起孙算盘把她带进寨门时那种满不在乎的语气，想起周瞎子皱了皱眉却没有拦。他又想起那个年轻匪兵说的那句“你走吧，待久了不好”。
赵长庚心里有了一个主意。
这个主意不是今天才有的。他在牢房门口看见沈玉贞的第一眼时，那个念头就已经像一颗种子，埋进了土里。他只是在等它发芽。
第二天一早，赵长庚照常去给病人看病。但他没有直接去石屋，而是先去了伙房。伙房的吴厨子正在烧水，见了他，把灶台边的一张小凳子让出来。赵长庚坐下来，从药囊里抓了一把黄连和黄芩，递给吴厨子，说：“这药你替我熬一锅浓的，给病人喝，剩下的人也可以喝一点，防着传染。”
吴厨子接过药，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说：“赵先生，你是不是想走？”
赵长庚看着他：“怎么说？”
吴厨子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光映着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我在这寨子里待了一年多了，大当家还好说话，二当家……”他摇了摇头，“二当家心狠。你治好了弟兄们的病，大当家兴许会放你走。可要是治不好，或者出了什么岔子，你就难说了。”
赵长庚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个关在牢里的女人，是什么来头？”
吴厨子四下看了一眼，声音更低了：“刘老财的闺女。二当家绑她上来，明面上是要赎金，可刘老财那个人抠门得很，未必肯拿钱来赎。再说了，花票在山上过夜……”他没有说下去，只是叹了口气。
赵长庚点了点头。
他回到石屋，继续给病人看病。这天上午，他调整了方子，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草果和厚朴，又让人把石屋的窗户凿大了一扇，阳光照进来，屋里的浊气散了不少。几个症状轻的匪兵喝了药，精神明显好了一些。周瞎子来看了一趟，见弟兄们的脸色好转，脸上难得露出一点松快的神色。
到了下午，赵长庚找到周瞎子，说：“大当家，弟兄们的病有起色了，但还有一件事我得跟你说。”
周瞎子正蹲在院子里看几个匪兵擦枪，闻言抬起头：“什么事？”
“二当家带回来的那个女人，”赵长庚说得很慢，“我看了她的脉，她身上有热，怕是也染了病。这病传染起来厉害，要是她在牢里病重了，那院子一封闭，很容易起瘟气。到时候不光她一个人，整个寨子都可能跟着遭殃。”
周瞎子脸上的表情变了一下。
赵长庚接着说：“你要么把她挪出来，单独找个地方关着，要么让我每天去给她看一次脉。不然，她要是倒了，那院子里关过的东西、用过的东西，都得烧掉。”
周瞎子想了想，说：“挪出来不行，那是二当家绑的票，我做大哥的不好插手。你每天去看一趟吧，别让二当家知道就行。”
赵长庚点头。
从那天起，赵长庚每天下午去牢房给沈玉贞诊脉。他给她带了一小包青蒿，让她每天泡水喝，又给她把牢房的地上撒了一层石灰。沈玉贞的话不多，每次都是赵长庚问什么，她答什么。但赵长庚注意到，她的眼睛始终是清醒的——她在观察，在听，在记住每一个细节。
有一天下午，赵长庚给她送药的时候，沈玉贞忽然低声说：“赵先生，二当家不是个善人。你给他的人治病，他未必领你的情。”
赵长庚把药碗放在她面前，说：“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赵长庚看着她。夕阳从牢房的小窗户里照进来，落在她半边脸上，把她的眼睛映得格外明亮。
“我走不了，”赵长庚说，“但我能带你走。”
沈玉贞的眼睛动了一下。
赵长庚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出去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寨子里的病人陆续好转，那些原来躺在草席上起不来的匪兵，开始能下地走路了。伙房的吴厨子把水缸刷得干干净净，每天烧两锅开水，匪兵们喝了几天，肚子不疼的也有了不少。周瞎子的脸色一天比一天缓和，偶尔还会在院子里跟几个老弟兄喝一碗酒，话也多了起来。
但孙算盘那边，却出了事。
孙算盘绑沈玉贞上山，本意是敲刘老财一笔。他派人给刘家洼送了信，开价五百块大洋，刘老财是个出了名的铁公鸡，回话说家里拿不出这么多，最多给五十块。孙算盘气得把信撕了，骂了一通，扬言要“撕票”。这事在寨子里传开了，几个匪兵私下议论，说二当家这是要坏了规矩——花票撕了，以后谁还肯赎人？
更让周瞎子不安的是，孙算盘最近老往牢房那边跑。赵长庚每天下午去诊脉的时候，有两次远远看见孙算盘站在牢房院子的门口，手里握着那根旱烟杆，也不说话，只是站在那里看。有一次，赵长庚诊完脉出来，正好撞上孙算盘，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孙算盘笑了笑，说：“赵先生，这女人好看吧？”
赵长庚没接话，只是从他身边走过去。
孙算盘在他背后说了一句：“赵先生，管好你自己。”
