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代《西游记》研究的“讲道说”泛滥之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游记》主要表达了儒家思想，学术界称其为“劝学说”。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尤侗的《西游真诠序》和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

《西游记汇评本》，曹炳建、韩洪波辑著，大象出版社2025年6月版。

尤侗（1618-1704），清初著名文人，字展成，号悔庵，晚号西堂老人，长洲（今苏州市）人。他曾多次参加乡试而不能考中，顺治年间以贡生授官，曾受到顺治皇帝的赏识，被称为“才子”。

尤侗于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参与撰修《明史》。康熙皇帝也曾以“老名士”称呼他。

尤侗著述颇丰，有《西堂全集》等传世。他又是一位戏曲家，著有杂剧《读离骚》《桃花源》《清平调》《吊琵琶》《黑白卫》五种，传奇《钧天乐》一种。

尤侗的《西游真诠序》载于《西游真诠》卷首，理应是尤侗应邀为《西游真诠》所写的序言，但实际上尤侗和陈士斌的思想并不一致。

陈士斌主要是用道教理论来解读《西游记》，但尤侗序中却更多地强调三教合一，而以儒为主。

在尤侗看来，儒释道三教虽然各有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但其在“心”“性”等问题上却是一致的：“东鲁之书，存心养性之学也；函关之书，修心炼性之功也；西竺之书，明心见性之旨也。”

尤侗的评价，的确抓住了明清时代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的核心。徐朔方先生曾经说过：“在宋、元、明士大夫中间”，“只有三教合一而以儒为主的儒者，或三教合一而以道为主的道者，或三教合一而以佛为主的和尚或居士。”[1]

其实，徐先生这里只是就三教合一的表面形式而言的，三教合一的真正内涵，却是合在对“心”与“性”的认识方面。

《西游真诠序》

但是在释、道两教中，尤侗似乎更偏向于佛教。他在序中这样说：

吾尝读《华严》一部而惊焉。……后人有《西游记》者，殆《华严》之外篇也。其言虽幻，可以喻大；其事虽奇，可以证真；其意虽游戏三昧，而广大神通具焉。知其说者，三藏即菩萨之化身；行者、八戒、沙僧、龙马即梵释天王之分体；所遇牛魔、虎力诸物，即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迦之变相。由此观之，十万四千之远，不过一由旬；十四年之久，不过一刹那。八十一难，正五十三参之反对；三十五部，亦四十二字之余文也。盖天下无治妖之法，惟有治心之法，心治则妖治。记《西游》者，传《华严》之心法也。

“《西游记》者，殆《华严》之外篇也”,“记《西游》者，传《华严》之心法也”，如果单看这些文字，很容易认为尤侗是在借助《西游记》宣扬佛教思想。

一些学者认为《西游真诠》秉持“谈禅说”，正是被尤侗这些文字所迷惑。

《尤侗集》

实际上，作者紧接着笔锋一转，说道：

更有奇者，合二氏之妙，而通之于《易》，开以乾坤，交以离坎，乘以姤复，终以既济、未济，遂使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会归于《西游》一部。一阴一阳，一阖一辟，其为变易也，其为不易也，吾乌乎名之哉？

《易经》向来被称为儒家著作，被置于十三经之首。这里作者把《易经》作为统领释、道两教的纲领，明显表现出儒家观念。作者接着又说：

然则奘之名玄也；空、能、净之名悟也，兼佛老之谓也。举夫子之道一以贯之，悟之所以贞夫一也。昌黎有云：“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孔子者习闻其说，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吾师乎，吾不知其为谁乎？

这里的“举夫子之道一以贯之”，指的便是用儒家思想贯通和统领释、道二教。特别在序文的最后，尤侗不无愤激引用韩愈的话，表达对儒学地位衰落的不满，并发出了“吾师乎，吾不知其为谁乎”的质问，明显表达了作者的儒家思想立场。

《尤侗年谱》

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学界称为“新说本”。

张书绅，字道存，号南薰，三晋西河（今山西省汾阳县）人。其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活在康乾之间。乾隆《汾州府志》记其曾为“同知署龙门县知县”[2]。光绪《汾阳县志》有传，言其为“广东同知，权大埔县事”。传末称其“好读书，富撰述，宦游常携书数十簏。性廉慎，所莅有循声”[3]。

