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决定瞒着老公卖掉那套市中心的老房子之后，日子就过得提心吊胆，每天都像在走钢丝一样。
我咬牙用卖房的钱，偷偷囤下了整整8000瓶95年的飞天茅台，藏在郊区一个废弃的地下室里，谁也不告诉。
老公发现后气得差点离婚，亲戚邻居都骂我疯了，说我败家子把家底败光了，肯定要睡大街。
20年里，我们一家三口挤在破平房里，吃尽苦头，下岗失业，孩子上学都凑不起钱，我咬牙坚持等着那一天。
终于在二零一二年，我带着一瓶酒去市区最牛的酒馆估价，老板盯着瓶子看了半天，眼睛都直了。
他深吸一口气，对我说：“女士，这酒的真实价值，能让你疯狂。”
01
“王晓兰，你这是要疯啊？！卖房？你居然敢把我们婚后攒下的那套江北区老小区房子给卖掉！”
一九九五年，我老公李建明的怒吼声差点把我们家那栋有点年头的砖混小楼的窗户玻璃都给震碎了。
他瞪着血红的眼睛，像一头被惹毛了的狮子，胸口上下起伏得厉害，那根指向我的手指因为气愤而抖个不停。
我坐在他对面的旧藤椅上，手里紧紧捏着一张我已经偷偷签了名的房产买卖合同。
窗外面，初夏的暖风吹进来，带着街边柳树的新绿味道，可我却觉得全身凉飕飕的，像掉进了冰窟窿。
“建明，你先冷静下来，听我好好跟你说说。”我的声音虽然小，但带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坚决。
“冷静？还有啥好说的！”他猛地夺过我手里的合同，刷刷几下就撕成了碎片，那些纸片像白色的蝴蝶一样飘落到我的鞋子上，“这房子是我们俩结婚时候，爸妈东拼西凑才买下来的，是我们在这个省城扎根的唯一地方！你卖了它，我们一家子去哪儿住？露宿街头吗？你让左邻右舍怎么议论我们？说李建明没出息，连房子都保不住，老婆要卖房过日子了？”
他一口气扔出这么多问题，每一句都像重锤砸在我的心窝上，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知道他讲的都有道理，在这个讲究安居乐业的年代，卖房子就等于自毁前程，肯定会被人背后指指点点。
可是，我的脑子里却总是回荡着上周在省政府招待所兼职擦桌子时，偶然偷听到的那番谈话。
那天，我端着抹布去给一个标着“高层会议”的会议室收拾残局。
门没关严，我刚想敲门，就听见里面一个低沉而有权威的声音在说：“老张，这次你回我们省里，记得多带几箱正宗的‘玻璃盖’贵酒回去。”
“记住，就要九五年的那种，现在看着普通，以后可是稀缺货，值大钱了，普通人有钱都买不到！”
另一个声音马上附和：“领导就是有远见！我们这些小人物哪懂这些啊。不过，这酒真能值那么多钱吗？”
“当然。”那个权威声音带着肯定的语气，“我告诉你，藏好它，十五年、二十五年后，你们后悔没多存点。这不是普通的酒，这是咱们国家的骄傲，将来是真正的投资品！”
我当时抱着抹布桶站在门口，全身血液好像都停住了。
那个声音，我在省台新闻里听过好多次，是一个来我们省调研的中央领导。
他的话，对我这样一个在国有棉纺厂上班、每月只拿一百来块死工资的普通女职工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启发。
棉纺厂的生意越来越差，已经好几个月只发基本工资了。
李建明在汽车修理厂干活，情况也差不多。
我们俩的收入加起来，刚够养活一家三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每天都得精打细算。
闺女小薇马上要上幼儿园了，到处都需要钱花。
我看着家里那台老掉牙的黑白电视机，又想想隔壁人家新买的进口彩电，心里满是担心未来的日子。
我不想一辈子就这样凑合着过，不想小薇长大后也跟着我们受穷。
领导的话，像一颗火种，在我心里熊熊烧起来。
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就冒出来了——冒险试一试！
我私下里去问了价，九五年的玻璃盖贵酒，因为产量多，需求还没爆，出厂价只要六十多块一瓶。
