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菌灭毒正是中医的强项， 西医这方面还得向中医学！西医对于细菌病毒的治疗，对于肿瘤癌细胞的治疗，主张用杀灭手段。中医对细菌病毒的治疗，对肿瘤癌细胞的治疗，绝不用杀灭手段，而是解决滋生细菌病毒的身体内环境，达到不灭细菌病毒而菌毒自灭的目的，达到不杀癌细胞而癌细胞自灭的目的。

任何细菌病毒要侵犯人体，必然是正气有所不足，让菌毒有可乘之机。中医治法，一方面扶持人体正气，一方面给细菌病毒有外出之路。比如细菌病毒侵犯人体体表（太阳部位），症见“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用麻黄汤。方中桂枝甘草扶心阳，助正气，方中麻黄杏仁，开通毛窍，让细菌病毒从毛孔随汗排出体外，不杀细菌病毒，菌毒之害，自然解除。比起西医的杀灭法，高明万倍了吧？

中医无言，品格自现！中医保护了中华民族5000年！中医呵护下，中华历史上从未出现过长时期的传染病；而欧洲历史上却出现过猖獗了3个世纪的鼠疫，由于西医的无能，在长达3个世纪里大面积的欧洲人死亡！而在中国，即便在“非典”猖獗的时期，由于中医的诊治与防治，及时的控制了“非典”在中国的蔓延，并且，大多数中国人在当时都是喝中药预防的！中医功高盖世！这也就难怪国际势力大肆否定中医，它们背后的阴谋就是：迷惑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否定中医、辱没中医、削弱中医，以便在国际势力对中国发动新一轮“细菌战”时，使中国人因得不到中医诊治而大范围死亡！

如果用八卦来解释东西方思想的区别：东方属震卦，日出东方，东方之神为苍龙，龙能兴云降雨，滋生万物。东方之气应春，春来万物滋生。西方为兑卦，卦神为破军，主杀伐。于时应秋。秋风一来，露水凝霜，树叶凋零，虫蛇入洞，万物失了生机。

东方属木，主生发，所以东方医学以草木药物为主；西方属金，主杀伐，所以西医以金属刀具手术为主。

如果要问西医和西医有什么区别！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那就是西医治病，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中医治病是养兵强将，杀敌于无形。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我就一一道来。

为什么说西医治病，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呢？这我们得从西医治病原理和方法说起！

在此，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西医根本不会看病，只会治病！这不是摸黑西医，只是实事求是地说了一句实话。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到医院看病，是不是都是各种机器及化验设备给出的结果、而不是医生给出的结果？

当然了，这是西医查找病因的一种手段！只要能找出病因、为病人解除病痛都是无可厚非的！但说到西医治病的方法，就有点粗暴了！

纵观西医治病的方法，不管是吃药打针打吊瓶，还是放疗化疗做手术，归纳起来就只有两种方法，那就是“杀”和“切”。

西医的“杀”就是杀病菌。西医认为人之所以生病都是感染病菌引起的，所以只要把病菌杀光，病也就好了。

这种方法表面看来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也就是所谓的符合科学，是科学的治疗方法。但进一步分析，弊端却是不容忽视的。

凡是对生理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人的体内特别是胃肠道里有成百上千的细菌共存，只是有的是对人体有益的，就叫益生菌；而有的细菌是有害的，就叫病菌。而这两类细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益生菌少于或者弱于病菌，人才会生病。这就像自然界的生态保持平衡时，自然界就不会出现自然灾害，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就会发生各种灾害一样。

而西医治病所采用的杀菌（病菌）治疗方法，在杀死病菌的同时，益生菌也被杀死了！益生菌被杀死必然就会影响到健康，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一旦生病住院，就算身体康复出院了、人还是非常虚弱的原因了。

下面我们就以事实来证明中医是如何来战胜各种细菌病毒的！

一是抗战时缺医少药，民间郎中‘大锅药’抗日军细菌战，中医救千万人

电影《731》让我们知道侵华日军731部队在中国用活人研制细菌武器，以及细菌战的反人类暴行。在抗战那个艰苦年代，中国抗战百姓虽然没有疫苗和缺医少药，一些民间郎中却用土药方熬成的“大锅药”对抗日军的细菌战，让死亡率骤然减少，取得了颇有成效的实战效果。

如在1941年11月，湖南常德笼罩在一片战时的恐慌之中。当时，日军战斗机如狰狞的恶鹰，低空掠过城区，然后投下了许多不明的布包。

几天之后，常德市区和周围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大量患上鼠疫的病人都是高烧不退、咳血不止，通常在发病数小时内就痛苦离世。

这时候的常德，在抗战时候缺医少药，正规医院也就仅仅两家，且药品储备匮乏。在众人发愁之际，有一群背着药箱，身着长衫的民间郎中主动站了出来，用药方熬出了一锅锅“救命药”，不少百姓喝下药之后，病情获得了缓解。

这乃是记载在《常德市志》《湖南抗战档案史料》中的真实历史故事。这些民间郎中用自己掌握中药知识和土药方，熬成的“大锅药水”，不仅是抗战百姓对抗日军细菌战的绝妙药方，也书写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悲壮的公共卫生防御史。

抗战时候，资源贫瘠的岛国日本为了解决常规武器耗费资源的短板，违反了《日内瓦国际公约》的人道主义精神，设立731、荣字1644等细菌武器研究部队，打着防疫和给水的幌子，从事以活人为细菌武器实验材料的罪恶勾当。同时，又把研究出来大量的细菌武器投放到中国战场上，目的就是要在中国战场上速战速决，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解密的《日军在华实施细菌战档案汇编》（2015年出版）记载，1940年至1942年，日军731部队在浙江、湖南等地发动了至少10次大规模细菌战。

1940年浙江衢州鼠疫事件乃是最为典型的案例。当时日军飞机在衢州、宁波一带投撒的跳蚤携带鼠疫杆菌，导致当地疫情大爆发，仅衢州一地就造成200余人死亡。

最令人触目惊心，就是日军喜欢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投毒，目的就是测试细菌武器在无现代医疗条件下的杀伤力，但实质却令广大农民患上了疾病，甚至不少留下了后遗症。