据《新说西游记总批》，作者幼年即对《西游记》产生了浓厚兴趣，并陆续撰写了部分书稿。乾隆十三年（1748）在广州任上暑热无事，于是便于六月二十六日寻出旧稿，“至七月初九日，十四日夜，草稿粗成；至闰七月二十日，真本笔削初定”。由此可知，《新说西游记》成书于乾隆十三年。

清光绪十四年味潜斋石印本《新说西游记图像》

《新说西游记》国内外收藏较多。其最早的刊本为“晋省书业公记藏版”本，大概即刊印于成书的当年。第二年，即乾隆己巳年（1749），又有其有堂刊本。

此后的版本有：善成堂刊本，上海校经山房石印本，味潜斋石印本等。其中味潜斋石印本题“新说西游记图像”，光绪十四年（1888）刊，卷首有王韬所撰序，流行较广。

实际上，张书绅评点《西游记》也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在《西游记总论》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予幼读《西游记》，见其奇奇怪怪，忽而天宫，忽而海藏，忽说妖魔，忽说仙佛，及所谓心猿、意马、八戒、沙僧者，茫然不知其旨。尝问人曰：“《西游记》何为而作也？”说者曰：“是讲禅也”，“是谈道也”。心疑其说，而究未明确其旨。及游都中，乃天下人文之汇，高明卓见者时有其人，及聆其议论，仍不外心猿意马之旧套，至心猿意马之所以，究不可得而知也。迄今十余年来，予亦自安于不知而不复究论矣。乙丑年由都归省，值呈安天会，触目有感，恍然自悟曰：“是矣！是矣！予今而知《西游记》矣，予今而并知作《西游记》者之心矣！”

从这段文字来看，张书绅自小就喜欢上了《西游记》，对《西游记》主旨的探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他最后写成这么一部《新说西游记》，也是长期探讨的结果。

张书绅的“劝学说”，是在有意与“讲道说”的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从前引相关文字我们即可以看出，当时从京城到地方，已经被“讲道说”充斥。因此张书绅在评点文字中，首先对“讲道说”和“谈禅说”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他在《自序》中这样说：

清光绪十四年味潜斋石印本《新说西游记图像》自序

此书由来已久，读者茫然不知其旨。虽有数家批评，或以为讲禅，或以为谈道，更又以为金丹采炼，多捕风捉影，究非《西游》之正旨。将古人如许之奇文，无边之妙旨，有根有据之学，反目为荒唐无益之谭，良可叹也！

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他又这样说：

《西游》一书，古人命为证道书，原是证圣贤儒者之道，至谓证仙佛之道，则误矣。何也？如来对三藏云：“阎浮之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多淫多佞，多欺多诈。”此皆拘蔽中事，彼仙佛门中，何尝有此字样？……且不特此也，就如传中黑风山、黄风岭、乌鸡国、火焰山、通天河、朱紫国、凤仙郡，是说道家那一段修仙？是说僧家那一种成佛？又何以见得仙佛同源、金丹大旨？求其注解，恐其不能确然明白指出，真乃强为幻渺，故作支离，不知《西游》者也。

应该说张书绅对“讲道”“谈禅”等说法的质问，还是很有力的。

清光绪十四年味潜斋石印本《新说西游记图像》总评

他指出“讲道”“谈禅”采用“捕风捉影”的手法，将《西游记》解释得支离破碎，也看出了问题的实质。

在批判“讲道说”的基础上，张书绅指出《西游记》“原是证圣贤儒者之道”。他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这样说道：

今《西游记》，是把《大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备细，写了一尽，明显易见，确然可据，不过借取经一事，以寓其意耳。

又说：

“游”字即是“学”字，人所易知；“西”字即是“大”字，人所罕知。是“西游”二字，实注解“大学”二字，故云《大学》之别名。人必于此二字体会了然，全部文义则自不难晓矣。

显然，张书绅是把《西游记》看成是一篇《大学》。

《西游记》是一部描写神魔斗争的通俗小说，《大学》是一篇儒家的经典著作，二者根本就是两回事，可张书绅是怎样把二者生拉硬拽到一起的呢？他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这样说：

《四书集注》

三藏真经，盖即明、新、止至善，故曰“唐三藏”；“明德”即是天理，故云“太白李长庚”；“大学”原是大人之学，故云“齐天大圣”。

这里，将唐三藏的“三藏”看成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将太白金星看成是“天理”，将“齐天大圣”看作是大人之学，已经够牵强附会了，可是他又这样说：