市里的酒类批发市场仓库里堆得满满的，正发愁卖不出去。
而我们这套在江北区中心的老房子，虽然旧了点，但位置好，能卖四万五千多块。
四万五千块，在一九九五年，对我们这种工薪家庭来说，简直是巨款。
用这钱，能买下八千多瓶贵酒。
这个念头一出，我自己都吓坏了。
但我左思右想，越觉得这是翻身的机会。
棉纺厂的裁员传闻越来越凶，也许不久我就失业了。
与其等着饿肚子，不如搏一把！
于是，我背着李建明，找了房产中介，联系了买主。
直到今天，买主带着现金来签字，我才不得不跟他挑明。
看着地上的纸屑和气得发抖的老公，我深呼吸一口，站起来直视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建明，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但你得相信我，我这么做是为了咱们这个家，为了小薇有个好前程。我们不会流落街头，我已经看好了城郊的一套小院子，虽然简陋点，但够住。这卖房的钱，我有大计划。”
“大计划？你能有啥计划？王晓兰，我怎么以前没看出来你这么爱瞎折腾！你是不是听信了街上那些推销假货的谎话？钱老实存信用社，比啥都靠谱！”李建明根本不听劝，对我满是怀疑。
我不能把领导的话直接说出来，那种高层的事，离我们太远，说了李建明只会笑我白日做梦，还可能惹麻烦。
我只能用自己的话来哄他。
“建明，你看看咱们现在的日子，小薇想买个新书包，我们都得犹豫好几天。厂里行情差，说不定明年我们俩都得回家吃闲饭，到时咋办？我们不能干等着！我有个老同学，在酒类批发市场做事，他们那儿现在有一大批贵酒急需清仓，价格超级低。我盘算过了，卖房买酒囤起来，几年后价格肯定翻倍。这比银行利息高多了！”我编了个半真半假的故事。
“囤酒？你这想法更离谱了！酒能当饭吃啊？价格涨？谁跟你说的？你那老同学？她要真有门路，怎么自己不买？王晓兰，你是不是天天看那些致富故事看魔怔了！”李建明的脸上满是嘲笑和不屑。
我的心疼得像被刀割。
我们结婚六年，他一直觉得我一个女人家，没啥大主意，家里的事从来不让我插手。
我每次提意见，他都当耳边风。
这种不被当回事的感觉，比没钱还难受。
“我没魔怔。”我的语气冷了下来，“李建明，这事我下定决心了。合同我签了，你撕了也没用，后天我就去办手续。你要觉得我在乱来，那咱们就去民政局离婚。房子钱分你一半，你过你的日子，我带孩子自己闯。”
“离婚”俩字一出口，李建明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没想到，平时逆来顺受的我，会这么硬气。
他的脸从红变白，又从白变紫，嘴巴张了张，好半天没说出话。
“你……你为了那些酒，要跟我散伙？”他瞪大眼睛看着我。
“不是为了酒，是为了不甘心一辈子穷。”我盯着他，眼里酸酸的，但硬是不掉泪，“我不想咱们就这样窝窝囊囊过下去。李建明，你就当我赌一把，行不？赢了，全家享福。输了，我自己扛，不拖累你和小薇。”
说完，我扭头进屋，砰地关上门。
我靠在门上，慢慢滑坐到地上，终于忍不住捂着嘴哭出声。
我知道，从决定卖房那天起，我的人生就变了道。
这条路，注定孤独又艰难，我得一个人扛很久。
在卖房前的那些夜晚，我常常失眠，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反复算着买酒的成本和可能的回报，甚至还偷偷跑到批发市场外面，隔着铁栅栏看那些成箱的贵酒，想象着它们将来变成金山银山的样子，让我下定决心。
卖房那天早上，李建明去厂里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家接待买主，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他一边验房一边压价，我咬牙坚持底线，终于签了字，买主走后，我躲在卫生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眼睛肿得像核桃。