在日军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攻击下，抗战时候的中国，积贫积弱，中国战场上的医疗状况也是令人窒息。根据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卫生署报告，国统区每万人仅有0.2名医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侵华日军细菌战档案汇编》），对抗细菌的抗生素、青霉素属于天价的奢侈品，疫苗更是普通民众闻所未闻。根据一名叫李祖蔚的常德细菌战幸存者回忆：“当时医院早被飞机炸平了，发高烧的人躺在路边，快死的人连买棺材的事间都没有。”

在日军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肆虐下，中国百姓在疫苗缺位、药品断绝的困境中，中国千年传统的中医就成为普通百姓对付日军细菌战的盾牌。当时，拥有传统中医技术的中医生，也就是郎中挺身而出，用自己学到和祖传的中医中草药知识，主动为百姓熬一锅锅沸腾的草药汤，创造了民间防疫的奇迹。

民间郎中治疗日军细菌战引发的传染病，并不是盲目用药，乃是传承千年中医的“瘟疫”理论。

在中医看来，鼠疫、霍乱属于烈性传染病，乃是属于“温病”的范畴，也就是由“热毒之邪”入侵人体造成的。因此，治疗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需要以“清热解毒、扶正祛邪”。在这中医理论应用在抗战的民间疫情防疫，那是熬“大锅药”给患者。

民间抗疫奇招一：鼠疫克星——“解毒活血汤”

当时，民间中医对抗细菌战疫情的三大抗疫奇招。如第一，民间郎中就是用“解毒活血汤”，去抢救鼠疫患者的生命。

在1941年日军在宁波细菌战，宁波鼠疫爆发时，老中医范文虎改良清代名方“解毒活血汤”，也就是用连翘、柴胡、葛根、当归、桃仁、红花等配方，煎煮后熬成大锅汤，健康民众服用为预防，患者加倍剂量。这样，在宁波鄞县姜山镇300名服药者中，死亡47人（15.6%），未服药者死亡率达62%，还是颇有效果。

在国民政府卫生署1946年编写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在日军细菌战爆发的鼠疫疫情时候，常德城内有三个街区的百姓，坚持引用郎中用金银花、连翘、薄荷、甘草配制熬成的“大锅药”，结果这三个街区的鼠疫感染率仅为 1.2%，远低于全城平均 5.8% 的感染率。

饮用“大锅药”的人群中，即使出现轻微病情，也大多能逐渐康复，死亡率不足 5%，与未饮用者 30% 以上的死亡率相比，堪称“奇迹”。

浙江义务老中医楼樟法熬制的“大锅药”不仅供应本村，还通过商贩传递到周边村镇。当时，饮用“大锅药”的12个村庄，鼠疫死亡人数总计不足 80 人，未饮用的相邻 6 个村庄，死亡人数超过 300 人。为了表彰老中医楼樟法的治病救人，义乌县政府还特意给他颁发了“济世救人”的匾额，赞许他做出的贡献。

为了消除霍乱病毒，当时民众在每口井投入石灰50斤，街道泼洒5%石灰水，借此消毒，杀灭霍乱病毒。同时，藿香、苍术、陈皮煎汤，配合大蒜捣汁服用成治疗霍乱病的药汤。服用此大锅汤的民众，霍乱死亡率从51%降至11%。

1942年日军轰炸云南保山之后，当地郎中连夜支起百口大锅，根据《滇南本草》记载的防疫方剂，用板蓝根、蒲公英、金银花等数十味草药熬制的汤剂，为逃难百姓提供免费汤药。根据《保山县志》记载，在抗战时候，服用人群伤寒发病率较未服用者大约降低73%。

这些疾病治愈奇迹的背后，也是由于“大锅药”有多么神奇的疗效，却是这些中药材精准契合了当时的防疫需要。现代医学研究也证明，这些草药中的有效成分能抑制多种致病菌的生长，增强人体的抵抗力。同时，老百姓集体服用“大锅药”，也有了心理上慰藉，减少对疾病的恐慌情绪，再加上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形成了“药物+行动”对细菌战的双重防护。

现在，中医药仍在抗疫中发挥作用，从抗战的“大锅药”到新冠“清肺排毒汤”，治疗疫情的千年医学智慧从未褪色。

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像一个军队，即帮助我们抵抗外界的侵入，例如细菌、病毒等，又能镇压内乱，如细胞癌变等。当免疫力很好的时候，人就不容易生病，即使是感染到细菌病毒也能很快自身恢复。

西医的化学药片、抗生素之类的治疗手段，等于是外来的军队，而免疫系统是人体自己的军队。抗敌本是军人的职责，现在从外面请了职业杀手，军队、军人就不用工作了。长期下来军人就忘了本职，甚至变得敌我不分。

所以，长期服用西药、抗生素之类的手段，就产生了抑制免疫系统的副作用，免疫力就会越来越低，当然就越来越容易生病。免疫系统敌我不分，还会导致自身免疫疾病。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病，比如红斑狼疮、甲状腺炎等等“自身免疫疾病”，正是这样产生的。而又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儿童仅因为发烧感冒去西医院治疗后就患上了尿毒症、白血病，这些都与抗生素的滥用有着必然的联系。

病毒有千千万，又能变异出千千万，西医就得研发千千万种的对应药物，去对付。

当然，直接攻城杀敌，也是一种方式。不是说这种方式不对。只是说，仅靠这种治疗的思维方式，成本很高，也很笨。

中医最厉害的地方是，不仅提高自身的免疫系统，还会改变病毒的生长和生存环境。病毒没有了生长生存环境，自然就会死亡。

不管是什么生物，都必须要有适合的生长环境。只要找到病毒的生长环境特征，自然就会找出对应的对策。

而生物如病毒，再怎么变异，也离不开生存环境，生存环境再怎么变化，也就这么几种：风、寒、暑、湿、燥、火(热)。

适合寒湿地方生长的生物或病毒，就用祛寒祛湿的方法，把环境变得干燥。生物或病毒，没有了生长环境，自然就会死亡。不管你怎么变异。

所以，只研发这几种，能改变病毒生存环境的药物，就可以了。比研发千千万种杀毒药物，更加省时、省力，并节约研发成本。并更加巧妙，更有智慧。

中医再通过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增加自身防御的同时，再围困敌方城池。这才是大智慧。