三藏真经，何以皆是五千零四十八卷？盖按《大学》之字数而言也。细查《大学》经传朱注字数：圣经，二百零五字；十章，一千五百四十八字；小注，只云一千五百四十六字，不知何故；朱注，三千一百三十三字；序文，五十六字；章传，一百零五字。共合五千零四十七字，尚少一字，其数不符。或计算之差，抑亦古今之异，然不可得而知矣。

实际上，《西游记》中唐僧所取《三藏真经》为五千零四十八卷，是按《开元释教录》中佛教经典的卷数而言的，并非是“按《大学》之字数而言”。

《开元释教录》

一般所谓的“三藏真经”，指的是“经”“律”“论”三藏，并非如张书绅所说盖即“明”“新”“止至善”这么三个条目。

更令人可笑的是，张书绅拼凑来拼凑去，《大学》加上朱熹的注解等文字，还是凑不成五千零四十八个字，只好以“或计算之差，抑或古今之异”来搪塞。

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张书绅是如何牵强附会，硬把《西游记》说成是《大学》的。他批评“讲道说”“多捕风捉影”，而他的说法又何尝不是捕风捉影呢？

不仅如此，张书绅在具体的评点过程中，又把一百回的《西游记》分成了三大段；三段之内再加细分，分成了五十二节。

在张书绅看来，这五十二节，每一节都是用来解释《大学》中的一句话的。

如第一回是解释“大学之道”，第二回是解释“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第五回孙悟空大闹蟠桃会是解释“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第九回写金山寺长老收留江流儿是解释“物有本来，事有终始”，第四十至四十二回写火云洞红孩儿故事是写“见利思义”等等。

其中第五回孙悟空大闹蟠桃会的解释似乎还沾点边，其它的解释简直让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那么张书绅是如何牵强附会的呢？让我们再具体地分析一下张书绅对朱紫国故事的解释。

清光绪十四年味潜斋石印本《新说西游记图像》第一回

《西游记》第六十八至七十一回写唐僧师徒取经来到朱紫国，皇帝因为正宫娘娘被妖怪抢去而生病。孙悟空不仅治好了国王的病，又计盗紫金铃，降伏妖怪赛太岁，救回了金圣宫娘娘。张书绅批这个故事是写“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矣”。

书中写道，国王有病，贴出招医榜文，其中有“稍得病愈，愿将社稷平分”等话，张书绅便在此处批道：“好大家产，即得一半亦不是小小家业。先点明‘富’字，‘为’字便不落空。”

后来孙悟空为国王治病，在张书绅看来，便是在写“为”字。孙悟空本来没有读过医书，却敢于揭皇榜为国王看病，这就是“庸医”。“庸医”给人看病贪的是钱财，却经常因为医术不好而杀人，这就是“不仁”。

后来孙悟空给国王看病开药，为了避人耳目，要求八百零八味药每味都要三斤。猪八戒便对孙悟空开玩笑说：“知你取经之事不果，欲作生涯无本，今日见此处富庶，设法要开药铺哩。”张书绅便在此处批道：“数笔点透‘为富’之意。”本来是玩笑话，是作者笔墨的诙谐幽默之处，却被张书绅当了真。

《新说西游记图像》中国书店影印本

朱紫国国王向唐僧师徒介绍自己的后宫娘娘，其中正宫称“金圣宫”，东宫称“玉圣宫”，西宫称“银圣宫”，张书绅便批曰：“金玉满堂，足见其富。”因此，他便把朱紫国国王说成是“富翁”。因为朱紫国皇帝忧国忧民，这就是“为仁”。

后来妖怪赛太岁把金圣宫娘娘夺走了，张书绅便认为：“没有金子，自然不富。”可见，在张书绅看来，孙悟空不读医书而为国王治病，就是“为富不仁”；朱紫国国王忧国忧民，金圣宫娘娘却被妖怪夺去，就是“为仁不富”。诸如此类牵强附会，胡批乱点，在新说本的评语中比比皆是。

让我们再来看看第八十三回的批语。这回写到孙悟空发现了老鼠精地涌夫人供奉的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的牌位，于是便拿着牌位，到天宫玉皇大帝那里告御状，指责托塔天王纵使女儿变化妖精，捉去师父唐僧。

张书绅评论哪吒三太子和李天王，就认为哪吒之所以被称为“三太子”，是因为哪吒在“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中代表着“礼”；“礼居五常之内第三条”，所以哪吒便是“三太子”。