争吵升级时，李建明不只撕合同，还一脚踢翻了客厅的茶几，热水泼了一地烫伤了我的脚踝，我忍痛捡起碎片时，手指被划破，血珠滴在合同残片上，仿佛预示着家庭的伤口。
为了说服他，我不止编故事，还拿出了藏在抽屉里的市场小报，上面有酒价上涨的零星新闻，他看了一眼就扔一边，但我心里更坚定，因为我记得领导的眼神是那么笃定。
冷战刚开始的那晚，我试着炒了他爱吃的辣子鸡丁，想缓和气氛，他却直接倒进垃圾桶，汤汁溅到墙上，留下难看的痕迹，从那天起，家里像埋了冰块。
02
我和李建明的僵持足足拖了十来天。
家里氛围沉闷得像暴雨前的乌云，每呼吸一口空气都觉得胸口堵得慌。
李建明不再冲我大喊大叫，转而用更狠的冷漠来惩罚我。
他把我当成空气，早出晚归，回家就埋头吃饭，一句话都不说。
我们唯一的互动，就是他吃饭时筷子敲碗的叮当声，在安静的屋子里听起来特别刺耳。
六岁的小薇好像也感觉到不对劲，变得胆小起来，不敢大声玩耍。
好几次，我看见她躲在厨房门口，用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偷偷看我们，看得我心疼得像被猫抓。
双方老人很快就闻讯赶来。
那天傍晚，两家老头老太太挤在我们的小客厅里，空气紧张得像拉满的弓弦。
我爸，一个退休的公交司机，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指着我鼻子骂：“晓兰啊晓兰，你这是糊涂油蒙了心！好端端的家不守着，去干这种冒险事？房子是根本，你拔了根，让我们老王家怎么抬头做人？”
婆婆在一旁抹着眼泪，拽着李建明的胳膊哭：“建明，我苦命的儿子，你怎么找了这么个不靠谱的媳妇！这家还怎么过下去！传出去，我们老李家祖宗的脸都让你媳妇丢光了！”
李建明低头猛抽闷烟，烟雾笼罩着他的脸，像一层厚厚的墙，把我和他说隔开。
面对亲人们的责怪，我有口难辩。
我总不能说我是听了一个大领导的私话才决定的吧，他们只会觉得我精神出问题了。
我只能反复强调：“爸，妈，你们信我一次，我不是在瞎闹。现在厂子难以为继，我们得为明天打算。囤酒有风险，但也是条出路。”
“出路？我看是死路！”公公重重一掌拍在桌子上，茶碗都弹起来了，“我们没文化，但知道一步一个脚印过日子！你这投机想法，要不得！建明，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就由着她胡闹？”
所有矛头，最后都指向李建明。
他掐灭烟头，抬头用布满红血丝的眼睛瞪我，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王晓兰，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房子，你到底卖不卖？”
我看着他，也看着周围一张张愤怒或伤心的脸，知道今天要是退缩，我就成家里千古罪人了。
但要是退让，那个能改变命运的机遇，就永远溜走了。
我的心在流血，但我还是慢慢点点头，清清楚楚地说：“卖。”
就这一个字，像炸弹爆炸，彻底炸毁了我们最后的夫妻情分。
李建明猛地站起来，指着大门吼：“行！行！行！王晓兰，你牛！这日子过不下去了！离婚！明儿就去办！你爱你的酒就抱着过吧，我李建明眼瞎，娶了你这个疯婆子！”
那天夜里，李建明摔门走了，一宿没回。
我知道，他是去婆婆家躲了。
我独自坐在客厅，直到东方发白。
我没掉泪，因为泪早就哭干了。
只觉得一股从未有过的孤单，像海浪把我吞没。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次日，我扛着所有压力，和买主去了房产局，办好了手续。
四万八千块钱，一摞摞崭新的钞票，沉沉地塞在我的帆布包里。
这钱，是我用婚姻、家庭和脸面换来的。
拿到钱后，我马上去市酒类批发市场。
销售主管刘经理是个五十出头的胖男人，看我一个女人要大批进货，眼睛瞪得老大。
“妹子，你真要八千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一遍遍确认。
“我确定。”我把包放在桌上，拉开链，露出里面的钱，“刘经理，全现金，但我要个条件。”
“啥条件？”见到钱，刘经理眼睛亮了。