人体有超过80%的免疫功能建构在肠道中的菌群平衡上，自婴儿出生后摄取初乳开始，肠道中的菌群便逐渐发挥作用，免疫功能也由此启动。而抗生素会把好菌坏菌全都一网打尽，永久性地改变免疫功能和神经系统。尤其三岁以下小孩处于生长发育期，一些器官组织尚未发展成熟，更容易受到抗生素的永久伤害。

二是新冠病毒不断变异，中医“以不变应万变”，病毒总是出不了中医的手心！

在这个充满未知和危机的时代，病毒从来都是人类最大的威胁之一。无论是SARS、新冠、流感还是COVID-19，这些不可见的生命体几乎每年都会席卷全球，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和财产损失。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尽管人类科技不断发展，病毒为何却能够千变万化、死而复生，让我们对于抵抗它们束手无策？

这就像前几年的新冠病毒一直不断变异，不断防控，还不断变异，数量多的希腊字母命名都快不够用，塔尔德还没结束就来了个更狠的奥密克戎！来了新变异病毒，西医又要惊恐万分，因为他们前期所做的一切皆有可能变废。比如疫苗，比如某特效药，又要重新研究，重新制造。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得下一个结论，那就是现代所有的西医学说无论是研发疫苗，还是研发各种药物，其结果都是跟着病毒后面跑的，它跑不过病毒并不奇怪。而中医是个例外。它是从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中提出如何治疗新冠病毒的，无论出现什么变异，其主要治疗理论不变，不是跟着跑的。

一些西医专家天天研究新冠病毒，在显微镜下把病毒看得清清楚楚，把病毒的每一个型号也分的很细，可是最终却发现啥用没有！病毒变来变去，越变越多，西医对此只能望洋兴叹！这样天天研究病毒，而不去研究病毒产生的原因，不去从跟源上来解决病毒，天天跟着病毒屁股后面跑，这样何时是个头啊？西医天天研究病毒，天天跟着病毒后面跑，最后却是无可奈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滥用抗病毒药物可能导致病毒产生耐药性。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过度依赖这些药物来治疗甲流，那么在未来，这些药物可能会失去对病毒的有效性，使得治疗更加困难。因此，在使用抗病毒药物时，我们必须遵循医生的建议和指导，确保用药的合理性和安全性。

对于这种病毒，西医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法！只是又起了一个病名，多了一种病毒而已！西医的疾病种类及亚类细目有22500种，而中医疾病在《伤寒论》中只分六种，加上《金匮要略》中的杂病病名，共计约五十种，就概括了所有的疾病现象。

在中国古典医籍中，没有一本记述过新冠这一病毒，但是我们却用中医理论战胜了新冠！大家还记得那个“清肺排毒汤”吗？我们知道武汉疫情初期，由于西医的治疗，新冠病毒在身体当中会制造大量的透明粘液。武汉疫情期间，大家如果留意，最危险的就是炎症风暴，就是突然有许多粘液涌入到肺中，涌入到心包之中，造成呼吸窘迫，呼吸困难。

如果这时候，再用呼吸机，插管呼吸都是用处不大的。武汉疫情报道留意，用呼吸机以后，肺中会出现痰栓，很难解决。因为里面积满了粘液，首要做的应该抽调粘液，或者用中医无伤害地大量排掉粘液，就可以没有任何危险了。武汉疫情期间，留意一开始是用大量的输液来进行治疗的，一天打十几瓶点滴。这时候所输液不但无法杀死病毒，反而变成病毒的培养液，病毒大量繁殖。病毒可高兴了。如果在点滴当中再加入终南山所谓的激素疗法，会造成体液当中有更多毒素，根本排不出尿来。于是医生告诉我们说是肝肾衰竭，实际上不是的，是肝肾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因为血液中有毒，肝自我保护，不让毒血液进来；由于体液中有毒，所以肾自我保护，不让毒体液进来，所以尿拉不出来。

于是医生又上什么ECMO人工肺人工肝，那也是没用的。可以看到死了几个医生，医生脸都变黑了。

扭转这一局面的，恰恰是千年的中医！眼看西医救治不利，从2020年1月27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以临床“急用、实用、效用”为导向，紧急启动“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有效方剂筛选研究”专项，在山西、河北、黑龙江、陕西四省试点开展“清肺排毒汤”救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临床疗效观察，截至2月5日，4个试点省份运用“清肺排毒汤”救治确诊病例214例，3天为一疗程，总有效率达90%以上，其中60%以上患者症状和影像学表现改善明显，30%患者症状平稳且无加重。

　　江夏方舱医院，天津医疗队病区和河南医疗队病区共收治病人182人，服用“清肺排毒汤”。其中，天津医疗队病区总人数96人，三日无发热96人，发热缓解率100%。河南医疗队病区总人数86人，三日无发热85人，发热缓解率99%。

　　“清肺排毒汤可有效阻断患者轻症转为重症。”胡家才表示，经开(体育中心)方舱医院内，除一部分患者收治时已为中重症或伴有其他并发症需转院治疗外，其他轻症患者在服用“清肺排毒汤”后的有效率达90%以上。其他三家方舱医院轻症患者在服用后，病情逐步稳定，恢复情况良好。江夏方舱医院无一例轻症转重症。　

“清肺排毒汤”是由四个经方组合而成的全新复方，辛温又辛凉，甘淡又芳香，多法齐下，共同针对寒、热、湿、毒、虚诸邪，共奏宣肺止咳、清热化湿、解毒祛邪之功效。2月2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在接受央视记者访谈时指出，中医药的疗效在排毒不在杀毒。国医大师孙光荣认为，“清肺排毒汤”的重点是在疏不在堵，凸显给邪气以出路，而不是旨在围堵、对抗、棒杀毒邪，能够使得毒热之邪从肺卫宣泄而去，湿毒之邪从小便化解而去。