李天王因为“兼仁、义、礼、智、信”，是“天理之王全体”，所以才被称为“李天王”，所以他才是哪吒的父亲。哪吒有三头，是因为《大学》中有“三纲领”；哪吒有八条臂膀，是因为《大学》里边有“八条目”。

可是《西游记》只说哪吒曾经会变“三头六臂”，却没有说哪吒会变“八臂”。可见，张书绅为了凑数，只好自作主张，给哪吒加上了两条臂膀。这些评点，比起“讲道说”捕风捉影式的批评，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剪纸哪吒闹海

很明显，张书绅这种评点方式，完全是八股文式的评点方式。明清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就是八股文，考试的题目就是儒家经典中的句子。考生要以朱熹所注《四书集注》为依据，仿照古人的语气，去阐述儒家经典，“代圣贤立言”。

张书绅应该是一位写八股文的高手，所以当他欣赏《西游记》的时候，便不自觉地用欣赏八股文的眼光来看待小说《西游记》。

这样在他的眼中，《西游记》的每一回或每一故事，似乎都像八股文那样，在阐释儒家经典中的某句话。或者更直接地说，在张书绅的眼中，《西游记》的作者就是在用写八股文的方法来创作《西游记》。

这样来看待《西游记》，怎么会不将《西游记》的研究引到歧路上去呢？正因此，鲁迅便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清代的“劝学”“谈禅”“讲道”诸说，都是“三教之徒”“随宜附会而已”。

《中国小说史略》

这里所说的“劝学”，指的就是张书绅的观点。胡适则说得更干脆：“《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4]

如此声色俱厉，可见胡适对这些说法，真是达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正是学界泰斗们这种结论性的意见，影响到后来的人们对包括《西游证道书》《新说西游记》等版本亦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当然更不用说去深入探讨了。

虽然张书绅的评点有着诸多缺陷，但客观地说，也并非一无是处。当他脱离自己顽固的思想偏见和那种八股文式的评点方式，能够客观地看待《西游记》的时候，他的一些批语还是有一定启发作用的。这种启发作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张书绅在不少时候把《西游记》看成是一部具有寓言意味的哲理小说。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他就这样说：

《南华庄子》是喻言，一部《西游》亦是喻言，故其言近而指远也。读之不在于能解，全贵乎能悟，惟悟而后能解也。

《庄子》本来是一部说理性质的论说文集，但是庄子在说理的时候，并不是直接说理，而是运用许多寓言故事来讲说道理，使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和容易理解。

《覆宋本庄子注疏》

《西游记》是一部小说，但是在其创作中，同样寓含了一定的哲理性。

张书绅在评点的过程中，不仅看到了《西游记》的寓言性质，而且就其中所寓含的哲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就说：

《西游》一书，是把一个人从受胎成形起，直写至有生以后；又从有生以后，直写到老，方才罢手。分而言之，有唐僧、行者、八戒、沙僧、白马之疏；合而计之，实即一人之四肢五脏全形耳。五圣成真，是人一生之事业已完。有此功智德文章，自可以垂千古而不朽。

这样的评语就有一定的合理性。当今有学者认为，《西游记》就是阐释人生哲理和描写人生阶段的。

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就像是人在青少年时期，还不成熟，行动不免毛躁，甚至有些越轨的胡闹；西天取经的孙悟空，就像是人到了中年，成熟了，才逐步走上正轨，努力于事业的奋斗，执着于理想的追求 [5]。

《大闹天宫》彩色动画片海报

这种观点，或者是和张书绅的观点不谋而合，或者就是受到张书绅的启发而提出来的。

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张书绅还这样说道：

人生斯世，各有正业，是即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或至双叉岭差路，或到宝象国招亲，或为幌金绳牵系，或在木仙庵偷闲。中途半路，即多改行易辙，是以求一到西天者而已寡，又何能返本还元，以见其本来之旧也？

这显然是在说，取经就是唐僧的事业。

正因为唐僧能坚持不懈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不为名利牵绊，不为色情动摇，不被妖魔吓倒，不被艰险所困，才能取回真经。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事业，但是许多人却事业无成，就是因为不能持之以恒。

这种对《西游记》思想内涵的揭示，也是很有道理的。取经是一项可以使人们摆脱苦难的事业，这是前代流传故事和吴承恩的共识。

取经故事演变过程的特征之一，便是逐渐脱离了其本身的宗教性质，而被赋予事业和奋斗的象征性意义。

连环画《偷吃人参果》

此外，如第二十四回写八戒吃人参果，“拿过来，张开口，毂辘的吞咽下肚”。张书绅于此处夹批说：“好吃！有此一吃，天上少有，世间绝无，所以千古至今传为美谈。凡读书而不求解者，大率类此。”揭示了猪八戒吃人参果的哲理内涵。诸如此类评语，在新说本中还有不少。