“价格再便宜点，另外，你们帮我用篷布车分批送到我指定的地方，还得帮我保密。”我盯着他，真诚地说。
也许看我一个女同志不容易，或许他们真想快点清仓，刘经理想了想，点头答应了。
他不只给了额外折扣，还亲自安排卡车，夜里偷偷运到我租在城郊的一个旧地下室。
那地下室阴冷潮湿，但隐秘又结实。
接下来几天，我像做贼一样，心惊肉跳。
当最后一批酒到位，我看着地下室里堆成墙的木箱，每箱十瓶蓝白标签的贵酒，我的心才稍稍落地。
八千瓶，整整八千瓶。
它们安静地待在那里，像等待命令的宝藏，守护着我的梦想。
它们是我全部的赌注，也是我这些年所有痛苦的源头。
酒的事搞定后，我用剩的钱在城郊租了个四十平米的平房。
房子破败不堪，墙上霉斑点点，只有一盏昏暗的灯泡。
我把家当搬过去，然后去婆婆家接李建明和小薇。
开门的是婆婆，她一见我，就甩过来一张纸，刻薄地说：“王晓兰，你还敢来？建明说了，这是离婚书，他签了，你签了就滚，我们老李家跟你没瓜葛！”
我捡起纸，“离婚协议”几个字扎得我眼疼。
李建明，真要跟我散。
我的心，瞬间凉透。
但就在我拿起笔时，里屋传来小薇的哭喊。
她边哭边叫：“我不要爸妈分开，我要妈妈，我要回家……”
孩子的哭声像箭，射穿我的心。
我扔笔冲进去，抱紧闺女。
小薇瘦了不少，脸上脏兮兮的，哭得抽抽搭搭，死死抱我脖子，像抓住救命稻草。
看着她泪糊糊的小脸，我的所有怨气都变成力量。
不能离！
离了，小薇就没完整家了。
为了孩子，这家我得守住。
我抱着小薇出去，把协议撕碎，对愣住的婆婆说：“妈，这婚我不离。建明不回家，我就天天抱着小薇在你们门口坐着等。”
我的死缠烂打，终于让李家让步。
李建明虽一千个不乐意，但为了闺女，还是跟我回了那破平房。
家是团圆了，但心，却裂得更大。
从搬家那天起，整整20年，李建明再没给我好脸色。
我们成了同住一个屋檐下，最陌生的夫妻。
而那藏着八千瓶贵酒的地下室，成了我心里最重、最隐秘的宝贝。
冷战那些天，我每天给小薇扎小辫，偷偷给她买糖葫芦吃，小薇虽小，但会偷偷亲我脸，说妈妈最好了，这成了我撑下去的动力。
老人聚会时，婆婆不止哭，还翻出旧相册，对比婚房和现在破屋，公公拍桌子时震掉墙上的全家福，我捡起时手抖得厉害。
过户那天刮大风，我打着伞去局里，风把伞吹翻，雨水打湿合同，我路上碰到老同事，她阴阳怪气说“卖房买酒的傻大姐”，我低头跑开。
买酒时，刘经理先不信我有钱，我拿出半包现金，他才认真，还多送了些包装箱；运酒那几晚，我扮成送货员，亲自跟车，躲避巡夜的保安，心跳得像擂鼓。
接小薇时，她在婆婆家不肯吃饭的样子让我泪崩，那晚在平房，我用剩米熬稀饭，全家坐一起却死寂，李建明出门后，我抱着小薇在漏雨的屋顶下讲故事哄睡，雨声混着她的鼾声，强化了家在却不暖的凄凉。
03
时间像一把钝刀子，慢慢磨平了当初那些激烈的争吵，却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挖出了一道越来越深的沟壑，让人看不到底。
20年的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足够让一个婴儿长成大人，也足够把曾经热烈的夫妻感情磨成一潭死水，没有一丝波澜。
我们搬到城郊之后，生活质量一下子跌到了谷底，每天都过得紧巴巴的，充满了无奈和叹息。
那间平房冬天冷得像冰窖，风从门窗缝隙钻进来，冻得人直打哆嗦；夏天又热得像蒸笼，蚊虫成群，嗡嗡叫个不停，让人睡不着觉。
周围的邻居大多是本地农民或者外来务工的人，他们看我们一家三口的眼神总是带着点好奇，还有一点藏不住的轻视和嘲笑。
没多久，我卖掉房子去囤酒、把好日子过成穷酸样的故事，就传遍了整个小村子，成为大家闲聊时的笑料。
我成了那些大妈大婶们教育孩子的反面例子，她们总爱说：“看王晓兰，以前在城里上班多体面，现在卖房买酒，穷得揭不开锅了。”
“就是啊，她老公天天黑着脸，这日子过得叫什么啊，活该受罪。”
这些闲言碎语像无数根细针，不时扎进我的心里，让我越来越不敢出门，不敢和别人多说一句话。
我整个人变得沉默寡言，自卑到尘埃里，每天只想着怎么多挣点钱养家糊口。