对于体内病毒淤积，西医可以说是束手无策，唯一的思路就是杀，可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啊！其实只要用中医解毒排毒，把毒液排出来就可以了。主要是看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案，选择错了方案，武汉期间走了个攀登珠峰和游长江的，即使再年轻再强壮，都可能没命；选择对方案，即使96岁高龄，都可以痊愈。大家如果经历疫情，自己生病过，就知道，虽然喝水，但是似乎没有什么尿出来。因为体液当中有许多病毒留下的废水废液，肾脏出于自我的保护，不会让太多水进来，反而很多水停留在脏腑之内。如果喝五苓散排水，大家就会发现，会大量排尿，即使不喝水也会排掉大量的尿液。这些水都是毒液来的，或多或少都停留在肺中了。如果多了，就变成白肺了。如果肺中有积液，激烈运动，就会造成缺氧，影响心脏，造成死亡。所以我们要避免激烈运动。如果水排空了，就不用担心了。

如何避免危险呢？实际上清肺排毒汤当中都考虑很周全了。五苓散中的泽泻、猪苓、白术、茯苓等都是排水的，如同排涝，把身体当中的废水大量排出，就不会拥堵心肺了。如果要肺干干爽爽，就需要麻黄、细辛、紫苑等宣肺，如同起风吹干。需要桂枝、生姜等提心阳的药物，如同太阳升起来，就会清清爽爽。对于发烧，用生石膏，可以退烧，不至于长时间发高烧，伤津液伤阴。由此可见是天理昭昭，很清楚明了，很科学的。不像别人说，中医不科学，是玄学。不像别人所说，中医伤肝肾，相反，通过药物排掉毒素，最好地保护了肝肾。

又如上海的西医水平很高，但在抗新冠中却不给力！早在2020年4月9日我们就指出，张文宏负责的上海新冠救治水平很差，在全国34个省市仅排名22。就江浙沪来说，江苏保持了0（0/651）死亡，浙江也只死了1人（1/1267=0.079%），远远低于上海的7人（7/552=1.3%）。上海的死亡率是浙江的16倍。

上海首轮疫情仅有31例重症和危重症，但是却死了7例，重症死亡率高达22.6%。原因就是张文宏给上海病人试遍了抗病毒药物。

张文宏：“我们是第一支试遍了各种抗病毒药物的医疗队伍，洛匹那韦、利托那韦、阿比多尔、羟基氯喹，比较了各种不同的抗病毒药物，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我们可以推荐任何一种。”

“你提到中医药，因为我们同时使用了西药和中药，我只能告诉你，没有观察到中药有明显的副作用。中药的疗效，我认为很难评估，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评估中药的疗效和中西医结合的疗效。”

拥有中西医结合硕士学历的张文宏，称不知道中医药有什么疗效。

上海中医专家张炜没有客气，直接举了个例子打脸网红砖家：“西医全部停下来，所有的抗病毒药什么全部停下来，两付中药肝功能正常；四付中药病毒也转阴。”

张炜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呼吸科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冠专家组成员、上海新冠临床救治专家组成员、中央援助香港抗疫中医专家组成员。

张炜：“有一个患者肝功能不好，进来时候五六十，逐渐到一百二，这个时候到底是病毒还是药物等等（引起的），那么西医啊你知道张文宏教授啊，这是肝病的非常知名的老大，这个时候，也捉襟见肘。”

“这个时候石克华教授（上海市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就说我们中医来，我们中医来保肝祛邪。好，西医全部停下来，所有的抗病毒药什么都停下来，就喝中药汤剂。两付，肝功能恢复到正常；四付，病毒也转阴。这个让他们非常惊讶，这个也是后面我们写到了我们的上海共识里面的，这些是西医大夫非常认可的。”

张炜还举了另一个例子，危重症病人是如何被中医药救活的：“那么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舌苔。前两天我也转过一个病人的舌苔，今天我在我们采访的时候也在给我们的西医的同道看一个舌苔。有一个病人舌苔呃，已经是危重症了，在重症监护室里面的，这个病人的呼吸器脱不了，我接手的时候已经是呼吸机用了40多天了。当时有积胸有肺纤维化，舌苔黄腻。那个黄腻啊，上面像厚腻一样的，普通的温病，普通的消化道的传染病，看不到这种的黄腻苔。”

“那么这个患者通过中医的中药，两天以后舌苔退一退，两天以后舌苔退一退。随着他的退，我们看到了他的眼神啊，我们说望诊，看到他的眼神，西医大夫也说有生机了，看到了他的生机了。的确，现在这个患者已经回去了，已经出院回去了。一个几乎走到边缘的、已经到濒危的这样一个病例，那么通过中医中药，我们逐渐看到生机，最终转危为安。”

然而，和非典时一样，庸医被炒作成网红名利双收，而真正的英雄却无人知。

2022年上半年的上海疫情，庸医紧急进口西方特效药。

紧急进口了辉瑞“特孝药”的上海，新冠重症死亡率夸张到什么程度？在开始两周，一天重症病人就能死掉百分之几十！

注：危重症一天死亡率=当日死亡人数/昨天的危、重症人数

这时候，还是中医药力挽狂澜。国家派了张伯礼等中医团队进入上海，与张炜等人共同制定了《中医抗疫｜上海市老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医药救治工作专家共识》，4月19日开始推行。

和武汉疫情一样，随着中医药的介入，上海此轮疫情的新冠死亡人数在4月28日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逐渐降至0死亡。

