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都不敢这么写。丈夫和第三者办了假结婚证，想做试管婴儿，没想到这事被妻子很偶然地发现了。

泄露“天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给她丈夫发送的一份就诊通知书。这时候妻子才知道，丈夫瞒着她干了这么一出戏！

现在，这个案件真实地出现在正在审理的法庭上！妻子的诉求是，销毁丈夫与第三者婚外胚胎。据大河报等多家媒体报道，7月30日，法院开庭。在此前两天，丈夫申请不公开。也没当庭宣判。

更让人感觉一波三折的是，就在庭审即将开始时，妻子收到无锡这边法院传票，才得知，丈夫反手把她告了，起诉和她离婚，而且开庭的日子已经定了，8月11日。妻子态度很明确——胚胎销毁前，不同意离婚。

一个身患癌症的妻子，一对有着正读高三女儿的夫妻，没想到以这种方式闹掰了，闹到天下尽知的地步，也是唏嘘感慨。

这也应该是明面上第一例被推上法庭的案例。判决结果如何，将影响深远。

在此之前，妻子核实到，丈夫与第三者是通过伪造结婚证，在医院完成了辅助生殖的建档流程，已经到了就等胚胎移植的过程。对此向医院提出销毁胚胎的申请，被院方拒绝了，理由是，无法核验确认妻子朱女士所持的结婚证是否真实，也无法判定其建档用的结婚证为虚假证件。

好吧，这是一个伪论题。既然你不能证明朱女士所持证件的真假，那你怎么为前一个证件提供了合法办理程序？这是一个题外话，也不是说医院前面必须对假证件做鉴定。它没这个权限。所以重点不在这儿。

重点是朱女士处理上有可圈可点之处——

重症之下，得知丈夫这个信息，换很多人，可能早就崩溃了。她没有。但她没有隐忍。第一步，带高三女儿搬家，远离冲突现场，先保住自己和孩子的安全。再说孩子面临高考，不能把孩子给毁了。此举虽属无奈，却也是人身安全不确定状态下的理性避险。

第二步，从“伪造证件”入手，先让丈夫受到行政拘留处罚。这一步，让丈夫把违法记录坐实了，既让他付出即时的代价，又给自己留下了进一步博弈的底气。这里值得总结的是，面对婚姻中特别复杂的状况、面对后果难料时，找一个正经做事的律师做参谋，很重要。就是，用法律去博弈，不是用眼泪。更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那种。

第三步就是前面讲到了，面对丈夫精准到开庭之前的突袭式离婚，果断以“胚胎销毁前不同意离婚”做回应。这是她在法律框架内为数不多的筹码，也是向法庭传递的核心信号——这事不了结，婚姻不终结。这里同样要点到的是，对方策略也很到位。离婚这招用心重，杀心也很重。

是的，在法律框架下，双方把能用的筹码都用上了。夫妻闹到这份上，也是让人很慨叹！

既然走到这一步，劝和已经没意义，而且没有回头路。接下来的重点是，用假结婚证，一路闯关闯出来的胚胎，原配要求直接销毁，我们从法理上、伦理上、情理上，应该给出确切的答案。

按照院方的说法，一旦朱女士离了婚，丈夫和第三者补办了真实结婚证之后，这枚胚胎就可以合法移植。这话是有依据的。对男方和第三者来说，也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对原配来说，不愿让其得逞，也是可以理解。

医院讲的是法理。法理讲的是“权利”的归属问题。而冷冻胚胎是什么？是很特殊的一个“伦理产物”。因此从权利的理论上，处置权应该归“精卵”的提供者。所以问题来了——不是原配提供的，她没权力销毁。这个道理很直白，放之四海讲得通。但情感上过不去！

站在婚姻情感的角度，丈夫是用假证，在婚内跟别人造胚胎，践踏婚姻、伤害妻子、冲击公序良俗。所以法理和情理，在这里撕开了一道大口子。

但如果站在纯粹的法理角度，即便男方再有错、再恶劣，法庭也没法直接判销毁。为什么？因为处理胚胎的主体是这个违法造假的丈夫，同时是这个第三者。他们俩才有这个权利。也就是，法律不能因为男方造假，顺手就把第三者的权利也给端了。这个底线没法破，不能破。

所以灵魂拷问又来了——怎么办？再戏剧、再难办，法庭也要办。方向还是有的！

男方是权利人，但不是干干净净的当事人。他有着伪造证件的违法行为和前科。行政拘留的处罚，已经给他定了性。但这个行为和前科，能否成为法官权衡时压在法律秤盘上的砝码呢？当然能。比如对他的可信度，比如在财产分割时的倾斜度，具体到胚胎处置这一个核心争议上，可以影响到这个男人主张权利的权重。这些在法官手上有一定的裁量权。就看法庭朝向哪边做倾斜。

必须说明的是，这种倾斜并不是让法庭做出法外施罚，也不是和稀泥，而是指，就这对夫妻而言、这个案例而言，你一个违法者不能跟守法者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想这个理，法官应该会认。

这个案例确实难，而且是两难。两难难在哪？判处销毁，和法理会撞车；判不销毁，等于默认可以。所以这个案例怎么判，怎么判才能不让它变成别人的示范？特别考验智慧，特别考验定力。

法庭还没宣判。全社会在等一份判决。实际是在等着看这个胚胎的去留，看司法在哪条边界划红线、下定义。我的倾向是，权利值得尊重，但违法者的既成事实，不能无限度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