李建明把家里所有不如意的事，都一股脑儿怪到我的头上，仿佛一切苦日子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他虽然不再动手打我或者大声骂我，但那种精神上的冷暴力，比打骂还要让人难受十倍百倍。
他从来不直接叫我的名字，总是一声“喂”或者干脆不理人，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影子。
他跟我说话从来不多余一句，除非是必须的，比如提醒“房租该交了”或者“小薇的学校要开会了”。
他从来不吃我做的饭菜，下班回家就自己下面条，吃完把碗筷重重一摔，然后锁上门躲进他的小隔间里不出来。
最让我心痛的，还是他对待小薇的态度，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孩子面前说我的不是。
他会当着小薇的面叹气说：“小薇，你可千万别学你妈的那种异想天开，人活着就得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才靠谱。”
“你看看邻居家孩子，住着新楼房，穿着漂亮衣服，吃着好吃的零食，都是因为爸妈会过日子，不像咱们家。”
小薇就是在这种充满负面能量的环境里，一天天慢慢长大的，她变得越来越懂事，也越来越敏感。
她既爱我这个妈妈，又爱她爸爸，所以总是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小心翼翼地当和事佬，试图让家里和平一点。
可是一个小孩子又能有多大的力气呢，她那点努力常常像杯水车薪，改变不了什么。
很多个晚上，我偷偷看到她一个人坐在门口的石阶上，低头发呆，那小小的背影看起来那么孤单无助，让我的心都碎了。
在二零零零年的时候，一场经济危机席卷全国，我们所在的工厂也倒闭了，没有一点缓冲。
我和李建明在同一个月里，双双失去了工作，成为了社会上第一批下岗的失业大军。
我们就这样被时代的大潮甩到了一边，日子一下子变得更加黑暗和无望。
那段时间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连每个月五十块钱的房租都成了天大的负担。
我放下所有的脸面和自尊，去饭店刷盘子洗碗，去建筑工地搬砖挑沙，甚至去街头捡废品卖钱。
只要是能挣钱的活儿，不管多脏多累多丢人，我都咬牙去干，从来不挑三拣四。
李建明作为一个大男人，拉不下那个脸面来做那些低贱的工作，他只能在家窝着。
他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抽闷烟，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发火砸东西。
有好几次，我半夜回家，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黑暗中偷偷抹眼泪，那样子让我心酸又无奈。
我知道，生活的重压已经快要把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男人彻底压垮了，让他喘不过气来。
有一天深夜，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竟然发现李建明居然在客厅等着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睡了。
桌子上摆着他自己炒的一盘花生米，还有一瓶最便宜的散装白酒，看起来他已经喝了不少。
“坐下吧。”他指了指对面的小凳子，声音听起来沙哑而又疲惫，带着一丝罕见的柔软。
我心里有点惊讶，但还是默默地坐了下来，没有多问一句。
他给我倒了一小杯酒，自己也满上，然后一口干掉，辣得他咳嗽了好几声。
“晓兰，”他放下酒杯，眼睛红红地看着我，“咱们……能不能把那些酒卖掉啊，我知道你一直藏着它们。”
我的心猛地一沉，手不由自主地握紧了酒杯，感觉事情要到关键时刻了。
他像是下了很大决心，继续开口说：“我知道那些酒是你最后的希望和指望，可现在咱们真的快撑不住了。”
