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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大迁徙成定局?中国未来或有超过一半的人,会流入这些地方?

2026年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组数据:2025年末全国人口14.0489亿,比上年少了339万,全年出生792万人、死亡1131万人。全国人口已连续第四年下降,出生人数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新低。
人口总量在变少,流动方向却越来越集中。到2026年4月底,31个省区市的常住人口数据全部公布。
常住人口增长的只有7个:广东、浙江、新疆、海南、上海、西藏、宁夏。广东一省增加79万,占这7个省区总增量的一半以上。
深圳一年多了25.9万人,年末常住人口达1824.85万,增量在全国城市中排第一。浙江的增长方式不同。

全省自然减少7.9万,靠38.9万跨省净流入,常住人口连续五年增长。江苏是一个反例。经济总量紧跟广东,常住人口却减少了8万。
产值高,不一定就能留住人。北京的情况也值得注意。2015年到2024年,20至29岁常住人口从462万降到249万。
2025年北京常住人口减少3.2万,上海则增加约5万。中西部有另一条路径。
合肥2024年常住人口突破1000万,当年新引进大学生35.3万人。河南、山东、四川等人口大省总量在下降,但省内人口正向郑州、成都这样的省会集中。

重庆有3187万常住人口,仍居全国城市第一。至于“超过一半的人流向这些地方”,目前没有官方统计把大湾区、长三角、成渝和中部强省会的人口加总后公布占比,所以只能算趋势判断。
而且全国总人口在减少,一些地方占比上升,部分原因是其他地方减少得更快。大方向在数据里已经很清楚。
2025年末全国城镇化率达67.89%,比上年提高0.89个百分点。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3.0%。
年轻人向少数城市集中,老人更多留在原籍,县城和乡镇的养老、医疗压力随之加大。政策也在为人口流动松绑。

2024年国务院印发的新型城镇化五年行动计划,已明确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
落户门槛在降低,但城市容纳人口的能力需要长期积累。
人为什么偏偏流向这些地方,可以从过去四十多年的城市竞争中找到原因。先回到2020年前后。

当时较乐观的预期是,在已有的17座万亿城市之外,还会有7座城市的GDP突破1万亿元。1万亿元是什么分量?
全世界200多个经济体中,GDP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的不过50多个。一座城市过了这个门槛,就称得上“富可敌国”。
这样的城市当然越多越好。城市格局也越来越清楚: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是三大超大城市群,另外还有以五个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各城市群之间的分工越来越明确。

不过,这个格局形成的时间并不长。从改革开放到2012年前后,城市发展缺少统筹,各地各自为战,有时还互相内耗。
了解这段历史,对个人求学、创业、买房都有参考价值。从细处看,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地方发展史。
中国承接了世界第四次大规模产业转移,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可缺少。
有学者把地方政府在国际竞争中的做法比作“狼群战术”。这个说法有道理,也有缺陷:狼群一般有头狼指挥,目标明确;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地其实是各干各的。

那为什么还能赢?因为“狼”多。草原上只有十斤肉,一方放出1000只狼,另一方即使放出三只老虎,恐怕也抢不到。
但狼群战术的前提是先得有狼。改革开放之初,多数中小城市实力很弱,它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又从哪里来?
原因主要有两个:干部考核机制和税制改革。主政一方的官员任期有限,几年后或调任、或升迁,主要看政绩。
2012年以前,GDP一度是衡量政绩的核心指标,所以地方会想方设法推动经济发展。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两次税制改革。

计划经济时期,地方税收全部上交,用钱再由中央拨付。地方就算想改善当地条件,手里也没有钱,什么都做不成。
改革开放后,税制改为中央和地方协商。比如约定每年上缴10亿元,超出的部分留给地方。
这很像农业“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地方的积极性由此调动起来。
挣钱主要靠工业和制造业:沿海地区发挥自身优势,招商引资,承接海外产业转移;内地则因地制宜,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在整个80年代都很兴旺。
当时国内物资短缺,规模小、技术一般的产品也不愁卖。到了80年代中后期,这些产品竞争不过沿海的好产品;再加上多数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还要“办社会”,负担很重。