其二，张书绅还从社会学和人性的角度来看待《西游记》。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作品中妖怪本质的揭示上。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张书绅即这样说：

（《西游记》）何以却写出许多妖怪？盖人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是为不明其德者一翻。于是忠之德不明，则为臣之道有亏；孝之德不明，则子之道有未尽。以至酒色财气、七情六欲、争名夺利、不仁不义，便作出许多的奇形，变出无数的怪状。所以写出各种的妖魔，正是形容各样的毛病。此德不明，至善终不可止，而如来又何以见也。

又说：

人生学业不成，皆因物欲多故。外边的魔障，即是内里的私欲，故云“心生，种种魔生也”。

清粉彩大闹天宫神仙人物纹瓷板

在人类的童年，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力本能地感到恐惧，于是自然力便被人格化，并表现出超自然的特征，于是神和妖便都产生了。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神和妖，赋予妖各种人的属性，认为妖就是人性缺陷的外在表现形式。张书绅认为妖怪就是人类社会的酒色财气、七情六欲、争名夺利、不仁不义等各种私欲的形象化的表现，正是从人性角度对妖怪的解读。这对于我们认识《西游记》中的妖怪的社会属性，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同时，新说本还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如第三十三回写孙悟空变成道士，把金箍棒伸出去，绊了精细鬼和伶俐虫两个小妖精一跤。两个小妖爬起来，指责孙悟空为什么绊倒自己。孙悟空便说：“小道童见我这老道人，要跌一跌儿做见面钱。”

此处张书绅又有夹批说：“见面犹要，则无处不要。”指出当时社会到处要钱的丑恶现象。

再如第二十七回写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八戒从中挑拨，唐僧大念《紧箍咒》，张书绅即在回前批中说：

太宰之间伍相，使其句句无言；上官之害屈平，使其处处没法；八戒之谗行者，着着令其莫辩。不怪其降魔无术，窃叹其害贤足智。至长老把《定心真言》，竟作殴心之要诀，虽欲不去，不可得矣。

陈惠冠绘唐僧

评点者从猪八戒进谗言，挑拨唐僧念《紧箍咒》，揭示了封建时代政治上普遍存在的挑拨离间、构陷忠臣的现象。

又如第六十五回写黄眉怪假设雷音寺和假变如来佛，欺骗唐僧师徒，张书绅于此回回前评中说：

且天下事，有大必有小，有真即有假。……于是有假道学、假才子、假聪明、假仁义、假忠孝、假廉节，无一不有假。甚至假之不已，则径假如来、假雷音矣。此迨久假而不归者也。

再者，在夹批中又指责当时儒生们“欺世盗名”，“口读孔孟之书而行狗彘之事”。这种对封建儒生种种“假”现象的揭露，同李贽批评程朱理学的信徒们“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有着惊人的一致。

《李贽全集注》

再如第七十回回前评说：“为富的面貌凶如猛虎，为富的心事毒似豺狼，故比之曰‘太岁’，以见其至恶而无以复加矣。虽为‘为’得财高北斗，米烂陈仓，欲求其一毛之拔而不可得。”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为富不仁”。

此外，第三十一回写奎木狼下界为妖，张书绅便在夹批中说：“世间有似奎星而实妖魔者，安得孙悟空驱逐上天！”指出当时社会妖魔横行，表达了驱除妖魔的愿望。

其三，对《西游记》的审美价值予以很高的评价。

这里面最突出的，便是对《西游记》“奇”的艺术特色的认识。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奇”是很重要的文学审美观念。

在明代之前，一般意义上的“奇”主要有三种含义：

一是和“虚与实”中的“虚”相对应，如王充《论衡•艺增篇》所说：“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于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6]这里的“奇”是指虚构意义上的“奇”，即以虚构的手法，表现“奇”的风格。

二是和“真与幻”中的“幻”相对应，如萧绮在《拾遗记序》中所谓“殊怪必举，纪事存朴，爱广尚奇”[7]，洪迈所谓“爱奇之过，一至于斯”[8]，都是指神妖鬼怪类的题材之“奇”，即用“幻”的题材，表现出“奇”的风格。