2022年上半年的奥米克戎疫情，上海感染人数占中国大陆的84%（77万多中的65万），死亡人数却占了99.66%（590人中的588人）。

按确诊死亡率算，上海1.014%的死亡率是同期吉林的202倍；

按感染死亡率算，上海0.09%的死亡率是同期吉林的30倍。

庸医的第一个借口是，老年和基础疾病。难道同期吉林疫就没有老人？没有基础疾病？别忘了，长春还是0死亡。参见：张伯礼：老年有基础病不是借口，上海要发挥中医药的作用。

庸医的第二个借口是，老年人没全部打疫苗，所以死亡率高。既然你说死亡的原因是基础病，难道打了疫苗，基础病也不发作了？还有，没有疫苗、没有西方特效药的朝鲜，死亡率也和吉林差不多，远远低于上海，又怎么解释？参见：朝鲜完胜疫情，证明西方医药利益集团是万恶之源。

就这样的新冠救治水平，2022年5月22日，张文宏还在《新冠肺炎全球流行背景下我国疫情防控策略的实施》中，宣传“上海经验”。他说关键就在疫苗和特效药，老年病人死亡的原因是严重基础疾病和没打疫苗。

“抗病毒治疗、抗炎治疗、抗凝治疗，这三大治疗应该是全球公认的最为主要的药物性治疗。”

这全球公认的三大疗法，就是在不同阶段，选择使用：Paxlovid、Sotrovimab、瑞德西韦、莫努匹韦、地塞米松、肝素、激素.....

就是因为庸医推崇“全球公认疗法”和美国接轨，所以上一轮上海奥米克戎疫情的死亡率内地最高。

为何病毒不断变异，中医药却总能找到应对之道？原因就在于，中医不仅关注引起疫病的病因，还关注当病毒侵袭人体时，人体的内环境及功能所发生的全部变化，这为治疗疫病开启了新的思路。

西医认为，新冠肺炎是新冠病毒引起的，那就消灭病毒，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直接的思路，也是治病最基本的原理。可是，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不断变异，我们依然还没有找到一种最有效、最快速的消灭该病毒的药物或方法，所以至今为止，治疗新冠肺炎还没有特效药。

这个时候，中医学“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的理论就派上用场了！中医在积累了几千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它关注的不仅仅是疾病本身，更关注患病的人，认识疾病发生的原因、病机、病变部位以及发病过程的转变等等，从整体、全局的观念去看待疾病本身。就如张伯礼院士所打的比方，一间屋子里堆了一些垃圾，生出了很多虫子，西医的办法是研究杀虫剂，消灭虫子。中医则采用清除垃圾，改善环境的思路，屋里干净了也就没有虫子了，这就是中医“审病求因，治病求本”的理念，无论什么病毒，根据证候来分析核心病机，就能以“不变”应万变，对每个患者辨证论治。

《医学心悟》之精髓，犹如璀璨星辰，照亮了中医辨证的浩瀚宇宙，其言：“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提纲挈领，囊括万象。”此言非虚，疾病之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终归不离此八字之范畴，恰如《医宗金鉴》所云：“纷繁病象，万变不离其宗，皆在阴阳表里间穿梭。”

中医之高明，在于能以一驭万，无论疾病源自何方，是寻常杂症，抑或肆虐之瘟疫，乃至新型病毒如COVID-19所引发之肺炎，皆能纳入六经八纲之理论体系，精准施治。显微镜、电镜虽能窥见病原之微细，然邪气之成，非唯病原本身，更在于其侵体后人体之反应。故中医不泥于病原，而重于辨证，依据症状之寒热、表里、虚实、阴阳，灵活施治，或解表以散外邪，或清热以除内火，或攻下以泻实邪，此乃中医辨证施治之精髓所在。

病毒之变异，犹如江海之不息，疫苗之追赶，往往力不从心。然中医之道，不在于追逐病毒之脚步，而在于洞察人体之失衡，调和阴阳，平衡寒热虚实，使机体复归和谐。此非对抗外邪之硬碰硬，而是扶持正气，以不变应万变之智慧。故曰，中医之治，非治病毒，乃治生病之人，使人体自我修复之力得以彰显，此为中医之真谛，亦是应对万变疫情之不二法门。

张仲景，这位中医圣手，于千年之前，尚未目睹高血压之汹涌、糖尿病之蔓延、胆囊结石之困扰，他心中所系，唯三病位之深邃、两病性之精髓。若吾辈自感难以逾越仲景之智慧巅峰，便应虔诚遵循其遗训，细辨病位之表、里、半表半里，洞悉病性之阴、阳，步步为营，先定六经，再觅方证，以求方证相应，病自除矣。

面对未来临床中层出不穷的新发传染病，及往昔未曾谋面的病症挑战，我们更应铭记：“世间疾病万万千，终归阴阳表里间。”症状虽千变万化，纷繁复杂，实则皆可通过六经辨证之法，抽丝剥茧，觅得真相。疑难之所以成疑，多因辨证未精，一旦病位病性清晰如镜，则疑难自解，豁然开朗。

三是非典时西医不给力，关键时中医力挽狂澜，邓铁涛用中医治疗，创造“四个零”佳绩！

2003年，SARS爆发，整个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2003 年 2 月 2 月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在广州市卫生局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抗击「非典」，需要一个重量级的专家担任全省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钟南山临危受命。

很快，非典开始席卷全国甚至全球，给人们造成极大的恐慌，街头几乎空空如也，工厂停产，学校听课，商店关门，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釜底抽薪。全国陷入了极度恐慌。

可是西医对非典并没有良好的治疗方法，在钟南山发明的治疗方法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大剂量激素治疗方法和抗病毒治疗方法。此外还试用了美国发明的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利巴韦林静脉、口服、雾化吸入。还有免疫抑制免疫增强并用法。主要是在大量应用糖皮质激素的同时还同时应用是胸腺肽和免疫球蛋白的应用。后来的《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3年10期论文《185例SARS死亡病例分析及原因探讨》的结论为：除了年龄和身体因素，激素和抗生素的滥用所致继发性感染是SARS患者死亡主要原因。

“在本组病例中 ,应用了大量激素和各种类型抗生素 ,有的患者竟达 7种之多。激素应用的后果存在免疫麻痹以及抑制肾上腺皮质 ,使危重患者病死率增加的现象 ,并使血糖升高 ,与抗生素共同导致菌群失调 ,造成继发性细菌感染或真菌感染而增加病死率。”