赵长庚的脚步没有停。
第九天夜里，赵长庚没有睡。他坐在小屋的床沿上，把药囊里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遍。银针筒，火罐，剩下的药材分成两份，一份留在药囊里，一份用油纸包好，塞在怀里。他又从床底下摸出一根细麻绳，那是他白天从伙房的柴堆里抽出来的，搓得很结实。他把麻绳缠在腰上，外面用褂子盖住。
然后他从药囊的夹层里取出一张纸。纸上是他白天趁人不注意时写好的，字很少，只有几行：井水不洁，伙房鼠患，屋湿背阴，瘴气内生。病人已愈大半，再服三剂可安。另附一方，治妇人外感发热，青蒿、地骨皮、知母、甘草，水煎服。
他把这张纸折好，放在床头。这是留给周瞎子的。万一他走不脱，周瞎子看到这张纸，至少知道该怎么治剩下的病人。
三更天的时候，寨子里的灯全灭了，只剩下寨墙上的哨位还亮着两盏马灯。赵长庚出了小屋，没有走正路，而是沿着伙房后面的那条窄巷子，摸到了牢房院子的后墙。后墙不高，上面嵌着碎瓷片防人翻越，但墙根处长着一棵老柿子树，枝丫伸过了墙头。赵长庚踩着树干爬上去，翻过墙，落在院子里的烂泥地上。
牢房的门上挂着一把锁，但锁是旧的，锁簧已经松了。赵长庚从怀里摸出一根银针，捅进锁眼里拨了两下，锁开了。他推门进去，沈玉贞已经醒了，坐在黑暗中，看见他，没有出声。
“跟我走。”赵长庚的声音压得很低。
沈玉贞站起来。她的手腕上还系着那根松绳，赵长庚三两下解开，扔在地上。两个人出了牢房，赵长庚拉着她的手，沿着来的路翻过墙头。院子外面的哨兵背对着他们，正靠在墙上打瞌睡，嘴里含着一根旱烟，火星一明一灭。
赵长庚带着沈玉贞沿着寨子后面那条排水沟往下走。沟里没有水，只有碎石和枯叶，踩上去沙沙响。走了大约半里路，沟到了尽头，前面是一片杂树林。赵长庚在树林里蹲下来，等了一会儿，确认没有人追上来，才拉着沈玉贞继续往前走。
他们走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已经翻过了两座山头。沈玉贞的脚上起了泡，走不动了，赵长庚把她背了一段路，后来实在背不动了，两个人就坐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后面歇脚。
沈玉贞靠在石头上，看着赵长庚。他的额头上有汗，鬓角的白发在晨光里很明显。她忽然说：“赵先生，你为什么要救我？”
赵长庚拧开水囊喝了一口水，递给她。
“我是个郎中，”他说，“看不了人受苦。”
沈玉贞接过水囊，喝了一口，低下头，没有再问。
他们走到第三天傍晚，终于看见了刘家洼的炊烟。沈玉贞站在村口的土坡上，看着自己家那座青砖瓦房的屋顶，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没有哭出声，只是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落，落在衣襟上，洇开一片水渍。
赵长庚站在她身后，没有劝。
过了一会儿，沈玉贞转过身，对着赵长庚深深地鞠了一躬。
“赵先生，大恩不言谢。我沈玉贞这辈子，记着你。”
赵长庚摆了摆手，背起药囊，转身往山外走。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说了一句：“回家吧。好好活着。”
沈玉贞站在村口，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暮色里，那个背药囊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一枚虎撑的铃声，远远地传过来，沉闷而悠远。
赵长庚回到南阳城的时候，已经是第七天。
济安医寓的门板被人砸坏了两块，药柜上的抽屉翻得乱七八糟——他不在的这些天，有人来找过麻烦。邻居说，十天前有一帮人来找过他，为首的尖嘴猴腮，拿着一根旱烟杆，问赵长庚去了哪里。邻居说不知道，那帮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赵长庚把门板重新钉好，把药柜收拾干净，又去城南的药材行进了些货，重新开了张。
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虎啸寨的事。
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天不亮起来，清扫铺面，把药囊里的药材翻晒一遍，然后坐堂问诊。来看病的人还是那些，穷人居多，诊金随意。赵长庚的话不多，但看病的时候总是很仔细，望闻问切，一样不落。
只是有时候，傍晚关了铺子，他会一个人坐在后院的石阶上，把那枚虎撑拿在手里，轻轻晃两下。铜珠撞击环壁的声音，在安静的院子里显得格外清晰。
他不知道虎啸寨后来怎么样了。周瞎子有没有看到那张纸？孙算盘有没有追来？那些匪兵吃了最后三剂药，有没有好利索？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自己救了一个人。