三是虽然取材于现实生活，但人物特异独出，事件离奇曲折，如唐宋传奇之“传奇”就是如此，即以“奇”的笔法，表现出奇的风格。

所以，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奇”这一种审美命题既与“虚”和“幻”有一定的联系，也与一定的笔法和风格有联系。

明清时期关于“奇与正”的探讨，基本上是对前代的继承和发展。张誉在《北宋三遂平妖传序》中就说：“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9]这里的“以幻为奇”，指的就是以幻想类题材，表现出奇的风格，是属于题材之奇。

《三遂平妖传》

睡乡居士在《二刻拍案惊奇序》中认为：“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10]这里所谓以“无奇”为“奇”，是指在现实题材小说的创作中，运用“奇”的笔法，使作品表现出奇的风格，属于笔法之奇。

此外，在《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和《西游证道书》中，也有不少评语谈到了“奇”这种审美观念。

但是，真正对“奇”这种文学审美观念论述得比较多且比较深刻的，却不能不推《新说西游记》。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即说：

《西游记》称为四大奇书之一。观其龙宫海藏、玉阙瑶池、幽冥地府、紫竹雷音，皆奇地也；玉皇、王母、如来、观音、阎罗、龙王、行者、八戒、沙僧，皆奇人也。游地府、闹龙宫、进南瓜、斩业龙、乱蟠桃、反天宫、安天会、盂兰会、取经，皆奇事也。西天十万八千里，觔斗云亦十万八千里；往返十四年，五千零四十八日，取经即五千零四十八卷；开卷以天地之数起，结尾以经藏之数终，真奇想也。诗词歌赋，学贯天人；文绝地记，左右回环，前伏后应，真奇文也。——无一不奇，所以谓之“奇书”。

上海中新书局刊本《新说西游记》

张书绅这里所说的“奇地”，即指《西游记》的神话环境；“奇人”，即指《西游记》的神话人物；“奇事”，即指《西游记》的神话故事。

神话环境、神话人物和神话故事构成了《西游记》“奇幻”特色的主要内容。可见，张书绅所谓的“奇”的第一个含义，即是指的《西游记》的幻想题材之奇。

张书绅这里所说的“奇想”，是指《西游记》的构思之奇；所谓的“奇文”，指的是《西游记》的行文笔法之奇。“奇想”和“奇文”，构成了张书绅所谓“奇”的第二个含义，即构思笔法之奇。

在具体的评点过程中，张书绅也主要就这两个方面，即幻想类的题材之奇和构思笔法之奇展开评点，但更注意对《西游记》构思笔法之奇的揭示。

如第三回写两个勾死人乘着孙悟空喝醉了酒，将他勾进了地府。他酒醒之后，心中大怒，从耳朵中取出金箍棒，将两个勾死人打为肉酱，又轮着棒，打进城中，吓得众鬼卒跑上森罗殿向阎王报告：“大王，祸事！祸事！”

张书绅在此处夹批说：“森罗殿上报祸事，奇闻！”阎王看到孙悟空相貌凶恶，口中连叫“不敢！不敢”，张书绅又批道：“阎王竟怕鬼矣，真乃奇谈。”同一回的回末总评又写道：

写龙宫已难，写地府更难。以一回之内兼写两处，且俱是绝世奇文，读之云峰峙立，雪浪千层，不惟文章另开生面，即读者心中、目中，亦若果有一地府、龙宫，如亲历其境者。真乃前代之所不见，传奇之所绝无者也。至起伏转接，悉本天地之自然，读之并无痕迹，真乃妙笔，真正奇文。

上海校经山房石印本《新说西游记》

这里不仅指出了《西游记》的幻想笔墨“前代之所不见，传奇之所绝无”，也指出了《西游记》“另开生面”的构思笔法之“奇”。 第十三回回末总评又说：

此回乃取经入手之始，法脉最为紧要，瞻前顾后，头绪多端。看他一层一层，分的清楚，一处一处，布置的妥当。以太保作一接引过脉，直写至水穷山尽，忽闻喊叫如雷，何等惊异！何等爽快！此正是笔墨不险，文章不奇，哀梨并剪，并见其妙。

这一回写唐僧取经刚刚离开国境，便陷入虎穴，两个小徒弟被妖怪吃掉，唐僧本人幸得太白金星相助，才脱离了虎穴。

但唐僧上路之后，却又遇到猛虎毒蛇挡道。幸好猎户刘太保出现，才驱散猛虎毒蛇，救出唐僧，并将唐僧请到家中热情招待，第二天又送唐僧至两界山。

连环画《两界山》

但到了两界山分界之处，刘太保却因不能私出国境而无法再送唐僧。唐僧正在穷途末路、束手无策之时，突然听见山下叫声如雷：“我师父来也！我师父来也！”就在人们急于知道叫喊者为谁的时候，文章戛然而止，到了回末。如此写来，的确正像张书绅所批：“笔墨不险，文章不奇。”