眼看西医控制不了非典疫情，给人民带来了重大的灾难，有些地方又不让中医参与救治，当时88岁高龄的邓铁涛毅然执笔向国家建言，“非典”是本世纪出现的第一个传染性很强、病死率很高的新发传染病，在病原学、流行病学、诊断学、治疗学等诸多方面，对于中西医都是陌生的问题。

2003年4月，邓老以“中医应在‘非典型肺炎’治疗中发挥作用”为题上书，建议中医介入抗“非典”。

进入5月份以后，西医治疗非典已陷入瓶颈。邓铁涛给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恳请让中医参战！《伤寒论》记载‘疫毒壅肺’之症，与今非典症状如出一辙……”信中还附有1956年广州乙脑疫情中，中医将病死率从30%降至5%的史料。

第二天，吴仪组织召开专家会议讨论邓铁涛的意见。会上一位传染病专家首先拍案而起：“连病毒都没分离成功，喝草药能杀死冠状病毒？”支持者立即附和：“中医连双盲试验都没做过，这是拿人命赌运气！”

吴仪突然起身，指着墙上《黄帝内经》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八字说：“2000年前张仲景治伤寒，可知道病毒结构？当年周总理靠中医控制血吸虫病，难道是迷信？”

此次会议足足争论了3小时，最后终于达成共识：用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

这场博弈催生了中国首个传染病中西医联合诊疗机制。广东中医专家团带着3000份“抗非1号方”星夜北上，朝阳医院3名危重患者在西医宣告束手无策后，灌服中药汤剂36小时，血氧饱和度竟从75%回升至92%。中医治疗非典的效果非常明显，北京的病死率从15%骤降至6.8%，世卫组织专家考察后惊叹：“这是东方智慧的胜利！”

2003年非典期间，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共收治了61例非典病人，如果这篇研究所言全部是真的，那么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邓铁涛是该院终身教授）是真的牛逼。

（1）61个病人，几乎完全单纯中医药治疗。

（2） 61个病人，全部治愈。

（3）61个病人，只有5个病人短期、小剂量用了激素（地塞米松）

（4）61个病人，没有一个发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无一上呼吸机。

（5）61个病人，仅1个用了面罩持续正压吸氧（无创通气）

（6） 61个病人，全部在当院治疗，0转院。

（7）61个病人，没有1个发生股骨头坏死等激素并发症。

（8）61个病人，没有一个用抗病毒药物，没有一个用丙种球蛋白。

所以，邓铁涛老中医当时说的4个零都是真的，0死亡，0转院，0医护人员感染，0激素后遗症。

这样的战绩，拿出去做个对比，就对比当时广东的，比如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深圳东湖医院（深圳唯一一家指定收治医院）......它都是第一的，尤其是0死亡，0上呼吸机（这个就很牛逼）。

0死亡，说明当时他们辨证得当，治疗得当，全球第一。这个含金量是很高的，因为他收治的61个病人都没有转院的，不是说有重病号就转给其他医院，没有，都是自己治疗，而且治着治着病人就变轻微了，然后变好了，而不是说治着治着就加重了，就发生ARDS了，就要上呼吸机了，就MODS了，就不行了。

0转院，这个重要性同0死亡。

0激素后遗症，这个更牛逼，因为有对比，隔壁队友是用大剂量激素的，虽然短暂控制了病情，但是代价很大，100mg以上的甲泼尼龙，真的是出问题的，后续股骨头坏死的不少。

0医护人员感染，据说是他们医院熬大锅中药，大家喝中药预防，其他医院估计没这么做吧，当时整个广东差不多1500例非典病人，医护人员大概占了20-30%，都是被病人传染的，在这样一个环境，他们收治了61个病人，几个月的时间，一个医护人员都没有被感染到，充分说明中药预防效果是第一的，应该比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效果都要好，否则没办法解释他们0医护人员感染的事实。

危急关头施援香港。2003年4月，香港疫情危急，医管局请求广东省中医院派遣医生支援，省中医院立即调派2名教授前往，并由邓铁涛、周仲瑛及颜德馨等老中医做后盾，通过电话进行指导。最后，2名教授载誉归来，受到香港特首表彰。

同年5月1日，邓老在《中国中医药报》公开发表《论中医诊治非典型肺炎》，随后即被国内外多家报纸杂志转载，成为中医抗“非典”的重要参考之作。

非典作为一种全新的疾病，在20世纪以前闻所未闻，给中医和西医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邓铁涛认为，对于病毒性疾病的攻克，中医有着独特的优势。历史可以追溯到仲景时代，那时中医就已经开始探索治疗传染病的方法。例如，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时，中医运用白虎汤等经典方剂，取得了超出世界水平的疗效，这并非因为中医缺乏微生物学说而束手无策。随后，在1957年和1958年的乙脑流行期间，中医同样展现出了卓越的治疗效果。

此外，国家七五攻关科研项目——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也充分显示了中医在治疗急性热性传染病方面的成果。南京周仲英研究组治疗的1127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中，中医药组治疗812例，病死率仅为1.11%，明显低于西医药对照组的5.08%。江西万有生研究组同样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中医药组治疗273例，病死率为3.7%，低于西医药对照组的10.7%。这些事例都充分证明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及方法在应对传染病方面的独特优势。

邓铁涛进一步指出，病原体只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参考因素之一，关键在于根据患者症状进行全面的辨证论治。他强调，中医治疗传染病并不依赖于对病原体的具体认识，而是通过观察患者体内邪气与正气的斗争情况来制定治疗方案。这种理论及方法已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是战胜非典等传染病的重要武器库。

中医虽无细菌学说，却能巧妙地将细菌等微生物纳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之中。吴又可的戾气、厉气、杂气学说，虽未直接提出微生物概念，却已触及了微生物的某些特性。吴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独特的温病病因学说，涵盖了岁气、年时、藏精等多元因素，为中医治疗急性传染病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邓铁涛深谙中医之道，他强调治疗不仅在于与病毒对抗，更在于平衡体内的正气与邪气。他倡导的这种既祛邪又扶正的治疗策略，与叶天士的透风、渗湿理论高度契合，展现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独特智慧。

