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二十三岁，在供销社粮店做营业员，端着铁饭碗，日子清闲得发慌，当电厂招工的消息像一阵风吹进小城，说是正式工、包分配、工资高，我一听就坐不住了。

母亲急得哭，骂我“作死”，可我还是偷偷报了名，考了试过了体检，硬是把粮店的工作辞了。

辞职那天，母亲没跟我说话，整整三天，她坐在堂屋的藤椅上，一针一线纳鞋底，纳得极慢，像要把对我的恨都缝进去，我提着行李去电厂报到，她也没出来送，只在门缝里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两百块钱和几件换洗衣裳，还有一张她攒了半年的全国粮票，那两百块，在1985年是个天文数字，我攥在手里烫得慌。

电厂在郊区，离家三十多里地，厂房高大，烟囱冲天，机器声像打雷，我被分到锅炉分场，当运行值班员，三班倒，头一个月，我差点被吓退，半夜两点爬起来，锅炉房里四五十度的高温，煤灰呛得人睁不开眼，蒸汽管道嘶嘶叫，像随时要炸。

我一个女孩子，头发短得像男娃，脸上永远一层黑灰，工友们都叫我“小煤黑”，最要命的是倒班，生物钟彻底乱了，白天睡不着，晚上熬不住，回家一趟得坐一个多小时绿皮公交，晕车晕得吐黄胆水。

母亲第一次来看我，是我上班第四个月，她提着一篮子鸡蛋，站在厂门口不肯进来，我跑出去接，她盯着我看了半天，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你看看你晒得，像非洲来的……”我当时还硬气，说：“妈，你看我工资条，九十八块！粮店才四十二！”她没吭声，只把鸡蛋塞给我，转身就走，公交车开远了，我才发现她把身上仅有的五块钱也塞进了篮子底。

真正让我后悔的，是1986年冬天，那天夜班，四号锅炉突发泄漏，高温高压蒸汽喷出来，值班班长当场被烫脱了一层皮，我冲进去关阀门，手套瞬间烧穿，手掌烫出十几個大泡，钻心疼，我被抬进医务室包扎，领导来看我，说：“小姑娘，你命大，差半分钟就没命了。”那一夜我哭得像个孩子，第一次想家，想粮店那把小藤椅，想母亲做的红烧肉。

可命运这东西，最不讲道理的是，它偏偏在你想退缩的时候，又给你希望，1987年厂里选派青年骨干去省电力技校脱产学习两年，我考了第一，母亲知道后，第一次没骂我，她托人捎信来，只写了八个字：“去吧，别给我丢人。”我去技校那年，她把家里唯一的值钱东西，一台熊猫牌收音机卖了，给我凑学费。

技校两年，我像换了个人，学热能动力、学自动控制、学金工实习，成绩一直拔尖，1989年毕业，我被分到总厂技术科，成了最年轻的助理工程师，工资一下跳到一百八十多，厂里还分了三十平米的宿舍。

第一次领工资，我买了件呢子大衣，坐公交车回家，母亲在门口等我，看见我穿得人模人样，眼眶红了，却笑着说：“我闺女，终于像个城里人了。”

后来我结婚、生子，90年代厂里改制，我又赶上分流，一咬牙下海，和丈夫一起办了个小型电气设备厂，从十几个工人干到三百多号人，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差点倒闭，是当年在电厂学来的那点技术底子救了命，我们改行做节能改造，一路做到上市。

母亲活到九十二岁，走的前一年，我带她坐高铁去北京看病，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逝的高楼，忽然说：“当年要不是你不听话，咱家哪有今天？”我握着她干枯的手，眼泪止不住往下掉，她拍拍我：“别哭，妈这辈子，最值的事，就是没拦住你。”

如今我五十多岁了，偶尔路过那座老电厂，烟囱早拆了，厂房改成了创意园，可我每次经过，都会想起1985年的那个夏天，想起母亲在门缝里塞给我的那个布包，想起那句“我不后悔”。命运这东西，说起来玄乎，其实就是那一刻的倔强，硬生生把一条死水一样的人生，撕开了一道口子，让光照进来。

而那道光，照到今天，都没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