再如第三十三至三十五回，写孙悟空智斗金角、银角，孙悟空几次骗取了妖怪的宝贝，但又几次失去宝贝，甚至骗去的幌金绳反而把自己捆住。妖怪虽然几次捉住了孙悟空，但孙悟空都设法逃了出来，逃出之后，又化名为“者行孙”“行者孙”前来降妖。张书绅便在第三十四回回前总评中说：

《西游》之写赌斗变化者多矣，然未有如此回之新奇热闹者。魔王之宝贝始终有五，行者之姓名前后有三；魔王之宝贝得失无常，行者之姓名变换莫定。波浪千层，古怪百出。究竟魔王之宝贝到底有穷，大圣之神机始终莫测。至变老奶奶一段，妙想天开，笔墨飞舞，其中之奥妙，有不可以骤言者。

这些评语，的确揭示了《西游记》行文笔法的奇妙之处。

赵祥林绘火焰山

再如第五十九回至六十一回写火焰山的故事，张书绅在第六十回回前总评中就说：

文情至“火焰山”，曲折尽矣。酣战之际，忽思赴宴，笔阵至此一换。牛魔要闹中取静，大圣却不妨忙里偷闲。一调不虑蕉扇之有假，再调竟信八戒之为真。假得来，又假得去。机巧互见，变诈百出。

同一回的回末评又说：

火焰山之埋伏，实源于八卦炉；不知牛魔王之来历，已兆于水帘洞，法脉亦可谓沉细矣。至其中又前照火云洞，后伏碧波潭，无微不到，真正奇文，真正妙文。

从这些评语我们不难看出，张书绅对《西游记》行文笔法的欣赏，的确十分精到。此外，如：

上海鸿文书局刊本《新说西游记》

笔阵有如黄河之九曲，而变幻神奇，真千古之绝调。（第六回回末总评）

奇思天纵，妙想非凡。（第七回夹批）。

越想越妙，愈出愈奇。（第三十三回夹批）

一波才息，一浪又起，真是层峦叠峙之奇。（五十四回夹批）

朱紫国的病是双鸟失群；孙行者的铃偏是雌雄相遇，章法绝妙。世人徒称西汉（指《史记》——引者注）为绝世之奇文，殊不知《西游》之文更奇。（第七十一回回末总批）好照应！真有飞云接日、断桥得路之妙。（第九十九回夹批）

此类批语，在《新说西游记》中俯拾皆是。

张书绅不仅揭示了《西游记》的“奇幻”特点，而且揭示了《西游记》“幻中有真”的特点，认为“虚事竟要附会成实事，方不愧为奇书”（第十二回夹批）。

关于《西游记》“幻中有真”的特点，以李评本卷首所载袁于令的《题辞》所论最为突出。袁于令揭示《西游记》“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指出《西游记》“驾虚游刃，洋洋洒洒数百万言，而不复一境，不离本宗”，都是对《西游记》“幻中有真”特点的精到论述。

但是，对《西游记》如何“幻中有真”，袁于令却由于篇幅的限制，未能加以详细论述。李评本的评语和后来的《西游证道书》，对《西游记》“幻中有真”的论述也并不多见。

张书绅则从多个方面，揭示了《西游记》的“幻中有真”、“幻中寓真”的特点。如第十回回前总批说：

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张书绅评本《西游记》

龙王之犯天条，秦王之游地府，皆非人世之事。魏征以人臣而上奉天命，下通冥吏，极其幻渺。读之入情入理，如闻如见，不啻出诸信史，真乃妙想天地外，下笔鬼神惊！

这里的“入情入理，如闻如见”，正是揭示了《西游记》的人情物理之真。

同时，张书绅还揭示了《西游记》塑造人物之真。如第二十三回写观音菩萨等变成母女四口，试探唐僧师徒取经的决心。别人都经受住了考验，唯有猪八戒想要留下招亲，却又扭扭捏捏，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张书绅在此处批语说：