中医并非慢郎中，其抗击传染病的能力毫不逊色。在非典等传染病面前，中医展现了其强大的治疗优势，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邓铁涛等中医大家的卓越贡献，更是为中医赢得了与西医平起平坐的抗病地位。经过数十年的深入研究，邓铁涛在中医学领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论体系。在他89岁高龄时，更是荣获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首席科学家之位，其提出的五脏相关学说成为中医基础理论专项的核心研究内容。基于这些观点和体系，邓铁涛专注于从补脾健胃入手，对重症肌无力这一世界性难题展开研究。经过40余年的不懈努力，邓铁涛及其科研团队在治疗重症肌无力患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率高达98.8%，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邓铁涛曾满怀信心地表示：“我已经将重症肌无力这一难题攻克，并产生了经得起考验的社会效益。”尽管邓老已逝，但他的梦想——让中医在21世纪腾飞，依然激励着后人。当前，中医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方面也展现出了显著效果，尽管部分西医对此尚不了解或持怀疑态度，但中医人应继续积极宣传和推广中医的独特价值。

民国时期中医名家郓铁樵，原来是文学工作者，因连丧三儿，丧命于西医，于是改学中医。第四个儿子某日又感染了什么细菌病毒，发热无汗，呼吸喘促，于是自开麻黄汤，服后症减，大喜过望，得以自救。继续精研不辍，终成一代明医。

恽铁樵 1911 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1912年任《小说月报》主编。他非常重视章法文风，尝谓“小说当使有永久之生存性”，录用文稿，不论地位高低、名声大小，唯优是取，尤重奖掖晚生，育携新秀。当时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怀旧》，署名为“周逴”投到《小说月报》，恽铁樵独具慧眼。对这篇小说和作者倍加赏识，发表在第四卷的第一号上，对文中佳妙之处密加圈点，并加按语向读者热情推荐，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年后，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还提及此事。一时传为佳话。恽铁樵10年的编辑生涯虽与医学无缘，但却为他熟悉和掌握西医知识，以及其后的著书立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正当恽铁樵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时候，接连遭遇丧子之痛。1916年，年已14的长子阿通殁于伤寒，次年第二、三子又病伤寒而夭折。粗通医道的恽铁樵往往心知其所患某病，当用某药，但是苦于没有临床经验不敢轻举妄动，向医生建议商讨，从未被采纳，只是爱莫能助，坐以待毙。痛定思痛，深深地感到求人不如求己，遂深入研究《伤寒论》，同时问业于伤寒名家汪莲石先生。1年后第四子又病，发热恶寒，无汗而喘，太阳伤寒的麻黄证显然。请来的名医，虽熟读《伤寒论》但不敢用伤寒方，豆豉、山栀、豆卷、桑叶、菊花、杏仁、连翘等连续不断，遂致喘热益甚。恽铁樵踌躇徘徊，彻夜不寐，直至天明果断地开了一剂麻黄汤，与夫人说：3个儿子都死于伤寒，今慧发病，医生又说无能为力，与其坐着等死，不如服药而亡。夫人不语，立即配服。1剂肌肤湿润，喘逆稍缓；2剂汗出热退，喘平而愈。于是恽铁樵更加信服伤寒方，钻研中医经典，亲友有病也都来请他开方，而所治者亦多有良效。一日某同事的小孩伤寒阴证垂危，沪上名医治疗无效，恽铁樵用四逆汤1剂转危为安。病家感激万分，登报鸣谢曰：“小儿有病莫心焦，有病快请恽铁樵。”求治者日多一日，业余时间应接不暇，遂于1920年辞职挂牌，开业行医。不久门庭若市，医名大振。

更值得深思的是日本中医大家汤本求真，他原来是西医，可是他为什么走上中医道路上来，又后被称为“汉方医学中兴之祖”的呢？他也有一段与郓铁樵一样不堪回首的经历！

汤本求真，日本明治9年生人。父为石川县鹿岛郡寒村一富农，曾热望其长大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所以他报考了金泽医学专门学校（现在的金泽大学），攻读西医。1901年，25岁的他大学毕业，回乡当了一名医生。当时，只有学西医的人，才能取得医师资格证。

他家境富裕，开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诊所。就在其事业蒸蒸日上时，家庭却连遭不幸。先是家境渐衰，后是家人离世。1910年，恐怖的痢疾疫情在汤本家乡蔓延。

这是一种让人腹泻致死的烈性传染病。1893、1894年2年间，日本15万人患此病，导致4万人死亡。汤本所学西医，尚不能有效治愈此病。但作为医生，他不能见死不救。

更倒霉的是，日日外出巡诊的他，把病毒不慎带回了家。一天，他巡诊结束回家后，看到4岁的女儿躺在妻子的怀里，高烧不退，已经奄奄一息。

痢疾这个传染病，也是个烈性瘟疫。它潜伏于体内时，先是不动声色，寄生于肠壁，悄悄繁殖。但一旦发病，则病来如山倒。

病人常常突然病发，一日十几次大便，便呈绿水状，带脓或血，伴随高烧。

很快人就脱水而亡。虽然身为医生，汤本却无法挽救女儿。

施治无效，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儿撒手人寰。不久，汤本的爷爷奶奶也因痢疾而逝。

短短时间，一连串的打击。一家老小3个亲人被瘟疫夺走性命，这在任何人都是无法承受之痛。

巨大的恐惧、灾难和绝望感，笼罩着这个医生之家。

“我悔恨自己所学之西医，回天乏术，在家中烦闷焦躁了几个月，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

汤本后来回忆，是一本书振奋了自己。偶然的一个机会，他看了日本著名中医和田启一郎的著作，发现中医在治疗西医认为的“不治之症”方面，有意想不到的奇效。

他茅塞顿开，马上找这位名医拜师学艺。之后，他潜心钻研，将余生全部精力投入对中医的研究和复兴之中。后来，他在神户市开一中医诊所，专门医治那些靠西医无法治愈的顽疾。

并在医界首创中医为主、西医为辅的疗法。其疗效堪称神奇。后来，一名被他医治好的律师，为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帮助，支持他把中医总结出来，出版成书，以泽后人。这就是被日本奉为国宝的汉医典籍《皇汉医学》。汤本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