“小薇下学期的书本费还没着落，房东又天天上门催租，咱们不能为了一个遥远的梦就把眼前的日子过不下去啊。”
“卖了吧，就算价格不高，至少能换点钱来应急，让咱们全家喘口气，不至于饿肚子。”
他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恳求，甚至有一丝卑微，这是20年来他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我看着他两鬓斑白的头发，看着他被生活折磨得弯曲的脊背，心里一下子就软了。
这些年，他虽然对我冷言冷语，但作为一个父亲和男人，他也默默承担了很多家庭的责任。
是我当初的决定，把整个家拖进了这个泥潭，让他跟着我一起吃苦受罪。
那天晚上，我的心动摇了，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坚持是不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什么投资珍品，什么未来增值，也许一切都只是我一个人的白日梦罢了。
为了这个虚无缥缈的梦想，我牺牲了家庭的和睦，牺牲了自己的尊严，还连累了最亲的人。
“好吧。”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微微颤抖，“明天我就去城里问问价格，看看能卖多少。”
李建明的眼睛里瞬间亮起了一丝希望的光芒，他看起来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他激动地伸出手抓住我的手，这是20年来他第一次主动碰我，让我感觉有点不真实。
他的手掌粗糙满是老茧，但却带着久违的温暖，让我鼻子一酸。
“晓兰，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他喃喃自语，眼眶湿润了，看起来快要哭出来。
那一刻，我甚至觉得，如果能用那些酒换回我们曾经的感情，换回一个温暖的家，哪怕亏本卖掉也值得。
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让所有希望瞬间破灭。
第二天一大早，我偷偷从地下室拿出一瓶酒，背着包跑遍了城里大大小小的旧酒回收店和烟酒店。
得到的答复却像一盆盆冰冷的水，从头到脚浇灭了我的所有幻想。
“大姐，你这酒年份太短了，现在市场上一抓一大把，根本不值什么钱。”
“九五年的贵酒？到处都是，一百五十块一瓶，这是最高价了，再多一分都没有。”
“我们店不收这种酒，没什么销路，你还是自己留着慢慢喝吧，当饮料解渴。”
一百五十块，这就是他们给出的最高回收价格，让我听着都觉得可笑。
八千瓶酒算下来，也就一百多万块钱，听起来好像不少，但跟这20年付出的代价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更何况，如果我大批量出手，价格肯定会被压得更低，甚至没人敢一次性收这么多。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建明，没有隐瞒一丝一毫。
他眼睛里的那点希望之光瞬间就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绝望和自嘲。
“一千五……呵呵，一千五一瓶……”他惨笑了几声，突然猛地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李建明，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啊！”
“你老婆是个疯子，你就是个跟着疯子一起做白日梦的傻子，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
从那天之后，他彻底崩溃了，整个人像丢了魂魄一样，失去了所有的斗志。
他开始拼命酗酒，每天都喝得烂醉如泥，醉了就骂我是个扫把星，毁了他大好的人生。