不是写出个猪八戒，竟是画出个猪八戒；亦不是画出个猪八戒，竟是现出个猪八戒也。

第二十五回又有评语说：

八戒有八戒的声口，行者又有行者的身分。摩神写意，无不精妙。

第五十九回写孙悟空前来借芭蕉扇，铁扇公主指责孙悟空“坑陷我子”。张书绅在此处夹批说：

黄山书社版张书绅评本《西游记》

家庭惹气，虽起于妇女，大抵多为孩儿。曲尽人情，写出世态。

婉然妇女情性，母子声口。妙笔传神，恍见其气噎声阻之态。

此外，又有“趣而且妙，酷似八戒”“嘴脸声势，八戒婉然”（第二十五回夹批）等批语。这些都是说《西游记》塑造人物时，人物的语言、行为符合人物的性格，能通过细节描写凸现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符合艺术的真实。

张书绅的有些评语，还指出了《西游记》叙述和描写之真。

如第十一回回前评说：“把一座阴曹地府，写得肃静森严，历历如绘，读之令人失色。不是秦王游地府，竟是开了鬼门关，令读者看地府也。千奇百怪，如见如闻，真千古之写生，非寻常笔墨所可得而梦见也。”这里主要说的便是《西游记》的描写之真。

再如第十一回写唐太宗游地府，一些饿鬼挡道。崔判官告诉唐太宗，需要给这些饿鬼一些钱钞，才能过去。唐太宗苦于没有带钱，于是崔判官便告诉唐太宗，有一个人在阴间存有十三库金银，可以向他借钱。这个人便是“河南开封府人氏，姓相名良”。张书绅在这里夹批说：“此是个庶人，有名有姓，的的奇文；有方有向，的的奇事。”

又如《西游记》第十二回写到唐僧于“贞观十三年，岁次己巳，九月甲戌初三日，癸卯良辰”，在京城举办水陆大会，张书绅便在此处夹批说：“虚事实写，使人不疑，此所以为奇书也。”

第十三回写到唐僧“自贞观十三年九月望日前三日”，从长安出发前去取经，张书绅又在此处夹批曰：“一路编年纪月从此始。有年有月，的的奇文；有起有落，的的奇事。”这些，都是说《西游记》的叙述之真。

《西游记大系》

其四，张书绅在评点形式上也有所创新。

新说本的评点文字，可以说是众体皆备。在全书卷首，即有自序、总评、目录注、总论、目录赋等形式；在每回的回前和回末，又有回前总评和回末总评。在文字中间，又有夹批。可以说除了眉批和后跋之外，古代小说的各种批点形式在《新说西游记》中全都具备。其中目录注和目录赋，还是张书绅的独创。

此外，作者还创造性地运用诗词歌赋等韵文形式来评点小说。据笔者统计，在张书绅的评点文字中，诗词曲赋多达十余首（篇）。

如第七十七回回后诗曰：“奇书妙法古今稀，发尽乾坤造化机。非止文章称独步，经书亦赖有维持。”再如第五回夹批说：

莫不是醉将军解甲封侯？莫不是诈风魔孙膑逃走？莫不是问洗马逞旧风流？莫不是润笔毫草圣三斗？莫不是刘伶戒酒？莫不是高阳酒友？却原来是餍东郭天官盗酒。好似个醉螃蟹手足乱爬，从今不识朝天路。

山西人民出版社版张书绅评本《西游记》

这显然是一首曲。至于赋和偈的形式，在评点文字中也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后来的清抄本《西游记记》大量地利用诗词曲赋评点小说，便是对《新说西游记》这种评点形式的继承和发展。

以上，我们对《西游记》的评点进行了系统论述，但其中挂一漏万、荒谬不经之处良多，期望时贤后哲批评指正。

曹炳建

2019年1月30日撰于古汴心远斋

2021年3月3日修改于加拿大康迪亚克

注释：

[1] 徐朔方《评〈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载《文学遗产》1993年第6期。

[2]《乾隆汾州府志》卷十九，载《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27），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84页。

[3]光绪《汾阳县志》卷七，载《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26），第194-195页。

[4] 胡适《〈西游记〉考证》，载《名家解读〈西游记〉》，第33-34页。

[5] 彭力一：《〈西游记〉的理趣》，载《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86-101页。

[6] 黄晖：《论衡校释》卷八，中华书局，2018年，第444页。

[7] [前秦]王嘉等撰：《拾遗记（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页。

[8] [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第967页。

[9] [明]张誉：《北宋三遂平妖传序》，载《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1983年，第289页。

[10]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序》，载《二刻拍案惊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