“余少以亲命学医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明治三十四年卒业，旋供职医院，嗣复自设诊所，从事诊疗。至明治四十三年长女以疫痢殇，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偶读先师和田启十郎所着之《医界铁椎》，始发愤学中医。经十有八年，其间虽流转四方，穷困备至，未尝稍易其志。用力既久，渐有悟入，乃知此学虽旧，苟能抉其蕴奥而活用之，胜于今日之新法多矣。无如举世之人，竞以欧美新医相矜炫。中医之传，不绝如缕。此余所为日夜悼叹者也。既以稍明此学，不忍终默，窃欲振而起之，故不揣浅陋撰为是书，以俟天下具眼之士。”

汤本求真作为一个西医竟然救不了女儿的命，眼睁睁的看着女儿死去，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事啊！于是立志去学中医，并对中医用了很中肯的评价：“乃知此学虽旧，苟能抉其蕴奥而活用之，胜于今日之新法多矣。无如举世之人，竞以欧美新医相矜炫”，中医确实很旧，产生于几千年前，但如能掌握奥妙，远远胜于现代的西医；现在很多人以欧美新医相矜炫，这其实是他们理解不了中医而已。

美国有医师指出，一整个抗生素疗程可能造成体内有益菌无法修复的损伤，长期下来会降低人们对疾病与感染的抵抗力，这得花费数年时间采用特定营养素和益生菌疗法才能让身体趋于正常；且过度使用抗生素会大幅增长肥胖、第一型糖尿病、发炎性大肠疾病的发生率。

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腠，其气必虚”，也就是说在正常的状态下，身体处在阴阳平衡的状态中，即使遇见了大风大雨异常的气候变化，也不会得病。如果人体外受风、寒、暑、湿、燥、火，内受喜、怒、忧、思、悲、恐、惊，自身的正常状态被打破，就赋予了致病病毒或细菌生存发展的条件，这时就很容易生病。

按西医的做法，一旦得病就要想方设法杀死致病病毒，但是谁都想活，为了生存病毒肯定就千方百计地要变异，它不想死，因此它的变异的速度会远远超过我们研制药的速度。

真正的传统中医治疗阴证，是恢复阳气，是要把阴证往阳证转，除此绝无二法。瞑眩反应，是中医和西医的其中一个原则性的分别：中医是将疾患发出来，驱逐出之，一劳永逸；西医是将皮球按在水里般按住它，所以一辈子都无法摆脱，永无宁日。瞑眩反应（排毒反应）不是副作用，也不是过敏反应，而是身体气血能量上升、免疫功能增强后，把原来没有能力排出的毒素、细菌、垃圾驱除出身体的一种身体自我调节现象。身体体质提升以后，身体的自我修复系统在身体内部进行一次“大扫除”，解毒、排毒，净化血液，甚至把历年积累下来的毒垢清出体外，这样身体就要调整机能，恢复阴阳平衡，个别系统、器官出现调整期的不协调是正常的。

如事这些事例还不能唤起人们的思考，如果这些事例还不能唤起人们对西医西药局限性的认识，那么我们再来看下面几个事例！网上有一篇题为《回顾八位意外离世的疫苗研制（病毒研究）专家》的文章：

第一位：吴尊友（1963～2023）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在艾滋病流行病学、高危人群行为干预、预防控制策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2023年10月27日，吴尊友因胰腺癌不幸去世，享年60 岁。

第二位：唐伟国（1956～2022）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是我国体外诊断国产化的开拓者和践行者。2022年12月25日，唐伟国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伴发基础性疾病，在上海不幸逝世，享年66岁。

第三位：蒋华良（1965～2022）杰出的药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率先提出双黄连可抑制新冠。2022 年 12 月 23 日去世，享年 57 岁。

第四位：吴建国（1957～2022）就读武汉大学获微生物学学士、病毒学硕士学位；在美国爱达荷大学获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完成博士后任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暨南大学病原微生物研究院院长；佛山病原微生物研究院执行院长；2022年10月3日因突发疾病在广东佛山逝世，享年66岁。

第五位：曾兵（1970～2022）先后担任德国宝灵曼办事处医药代表，荷兰阿克苏诺贝尔集团欧嘉隆科技公司全球总部国际部职员，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广州代表处首席代表；

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

云南省发改委副主任，大连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2022年7月23日19时突发疾病医治无效在大连去世，享年52岁。

第六位：曹晓斌（1977～2022）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都在中国疾控防治中心工作。2021年底加入科兴集团公司，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冲锋战斗在防控第一线。2022年3月，曹晓彬感觉到身体不适，前往医院就医，被诊断出胆管癌晚期并伴有多发转移。2022年4月17日去世，年仅45岁。

第七位：白晓卉（1980～2022）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临床医学检验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疫情发生后，白晓卉马不停蹄地辗转于北京、新疆、河南、山东等各个疫情一线战场。作为山东省支援威海核酸检测队队长，在 2022 年 3月9日凌晨4时抵达威海后，立即带领4个工作小组全力投入到繁重的核酸检测工作中，不幸于 2022 年 3月20日6时45分因突发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去世，年仅 42 岁。

第八位：赵振东（1966～2020）九三学社社员，病原生物学和感染免疫学研究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课题组长、科技处长，“协和学者”特聘教授

疫情期间，赵振东教授夜以继日地坚守疫苗研发一线，连续奋战200多天，过度劳累倒在了出差途中，最终抢救无效，于2020 年 9月17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53 周岁。

我们对上面的人物的贡献与付出表达深深的敬意，对他们的英年早逝表达深深的惋惜与哀悼！但他们的早逝也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考！总感觉他们与那些亲自采药炮药整天沐浴药香却鹤发童颜的老中医不一样，也总感觉他们与那些七八十岁仍然在坐诊的老中医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