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批乡镇企业倒闭或改制。这段经历并没有白费。地方政府从弱小的“幼狼”,成长为能独立奔跑、捕猎的“成年狼”。
真正让地方政府全力投入竞争的,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世界工厂”的真正成形,是在这之后。改革的原因很直接:中央财力紧张。
中央支出逐年增加,收入却没有增长。地方企业越来越多,上缴的税却很难增加。
地方的理由是,要招工人、给工人盖房子、修路、通水通电,基础设施建完,钱就没了。分税制实施后,中央拿到了一半以上的税收。

地方只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同时推动产业升级、提高附加值,用数量和质量来填补缺口。效果立竿见影。
1993年全国出口总额5000多亿元,1994年直接翻番,达到1万亿元。“世界工厂”由此打下了坚实基础,并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快速发展。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分税制让地方没钱了,于是土地财政兴起、房价上涨。这种说法其实很片面,因为时间对不上:土地招拍挂制度从2002年开始,房价上涨是2003年以后的事。
1994年到2002年这8年里,地方主要靠全力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只是那时的竞争缺少统一组织,省与省、市与市之间,甚至同一城市的不同部门之间,都想把企业抓在自己手里。

当年开办一家企业要盖多少公章,可想而知。郑州2010年引进富士康,就是地方全力发展经济的一个典型例子。
当时富士康希望降低用工成本、扩大生产线,考虑在北方新建工厂。成都、武汉、天津都在争取,因为这种规模的企业一落地,整座城市都能上一个台阶。
郑州下定决心要把它引进来。土地方面,航空港区的地块随企业挑选;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厂房按企业提出的标准来建。
企业担心招不到人,政府就出面帮忙招工,这在世界上也算少见。交通方面,高铁、地铁、高速公路在最短时间内连通航空港区。

富士康的生产是“两头在外”,原材料进口、成品出口,最好有保税区。郑州就全力争取,中部地区第一个综合保税区最终落在了郑州航空港区。
概括起来就是:有的全都给,没有的借来也要给。条件开到这个程度,富士康不落户郑州反而说不过去了。
郑州愿意付出这么大代价,是因为不引进不行。2010年以前,河南是人口流出大省,郑州作为省会连本省人口都吸引不来,长期下去前景堪忧。
富士康落户后,示范效应很明显:来的企业越来越多,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郑州后来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回头看,这个决策确实是对的。
这个例子也反映出另一面:内耗。富士康放在任何一座城市,都能为中国创造价值,但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带来了副作用。

比如长江上游有座小城市,为了发展建起小造纸厂、小水泥厂,给下游造成的污染,治理成本比它获得的经济收益还高。进入2010年代,国家层面意识到城市发展不能再无序下去,必须有序引导。
经过近10年,逐步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城市布局。2011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布,这是对全国城市布局的一次探索,但还比较模糊。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公布,明确提出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并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对19个城市群和2个城市圈的建设目标和方向提出了具体要求。
到这时,各城市该怎么发展,心里基本有了数。过去,城市定位是个模糊的问题,包括郑州在内的很多城市都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少数城市有定位,多半来自历史积淀。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上海在一百年前就是远东最大的城市,也是远东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后来它的国际金融地位虽有下降,但中国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首选仍然是上海。苏州、杭州引进再多高新技术制造业,一提到西湖和苏州园林,仍然是人文城市。
现在,三大城市群的定位已经很清楚。京津冀是协同发展,三地各有分工,重点是建设雄安新区。
长三角是一体化发展,在沪苏浙皖范围内,研发、制造、金融服务不出区域就能循环。珠三角则是粤港澳大湾区,对标东京湾区和纽约湾区。

另外五个国家中心城市也各有分工,有的负责保障粮食安全,有的负责保障边境安全。未来,马太效应会越来越明显:大城市和城市群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中小城市则会分化,有的转型后站稳脚跟,有的会慢慢衰落。
这是生产规律决定的。进入工业社会后,生产资料和劳动者需要紧密结合,城市注定会变大。
到了后工业社会,服务业占大部分,而服务不能移动、不能储存,人们需要尽量面对面交流,城市只会更大。一直有人担心“大城市病”。
但城市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人多,而在于基础设施和管理跟不上人口规模。基础设施和管理每升级一次,就能接纳一批新人口,形成新的平衡。
这个趋势在未来几十年内不会有大的变化。对个人来说,关键是把自己的发展和城市的发展结合起来,学会借势。

如果能力不错、学历过硬,又不怕吃苦,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永远是首选。如果想寄情山水、享受生活,选一座三四线的人文城市也未尝不可。
买房如果是为了自住,在哪里都可以;如果是为了投资,就要擦亮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