又过了半个月，一天傍晚，赵长庚正要关门的时候，来了一个年轻女人。她穿一件青布衣裳，头发挽得齐齐整整，脸上没什么脂粉，手里提着一个篮子，篮子上盖着一块蓝布。
赵长庚抬头看了她一眼，愣住了。
是沈玉贞。
她走进门来，把篮子放在柜台上，掀开蓝布，里面是一篮鸡蛋，一包红枣，还有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红绸。
“赵先生，”沈玉贞说，“我爹让我来的。他说，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这点东西，你收下。”
赵长庚看着那篮东西，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爹有心了。东西收下，红绸你拿回去。”
沈玉贞把红绸往前推了推：“这是我自己的意思。”
赵长庚看着她。她的脸色比在山寨里的时候好了很多，手腕上的勒痕也淡了，整个人像是重新活过来了一样。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赵长庚问。
沈玉贞说：“我爹让我在家待着，过一阵子再说。我不打算听他的。”
赵长庚笑了：“那你打算干什么？”
沈玉贞看着他：“我想跟你学医。”
赵长庚一愣。
沈玉贞说：“我在山上那几天，看你给人看病，看你配药，看你把窗户凿开、把地撒上石灰。我那时候就想，这世上能救人命的事，不多。我想学。”
赵长庚看着她那双乌沉沉的眼睛，想起了在山寨牢房里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那时候她的眼睛里只有一种很深的沉默，现在那种沉默还在，但底下多了一点别的东西——像是冰面下面，有水流在动。
他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拒绝。他只是把那包红枣从篮子里拿出来，放在柜台上，说：“红枣留下。鸡蛋你带回去，给你爹补身子。学医的事，明天早上来，我先教你认药。”
沈玉贞点了点头，提起篮子，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回过头，说了一句：“赵先生，那枚虎撑，你摇的时候，声音很好听。”
赵长庚低头看了看挂在枣木棍上的虎撑，黄铜的颜色已经有些发暗了，但铃音还是清亮的。他把虎撑摘下来，在掌心里转了一圈。
他忽然想起父亲赵老郎中生前说过的话。父亲说，行医的人，手里有药，心里有秤。药能治病，秤要称良心。这世道乱，良心不值钱，可要是丢了，人就什么都不是了。
赵长庚把虎撑重新挂回去，关上了医寓的门板。
第二天早上，沈玉贞来了。她穿了一件旧蓝布褂子，头发用一根木簪别着，手里提着一个布包。赵长庚把药囊里的荷包一个一个翻出来，告诉她哪一种是黄芪，哪一种是当归，哪一种是柴胡。沈玉贞听得很认真，每认一味药，就用手指捻一点放在鼻尖闻一闻，像是在记住它们的气味。
赵长庚看着她，忽然觉得，这间小小的医寓，好像比以前亮堂了一些。
又过了些日子，南阳城里传开了一个消息——虎啸寨的土匪散了。
说是二当家孙算盘跟大当家周瞎子闹翻了，孙算盘带着几个人下了山，不知去了哪里。周瞎子把剩下的弟兄遣散了，给了每人一些盘缠，让他们各回各家。寨子空了，只剩下几间石屋和那口填了的井。
有人说周瞎子自己也走了，有人说他去了北边投了军队。没人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
赵长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给一个小孩治咳嗽。他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只是把方子写完了，递给孩子的母亲，说：“三碗水煎一碗，饭后服。”
等病人走了，他坐在柜台后面，把那枚虎撑拿在手里，晃了两下。
铜珠的声音在安静的铺子里回荡。
沈玉贞从后院的药房里探出头来，问：“赵先生，今天的当归晒好了，要不要收进来？”
赵长庚把虎撑挂回去，站起来，说：“收吧。太阳要落了。”
沈玉贞抱着竹匾走到院子里，把切好的当归片一片一片摊开。夕阳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赵长庚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影子，忽然觉得，这世道再乱，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断的。
药在，人在。良心在，路就在。
那枚虎撑挂在枣木棍上，晚风一吹，轻轻晃了一下，发出极轻极轻的一声铃响，像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敲了一下什么东西。
然后，天就黑了。
第二天又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