家里的气氛比以前更加阴沉压抑，让人喘不过气来，每一天都像在煎熬中度过。
而我，则再次把那个深藏心底的秘密，连同所有的希望和委屈，一起牢牢锁进了心里。
我不再奢望那些酒能马上改变我们的命运，我只告诉自己，要继续等下去，耐心等待时机。
领导当年说过的话是十五年或者二十五年，现在才过去这么点时间，还远远不到收获的时候。
我就像一个在漆黑隧道里独自前行的旅人，看不到一丝光亮，也看不到尽头的影子。
唯一的支撑，就是坚信隧道的那一头，一定会有耀眼的阳光在等着我。
为了这个信念，我咬紧牙关，继续在这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一个人默默前行，从不放弃。
在城郊的那些平凡日子里，我曾经尝试在后院的小空地上种一些白菜和萝卜，来补贴家用节省开支。
但是土壤太贫瘠，总是长不好收成差，邻居们看到就嘲笑我，我表面上笑着应付，晚上却偷偷去浇水施肥，象征着我的不屈精神。
李建明在冷暴力方面越来越过分，他故意在小薇面前炫耀老同事的新摩托车，让孩子羡慕不已。
而我则偷偷教小薇背唐诗宋词，母女俩在月光下分享对未来大城市生活的憧憬，温暖了彼此的心。
小薇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家长会李建明不去，我穿着满是补丁的旧衣服去学校，被老师误认为是清洁工阿姨。
我强颜欢笑地为女儿领了奖状，回家后躲在被子里哭了一整夜，但第二天还是早起做早餐。
失业之后，我同时打好几份零工，早上去刷碗，中午去纳鞋底，晚上织毛衣卖给街坊。
李建明拉不下脸的时候，我偷偷把织好的毛衣拿到集市上卖，换来的钱悄悄塞进他的口袋。
有一次他醉酒倒在巷子口，我冒着大雨背他回家，两人全身湿透，他醉醺醺地说了句对不起，我假装没听见但心里暖了一下。
求我卖酒的那天晚上，他不止炒花生米，还回忆了我们婚前在江边散步的甜蜜时光，我差点就把真相全说出来但最终咽了回去。
估价失败之后，他砸碎了家里的旧镜子，我捡起碎片时看到自己苍老的脸庞，这让我更加坚定了等待的决心。
从那以后，我开始每隔三个月就偷偷去地下室检查一次酒的状态，小心擦拭箱子上的灰尘，就像在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04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之间就到了二零一六年，时间真是无情的东西，让人措手不及。
20年的沧桑变化，足够让黑头发变成白头发，也足够让一个小丫头长成亭亭玉立的年轻姑娘。
我们的女儿李薇，出落得聪明伶俐又漂亮动人，她成了这个灰暗家庭里唯一的一缕亮光和希望。
她特别争气，从小学习成绩就名列前茅，终于不负众望地考上了上海的一所顶尖大学，让我们做父母的骄傲。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小薇抱着我哭得像个泪人一样，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襟。
我知道，这些年她在咱们这个不正常的家庭环境中，承受了多么大的心理压力和委屈。
她那么拼命读书，就是为了早点离开这个让她觉得窒息的地方，去外面的世界闯荡。
我为她感到无比自豪，但紧接着而来的却是巨大的经济负担，让人喘不过气。
大学四年的学费、生活费，加上在上海的各种开销，对我们这个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的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我和李建明把家里所有能翻的角落都翻遍了，东拼西凑也才凑了不到八千块钱，连第一个学期的学费都差得远。
李建明愁得一夜之间头发白了好多，他看起来苍老了十岁一样。
他放下所有的男人尊严，去求亲戚朋友借钱，可那些年我们落魄的时候，他们早就躲得远远的，现在哪会伸出援手。
他跑了一整天腿都软了，一分钱没借到，反而被一些人白眼和冷嘲热讽气了个半死。