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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个问题啊：一场大饥荒来了，最先饿死的是哪种人？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地主，偏偏是种粮食的农民。
1942年河南，有个场面我每次想起来心里都发紧啊——农民把最后一袋麦子装上独轮车推到镇上去交征购，回来的路上顺手剥树皮，粮食是他种的，车是他推的，饿死的还是他，你说这事儿上哪儿说理去？大家好，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看着反常、其实一点都不反常的事：饥荒里，为什么最先倒下的总是生产者。
那年河南的灾，是旱完了蝗，蝗完了兵，兵完了还有税，天灾是真的，可光有天灾，一个省死不了上百万人。到底死了多少说法不一，100多万到300万都有人讲，河南当时3000万人，咱们取中间那个数，十个人里少一个，你算算，一个百十口人的村子秋后就得少十个，少的是哪几户？地少的，没牲口的，还有男人被拉走当兵的。
同样遭灾，户和户也不一样。佃户租地种，收成一半交租，灾年租子不减，头一个垮的就是他；自耕农有几十亩薄田，还能卖地换粮，多熬两季；只有几亩地的，两头都不占，最先见底。
先说粮是怎么走的。1941年起田赋改征实物，不收钱，直接收麦子，打完场先交军粮再交租子，剩下的才是自己的，你听着还剩点？上头一层一层往下摊，县里的公粮、乡里的杂派、过路队伍的补给、修路修桥的捐，单拎哪样都不多，摞一块儿就撑不到开春。
有些县还搞预借，明年的粮今年先拉走，农民按了手印，来年地里还没下种，粮已经不算他的了。撑不到开春的还有两条路：一条卖青苗，地里麦子没熟，半价卖给粮商；一条借高利贷，借一斗，秋后还三斗。两条路走完，地还在他手里，收成不是他的了，你说这叫什么道理。
驻军也要吃。河南那年驻着几十万军队，第一战区的人吃马嚼，粮就地征，车队一来先装军粮，铁路忙着运兵运械，粮车排在后头一列一列往西开，车厢里是兵，站台上是要饭的。交粮还得过筛子，潮了扣，秕了扣，一斗粮折成八升，官价追不上黑市，他交出去的是实打实的麦子，换回来一张条子。粮食产出来了，产出来第一口不归他。
有人就说了，那少交点、藏一点不行吗？藏不住。河南、皖北有个老习俗叫吃大户，说是习俗其实也不算习俗，是活法——荒年本村人可以去富户家里吃饭，富户不能关门，地主家还有粮，村里就不能让人饿死，这是那时候的理。谁来吃、吃几顿，族里的长辈说了算，可你也别以为能吃多久，吃到第三天，管事的就开始往外赶人。这规矩看着像善心吧，其实彼此都明白：我给你一口饭，你别把我往死里逼。
所以那阵子的地主，哪有戏台上摇扇子的派头，一个个守着粮囤跟看仓库的差不多，夜里睡不着，琢磨的全是粮往哪儿藏。粮囤见了底，村里的规矩也就没了：先是本村人天天来，再是外村人结伙来，最后来的带枪。土墙挡得住两个散兵，挡不住几百个饿了半个月的人。农民连院墙都没有，谁家粮囤里还有半袋麦全村都知道，因为囤就戳在院子里，盖块破席子。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打进洛阳，城里有位福王朱常洵，万历皇帝的儿子，王府的粮堆得放不下，城破他被活捉、杀了，跟几头鹿一起下锅，几千兵士分着吃了，《明史》把这事记了下来，说那锅东西叫福禄酒，他300多斤的体重书里也特意写了一句。亲王都守不住自己的粮，一个农户守得住？可顺序得看清——福王是城破了才死的，农民死在城破之前，死在自家粮还没吃完的时候，福王有城墙、有护卫、有存粮，农民三样都没有。
粮守不住，人就只能另找活路。灾荒年人靠什么活？靠的是缓冲，说白了就是家底。城里有粥厂、有平粜、有善堂，农民离县城几十里，没脚力也没消息，等他知道城里开仓，粥厂早散了。
再就是征兵。壮丁拉走，家里少一个整劳力，地种不完荒一半，有的户为了不去当兵，卖地凑钱买丁，地少了粮更少。
清朝起各县都设常平仓、义仓，丰年收粮荒年放粮，到民国——到民国早就空了——粮不是霉了就是被挪去卖了，簿子上还记着数，仓门一推开是空的，县官换了几任，窟窿填了几回，上头来查簿子做得齐整，仓底垫几层席子，面上铺一层好粮。就算仓里还剩几石，也轮不到几十里外那个农民：他没牲口，走一天到县城，粥厂早撤了，就算赶上一人一天一碗稀的，队从街口排到街尾。
城里不一样，城里有粮店、有仓库、有兵守着，城里人饿急了能上街能堵在衙门口；农民饿急了躺在自家炕上，死了，邻居第二天才知道。开春最难熬。头一年的秋粮吃完，新麦还没下来，这叫青黄不接，3月的日头一天比一天长，锅里一天比一天空，饿急了的人挖观音土，吃下去顶饱，拉不出来，胀死的不少。
一个农户撑不下去，卖东西是有顺序的：先卖牲口，再卖农具，再卖地，最后卖人。牲口卖了，来年耕地靠人拉；农具卖了，地也种不成；地卖了，他就从种粮的变成要饭的；到卖儿卖女那一步，这个家就散了——这个道理没人教，饿到那一步自己就想明白了。
农民一路卖到卖人，那地主呢？地主也难，可他有几样农民没有的东西：存粮、院墙、族里的壮丁、认识县里师爷的读书人，荒年他还能舍粥，摆个样子换太平，这几样加一起就是几个月。农民只有一双手。
荒年里手最不值钱：平常打一天短工换几斤粮，灾年一碗稀饭就有人抢着干，他有力气可没人雇，想逃荒走不动，想借粮吧，没人敢借给一个还不起的人。哪几户先倒，年年都一样：地少的、没牲口的、家里没人在外头做事的、离集市远的。他们比谁都能吃苦，可就是因为太能吃苦，一辈子只会种地，也只剩下种地这一条路。
回到开头。农民先饿死，不是不会种地，是只会种地：一辈子的身家压在一季庄稼上，产出的第一口先交出去，最后一口才留给自己，中间哪一环断了——旱、蝗、兵、税——第一个倒下的就是他。
1942年那袋推去交征购的麦子，和崇祯年间洛阳城外等着分粮的人群，是一件事的两头：粮食往哪儿走，人命就往哪儿走。饥荒杀人很少是因为粮食不够，够不够轮不到种粮的人说了算，农民排在最后，手里没有一样东西能换来先吃一口。下次再看见"丰收年农民饿死"这种新闻，你别急着说不合逻辑——逻辑一直很清楚，只是没站在农民那边。
参考资料
张廷玉等：《明史》
宋致新：《1942：河南大饥荒》
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